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知青运动的历史回顾:

——"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0 次 更新时间:2012-05-30 17: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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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前夕,一个名叫卢新华的年轻人发表了一篇描写知青悲剧的小说《伤痕》,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此后几十年来,围绕"知青运动"的文艺创作、史学研究、纪念活动一直繁盛不衰。但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说和评价却大相径庭,处于两极的基调似乎可以用"青春无悔"和"伤痕累累"来概括。应该看到,客观评价这一波及到数千万青年和家庭并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局的运动,深刻反思其中的历史教训,是关系到"文革"遗毒能否彻底肃清,改革开放大业能否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一件大事,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古今中外的历史叙说,都难免带有叙说者的主观印记,因此,很难做到与历史真实完全契合,个别历史事件甚至可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确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实用主义永远不会在历史研究中销声匿迹。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亲历者还是后人怎样叙说,都不能改变其本来面目;绝大多数被颠倒的历史,迟早要被颠倒过来。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有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受到党和政府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紧接着,1956年的《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口号。到"文革"前,全国共有129万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下乡或回乡青年被树立为先进典型。那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虽然也带有左的色彩,但总体上是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和青年就业中的一项正常工作,严格地说,还没有成为政治运动。

  

  "文革"爆发后,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武斗遍及全国,社会一片混乱,积压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1600万城镇青年(包括很多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相继被送到农村和边疆。

  

  历史证明,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一是让大批城镇青年长期到农村去,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二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反修防修的尝试,是领导者的主观臆想。三是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维,把本该继续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的青少年交给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教育改造,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就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场运动的运行方式是野蛮的。应该承认,知青们"响应号召"的行动确实具有"自愿"成分,但是在那狂热和恐怖的年代,人们不但没有行为选择的权利,而且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愿"和"被迫"并无多大区别。就"自愿"的动力看,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奉献青春的理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人民公社体制下,显然是浪漫的空想;"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则是无知的梦呓。更重要的是,轰轰烈烈的自愿举动背后,是无情的强制,强制手段多种多样。除特殊情况以外,那几年大中小城市里的所有中小毕业生,都要被赶到乡下。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知青们还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接受改造或自相残杀。

  

  这场运动的结局是悲惨的:

  

  --经济上得不偿失。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落后和农场效益低下,固然存在科技落后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更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利益机制缺失。知识青年虽然付出了辛勤汗水甚至是健康和生命,但他们的劳动成果难以抵补他们个人、国家和农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如,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甚至生命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达100%。云南农垦战线在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就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赢利四千一百万元。从城镇劳动力就业的角度看,上山下乡高潮之后的知青大返城,不但使美好的初衷化为泡影,而且加剧了就业安置上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有人概括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除了少数条件较好的青年点以外,多数下乡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很多青年落下了终身不愈的疾病或残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云南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的64名上海知青中,贫血者竟达43人,约占70%。黑龙江兵团因工伤事故死亡553人;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死126人亡,伤756人;广州兵团死亡210人;云南兵团死亡297人;上海市川沙县分配到一个团的知识青年,三年内非正常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杀3人……

  

  --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受到部分"老师"的令人发指的迫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手段有25种之多,有的被活活打死,仅一师就批斗知青727人。奸污女知青的罪恶现象非常普遍。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兵团发案365起;内蒙古兵团发案247起;云南兵团发案139起;广州兵团发案193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女知青被奸污的实际数量肯定远远高于发案数量。散住在农村受社队两级干部各种迫害的可能少一些或轻微一些,但是更难查处,有的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火热理想化为灰飞,转向彷徨、迷茫甚至堕落。知识青年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踌躇满志地奔赴农村和边疆,但他们的崇高理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绝大多数人千方百计地寻求升学、参军、回城的门路,还有些人设法逃避"改造"。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两万余人;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知识青年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人数就超过万人,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知识青年的婚恋生活充满苦涩。云南兵团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非婚同居达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百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女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面对这些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苦苦挣扎的青年人,但也无法理解"青春无悔"的口号。

  

  --兴起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走后门",古往今来都难以避免,但真正成风,似乎始于知青安置。那年代,大学中专招生的唯一渠道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军队征兵、工厂招工的主要来源也是知识青年。为了脱离苦海,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寻求返城就业的门路,"走后门"成为难以绕开的渠道。有关部门统计,云南兵团十几万知青中,曾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子女一万人左右(约占总数6%--7%),而到1974年,这部分知青占总数不到1%,即千人左右;到了1978年知青大罢工前夕,这个比例已经接近零,即不到100人,而知青总数还有10万余人。1972年到1976年,历届推荐学员中,干部子女和后门学员约占总数的70%,有的名牌院校和重点专业高达90%左右。

  

  --一代青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应该承认,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感受到了农民的淳朴,获得了一些社会经验,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为某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少数"精英"或幸运儿,若干年后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收获和对社会的贡献,与他们个人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实为九牛之一毛。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搞知青运动,除了知青们在炼狱般的苦难中"经受磨练"这一点以外,所有的收获都会更多更大。

  

  对知青运动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71年,就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一个教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一些下乡知青走后门优先返城就业,而自己下乡插队的儿子生活衣食无着。毛泽东大发慈悲,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写信寄钱,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承诺"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知青办,加强了对知青点的管理,知青处境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到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女知青的情况,各地严肃查处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

  

  1976年5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但仍坚持继续实行上山下乡政策。

  

  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

  

  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云南数万知青组织请愿、游行和罢工、绝食,要求回城安置。

  

  1979年2月,中央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严格意义的运动应该是10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大量资料表明,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它不但给几千万知青带来重大伤害,而且给城乡百姓带来共同灾难。

  

  

  

  二、官方评价知青运动和组织纪念活动,应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

  

  党和国家公开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理所当然被同时否定。

  

  1991年出版的《中共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写道:"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1年出版)中评价说,"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两个代表高层态度的历史专著对知青运动是基本否定的。但是,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却刻意回避或掩饰这段历史中的累累伤痕,极力渲染所谓"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知青精神"。

  

  1990年11月,由全国青联和农业部农垦局主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虽然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披露了一些知青伤残乃至牺牲的惨景,但主基调却是宣扬"卓越精神的闪烁"。"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口号,被当做战天斗地精神;"天天读"被说成"学习";"大批判"被解读为"思考"。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的大型图片回顾展,把"青春无悔"作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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