王银梅:中国社会化小农与农村土地流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8 次 更新时间:2012-06-14 10:43

进入专题: 社会化小农   农地流转   农村社会保障  

王银梅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就其实质而言仍属于小农,但属于高度社会化的小农,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其行为动机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小农的理性行为是选择低风险的、短期的、较低的但稳定的收入,而放弃高风险的、长期的、较高收入;选择亦工亦农,而不选择以纯非农产业收入作为家庭的持久收入。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将土地作为家庭的最后保障线,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缓解农民货币支出压力、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关键词:土地流转;社会化小农;农村社会保障

目前,中国的农民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不仅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过小而且分割细碎,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因而现今中国的很多乡村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绝大多数农民仍属于小农,但属于高度社会化小农。因此,可以运用社会化小农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来分析中国现行小农的行为与动机,进而剖析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深层次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

一、小农理论的演变

(一)经典小农理论

目前,根据小农行为和动机分类可将小农理论划分为四大经典学派,即马克思小农学派、恰亚诺夫学派、舒尔茨小农学派和黄宗智小农学派。四学派都以小农为研究对象,但是它们研究的具体对象、侧重点、前提条件、假设和结论等都有所不同,对小农改造的途径也不相同。马克思的小农处于封建压迫之下,技术落后、生活困苦,其目标是争取

生存和减轻剥削,行为与动机是追求剥削最小化;恰亚诺夫的小农受生产力约束,大部分小农面临生存压力,追求生存第一、安全第一,其行为与动机是追求生存最大化;舒尔茨的小农处于现代小农时期,他们面临着经营压力,其行为与动机为利润最大化;对于商品化小农时期,黄宗智学派进行了理论梳理并建立了相应的解释框架,认为该时期小农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刨开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四大小农理论都有一根相同的主线,那就是小农是理性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约束条件下小农理性的具体体现是不同的,或者说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小农面临的压力不同,进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最终表现出来的理性行为也不同。

(二)社会化小农理论

徐勇、邓大才(2006)在深入研究四大经典小农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现行小农为研究对象,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不同于四大经典小农理论的社会化小农理论。社会化小农理论认为在商品化小农(黄宗智小农学派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化小农(舒尔茨小农学派的研究对象)之间还存在一个阶段的小农,那就是社会化小农,其行为动机和目标应该是货币收入最大化。社会化小农面临社会化过程中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面临高社会化水平的现金需求,其行为动机是货币收入最大化,小农一切行为与动机都围绕货币而展开,“货币伦理”是这一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

社会化小农理论以农村改革以后的中国小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与四大经典小农学派不同的分析框架,它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小农的基本动机和行为,为揭示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视角。

二、现时期中国农民处于社会化小农阶段

(一)社会化成为现时期中国小农主要经济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小农家庭经济的自给程度非常高,农户卷入社会和市场的程度不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农村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自给自足经济转向半自给经济甚至市场经济,社会化成为小农家庭的主要经济社会背景,中国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决策必须将社会化、市场化等外生变量内生化,充分考虑并通过社会化和市场化渠道统筹安排。

(二)现时期中国小农面临巨大货币支出压力

一方面,现时期中国小农面临巨大消费压力。当今的中国小农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时代,他们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还要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购买超出温饱的奢侈品,支付现金来获取各种服务,如医疗、教育乃至农业技术等。而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外购成为了中国小农消费的主要渠道,即中国小农现金支出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现时期中国小农收入增长空间非常有限。中国小农收入的构成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在农业收入中,由于中国耕地少,而且农业产出随着市场波动而波动,因此这一部分收入增长潜力非常有限。在非农业收入中又是以进城打工收入为主。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呈逐年增长趋势,所以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打工收入没有随着GDP增长而增长,农民打工收入基本维持不变,因此第二部分收入增长空间也有限。

(三)现时期中国小农理性行为体现出社会化小农特征

现时期中国小农理性目标是追求即期货币支出压力最小化和货币收入即期化,围绕这一目标的理性行为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选择短期较低收入而放弃长期较高利润以满足家庭即期货币需求。(2)放弃高风险、高报酬项目而选择低风险、低报酬项目以确保收入的稳定性。(3)不以纯非农业收入作为家庭的持久收入,选择亦工亦农作为家庭的持久收入,即在取得非农业收入的同时,并不放弃务农收入。

在社会分工发达,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当前中国小农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生存问题,而是高度社会化带来的即期货币支出压力问题。

三、中国社会化小农的理性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

农村土地流转是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由于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高度社会化又使小农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土地仍然是其生活、就业、养老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因此,目前中国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格局还远未形成,农村土地流转的资源配置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一)小农的理性导致土地流转供给不足

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普通农户是土地流转的主要供给方,对于供给方而言其收入主要包括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那么,对社会化理性小农而言,只有当转出土地而获取的租金与从事非农业而获取的预期收入之和能够满足维持一个家庭存续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且其预期收入具有稳定性时才会选择转出土地,形成土地供给。

1·对社会化小农转出土地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理论上小农进行转出土地的决策主要基于其对转出土地的预期收益与维持家庭存续支出需要的比较。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一个家庭的存续是靠持久收入来维持的,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对其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据此,小农转出土地的决策依据是转出土地后预期收入是持久的且转出收益大于成本。

首先我们来看转出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小农转出决策函数可用公式表示为①: D(R)= P[(I C)≥R ]。式中D(R)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函数, I为土地转出的预期收益,C为土地转出的预期成本,R为维持小农家庭存续必需的货币需求, (I C)为土地转出的预期净收益。一般而言,土地转出的预期收益I包括土地转租金和非农业收入;土地转让的预期成本C包括小农自己经营土地的期望收入即流转的机会成本及转让交易费用;R主要包括食物、衣物、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支出,即包括日常消费支出和一般的教育、医疗支出,不包括高等教育和大病医疗支出。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在现时期高度社会化大背景下维持一个家庭存续必要的货币需要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即不考虑R的变化。根据小农理论,小农会进行理性选择,即当(I C)≥R时,小农会选择转出土地的决策,反之则选择不转出。

再看预期收入的持久性估计。(1)非农业收入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目前,中国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主要来自手工揽活(如木工、油漆工等)、外出打工和饲养、加工等经营活动。从事手工揽活的农民一般以个人或自发组成的临时性团队进行接活加工,一般不进行市场宣传和市场信息的搜集,基本上属于被动经营,因此手工揽活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外出打工的农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不强,而且农村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所以农民外出打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稳定,因此打工收入也是不稳定的。受自然条件和动物流行疾病等风险的影响,饲养等形式也不能确保农民取得稳定的收入。总之,多种因素致使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其预期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2)土地转出租金收入具有有限性和短期性。从理论上看,如果土地流转行为不终止,租金收入应该是稳定的。但是依据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民是不能依靠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来维系其家庭存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土地流转面积小。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非常小,农民转出的土地面积很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和2004年的1·41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许多地方人均耕地面积少于1亩,有的甚至低于0·5亩。二是土地流转价格低。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并未遵从市场规则,一般是以口头协商的方式确定,其价格很低,有时出现零价格和负价格(因耕地荒芜政府要收荒芜费,将承包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让渡给他人不但不收费还倒给钱,以免耕地撂荒罚款和保留其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是流转行为具有短期性。由于目前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往往是一种不规范的短期行为,因此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实际上也不具有稳定性。通过分析可知转出土地后小农的预期收入不具有持久性。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分析,社会化小农对收入的理性预期会使他们作出保留耕地的家庭经济决策,从而最终导致土地流转供给不足。

2·对社会化小农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调研分析。笔者曾组织调研小组于2009年暑期对湖北省钟祥市200多农户就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实地调研,历时两个月。这次调研以问卷的形式进行,共发出问卷230份,收回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15份。钟祥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属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山地、平原、丘陵兼有,为农业大市。因此,本次调研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次问卷主要是调研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土地流转市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情况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关于转出土地意愿设计的主要问题有*: (1)如果非农业收入较高且比较稳定,您愿意转出土地吗 (2)如果土地流转市场比较完善且法制健全,土地流转比较容易进行,您愿意转出土地吗 (3)如果国家有完善的农村保障,比如养老、医疗、基本生活保障等,您愿意转出土地吗 对于问题(1)选择愿意、说不清楚、不愿意的比例分别为67%、14%、19%;问题(2)分别为20%、15%、65%;问题(3)的分别为71%、9%、20%。调研结果表明,非农业收入的高低和稳定性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对于农户转出土地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不大。但中国大多数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非农收入低且不稳定,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总之,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在中国现有经济社会环境下,社会化小农对是否转出土地的理性选择会导致土地流转供给不足。

(二)中国小农的理性同样造成土地流转需求不足

1·中国社会化小农土地流转需求的理论分析。从土地转入者的角度分析,在一般情况下,当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时土地转入行为就可能发生,从而产生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一是土地的转入方具有支付转入价格并将转入土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转化为货币价值的能力;二是土地转入者转入土地进行经营得到的回报超过他们从事其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与因获取土地而支付的租金之和,且超出部分(即纯收入)能够满足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货币支出。

(1)第一个条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土地转入者有货币支付能力。由于当前耕地的流转价格极低甚至出现负价格,因而不存在转入方货币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由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有限性,绝大多数家庭无法承担大面积土地转入所需的资金付出。而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及国家其他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有上升趋势,则土地转入者货币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其二是土地转入者将土地的使用价值和效用转为现实的货币收入的能力。这又包括转入者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条件,同时也与生产产品的社会需求和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联系。在当前情况下,受到农民家庭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条件的制约,绝大多数家庭不具备此能力。

(2)再看第二个条件。目前中国土地转入者经营收入不容乐观。一是农业特色产业少,带动力不强。从一些省份的情况看,许多地方由于缺乏效益明显、可持续性强的特色农业产业的有力支撑,农用地需求相对较少,还不具备土地大规模长期流转的条件。二是受土地流转供给的影响,许多转入者仍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且并未形成规模经营。三是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一些边远山村的农民因交通闭塞、道路不畅,致使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规模生产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

2·中国社会化小农土地转入需求的调研分析。在上述同一次调研中我们也对土地转入意愿进行了调查。土地转入意愿方面的主要问题有:(1)如果容易进行特色产业生产且产品销售渠道有保障,您愿意转入土地吗 (2)如果容易形成规模生产,农业收入稳定,您愿意转入土地吗 (3)如果农业基础设施完备,保障交通便利,您愿意转入土地吗 问题(1)选择愿意、不清楚、不愿意的比例分别为59%、20%、21%;问题(2)分别为63%、17%、20%;问题(3)分别为57%、19%、24%*。调研结果说明特色产业、规模经营、农村基础设施是影响农村土地转入的重要因素,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特色产业缺乏、规模经营效益不高、农村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换言之,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必然会阻碍理性社会化小农对土地转入的需求。

(三)小农理性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表现

1·农民流转土地积极性不高。虽然土地流转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地区均存在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但是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土地流转率一直很低。无论是各种形式的流转量还是所有形式的流转总量都不大。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土地流转异常活跃,流转规模比例也高于其他省份,但到2007年浙江省承包土地流转面积也只达到458·4万亩,仅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3·2%。而截至2007年底湖南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34·8万亩,仅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的8%。2006年四川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562万亩,约占全省承包土地面积的10%①。

2·土地流转效益低。农村流转面积中多是本村村民之间的零星流转,不能形成规模经营,流转效益并不高。据姜孝平等调查,截至2008年3月底,重庆市奉节县五马乡全乡农民之间零星土地流转面积6408亩,占全乡流转面积的95·17%,多数农户土地流转都是发生在父子、叔侄、亲戚及邻里之间②。又据辅黎萍调查,截至2007年12月底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土地流转中单体规模10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达0·74万亩,仅占总流转面积的35%。由于流转的土地以户与户之间短期互助性居多,主要用于种养业,附加值比较低,难以形成明显的流转效应。

3·土地流转随意性强,主要以口头协议为主,书面合同较少,双方的权责利没有明确的约定。有的即使形成了协议,但内容简单粗糙,合同标的、双方责权利关系也不明确,约束力不强。部分土地流转行为还以可随时收回土地为前提条件。根据黄朝辉(2007)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全区土地流转面积达50881亩,涉及农户21813户,其中已签订流转合同的1413户、3193亩,分别占流转农户数和面积的9·6%和6·3%③。

4·土地撂荒面积大。根据各地对农村土地流转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据福建省古田县水口镇耕地撂荒情况调查显示, 2008年预计全镇将撂荒耕地402亩,占耕地面积的4·174%。四川省阆中市农调队对10个社的调查显示, 2004年底共有耕地面积719·6亩,其中抛荒面积62·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6%。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小农理论我们可知小农是理性的,但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小农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小农理性的具体表现也因此而不同。根据小农的判断标准,现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仍属于小农,但他们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具有不同于经典小农的特质性,因此中国社会化小农的生产和家庭资源配置都围绕缓解货币支出压力、维系家庭正常运转这一目标进行。在此目标下,中国理性小农选择低风险的、短期的、较低的但稳定的收入,而放弃高风险的、长期的较高收入,以满足家庭即期货币需求;选择亦工亦农而不以纯非农产业收入作为家庭的持久收入。这些理性选择是导致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现存问题的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

因此,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的政策建议如下: (1)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而农村社会保障又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环节。因此,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就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来看,当前的重点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农民在失地以后,即使在没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也能够维系家庭的正常运转,从而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广泛的外部效应,属于公共品和准公共品范畴。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一是搞好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加快农村公路、电力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继续支持农村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3)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制度,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土地流转规范管理,探索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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