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3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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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他们在学术成就上可能也不是很高,但是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他们确实是很优秀的,讲课非常精彩。但是很多的教授,因为位置已经很高了,他们很少给我们本科生讲课,也可能他们觉得我们水平比较低,没有必要给我们讲很高深的东西,这样反而对普通学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就想问,这样给青年教师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我们学生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这个矛盾怎样来调和?

  

  丁学良答:类似于你的这个问题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每年都被提出来。我的回应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在一个一般的大学里,对教师的评审依据,最重要的是他的教学好不好。在这样的学校里面,通常学生对教师的期待同这个学校对教员的期待之间的差距不很大。但是,越是在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学生评价教师的标准往往同大学对教员期待的标准越是有差距,因为学生们接触的是教师讲课的那部分,对他做研究的那方面的情况不很了解,因为他们自己还在学习嘛,不具备专业的判断能力。所以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好的大学里面的学生抗议,说某人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他教学教得好,晚上十二点去敲他的门也行,星期六去打扰他也行,为什么你们校方不给他终身教员的地位?校方就会出来解释,说这个决定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使得对教师评审的过程比较公正、比较透明,就不能把教学这一块摆得太低。在一个比较出色的研究型大学里,我认为三大块的比重应该是研究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教学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服务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一个出色的研究人员未必是一个出色的教员,但是你也不能差到上课的时候学生抗议,那你这样子的教授成何体统啊,是不是?学生是不是非常欢迎你的教学,当然会部分地取决于教学技巧的差异,但是如果你的课上不下去也是个麻烦事。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个因素,就是在美国、在海外的大学里面,没有强迫学生上一门课的制度。如果你教的那个课只有一两个学生来注册,那么这个课就可能被取消,学生没有这个需要啊,没有需要你怎么办?一个教授如果一开课就没人来上,这就是惩罚,你就要改了。所以说整个的制度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能对教学太马虎,讲义十年、二十年不变。

  

  至于说给青年教师以“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的感觉,我要很坦率地说,人们都是从青年教师走过来的。从个人角度来讲,当然每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一个制度来讲,你能够把一个人的开创性研究这种潜在的能量压榨出来,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激励制度。年轻的时候如果制度不压榨你的潜能,对不起,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也就差不多了,这个大学也就差不多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就差不多了。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亲身的经验,我从美国刚到香港去工作的时候,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晚上六点钟左右电话打到我家,家里说,“他还在办公室呢。”然后记者打电话到办公室,说已经六点多下班了,你怎么还在办公室?我说,才六点多,还早着呢。那是1993年。他们记者说,在香港做大学教师最舒服啦,早上九点钟上班,在那里吃个中餐,喝杯咖啡,到五点钟就回来啦,晚上看看电视,周末炒炒股票、炒炒楼花啊什么的。开始我以为他们记者在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香港以前都是这样。香港科大里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北美研究型大学里受教育的,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了研究做得不好自己心里就惶惶不可终日。人的本性如此,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压榨的话,他出不了东西,真是这样。

  

  在美国研究型的大学里,它既有压榨的环节,也有保障的环节。到了你做研究比较成功的程度,给你终聘;从此开始,你只要不违法乱纪、不严重失职,大学就供你到老,这就是因为你应该被压榨的那一段已经被压榨出来了,因此要给你一定的回报了,这个制度有它的合理性。我到澳大利亚去工作,经历的也是这样,它原来的那种制度也是典型的英国大学制度,你进去之后,“炒鱿鱼”的现象是没有或者说很少有的。在1970—1980年代,在澳大利亚做大学教师真是悠悠哉哉啊,那个时候,晚上哪个办公室的灯光是亮的,你去敲门,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这个人是从美国过来的,就是那个竞争性制度下养成的习惯,惶惶不可终日啊。一个人一辈子总要有一半的时候,就是在中年之前,要惶惶不可终日,不然一辈子出不了东西。当然不能让人永远惶惶不可终日。

  

  问:我看过孔宪铎的那本《我的科大十年》,知道香港科大太年轻了,是全新的。北大呢,它太古老了,太沉重了,但是毕竟它现在也开始改革了。如果说北大改得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方面都和科大一样,您会回来么?

  

  丁学良答:第一,年轻有年轻的好处,年老有年老的好处。对所有的单个人来讲,年轻绝对胜过年老,但是对所有的大学来讲,年老的大部分胜过年轻的。老大学那种历史的资源、名牌的效应、在社会上起过的广泛影响、庞大的校友网络,所有这些不是有钱就能买得来的。第二,你问,要把北大改成跟科大的制度一样,我会回来么?我不能说,科大那个制度,就是我认为好得不得了的制度;实事求是地讲,科大前面的路还长得很,更大的挑战还在以后的几步。我只能说,科大目前的研究环境与国际潮流更合拍,更自由灵活,有些硬件的条件更先进。我想,北大只要能够在这些方面向世界潮流跟进,只要在学科设置、资源分配、教学和研究上有更多的自主性,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不回来干吗啊?说实话,我在外面呆着有时候也挺寂寞的,“寂寞嫦娥舒短袖”(香港天气热,不能舒长袖),我回来在北大讲课,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问:那太欢迎了,但是我不是北大的,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科教所的,我们非常关注北大的改革。如果从您的角度审视一下北大的改革,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会改成什么样子呢?

  

  丁学良答:是啊,只有北大的改革才能有这样的效应,全国瞩目。第一,在这个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不是改或不改的问题,而是早改或迟改的问题,是大改或小改的问题,是急改或慢改的问题,你如果不改的话是要死掉的。这个世界的人才市场越来越开放了,你要是不改,最好的人才势必会跑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大的改革,不管它下一步是个什么样子,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因为北大——至少北大里面的一部分人——认识到,它同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质和量上有大的差距,这个认识是了不起的,这是通过亲身的经验才能得出来的,只有头脑清醒的人在亲身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知道北大和国际上的优秀研究型大学差距在什么地方。有了这个起点、有了这颗种子,哪怕今年长不出芽来,它明年会长出来,明年长不出来,后年会长出来。我就不相信,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学还会是这副老样子。我讲过多次,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要怎么牛怎么牛,最后还是要取决于你的教育体系、你的大学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你培养出来的人一涉足国际范围的竞争,在法律上吵架吵不过人家,在战略思想上跟在别人后面跑得气喘吁吁还差一大截,更不要说在硬件方面、理工科方面、经济发展的素质方面,那你怎么跟人家争“领袖国”(global leadership)的地位?咱们别的不讲,科技方面不讲了,经济方面不讲了,金融方面不讲了,你就看看战略思想吧,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哪一个提出过对世界有过影响的战略观念?你说你不喜欢美国,那你提出比它更好的东西来嘛!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美国的话啊,美国第二次打伊拉克的时候,你们不是看得很清楚吗?西方那些以前我们都认为是美国盟友的国家,它们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反得很厉害啊。如果你能够提出更好的国际关系的理念来,提出又新又好的战略思想来推动国际秩序的更加合理化,就没有人听么?不是国际上没人听,是你提不出来!你真的提出好东西来,是会有市场的。

  

  要提出好的战略思想,靠什么?主要靠大学。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到了二十一世纪,到了2020年、2030年的时候,如果你全国最好的大学还比不过一个中小国家的好大学,你的前十名的大学还比不上国际上第二流、第三流的大学,你怎么办啊?韩国才多少人口?山东省的一半。韩国的汉城大学办得怎么样?中国有几所大学能比得上它?前年我去韩国做研究,他们说现在着急得不得了,要引进国外人才包括非韩国裔的到大学来任教。韩国人传统的封闭性多厉害啊,他们现在都要打开大学的大门了。日本人一贯排外,但是日本这些年来办了好几所大学,招的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学者来教学。中国的大学不走这样的门户开放道路行吗?

  

  刚才讲到科技方面,这里补充一条。我于2003年9月初在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参加了一场关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小型研讨会。会上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日本的产业经济学家关志雄的报告《微笑曲线向谁微笑》。他讲的要点是:“尽管四处可以听到人们强调‘中国将超越日本’,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按我的研究,中国至少比日本落后四十年。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然而,它具有竞争力的领域仅仅限于加工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按照表示商品从研发到消费者手中的各工序附加值的‘微笑曲线’来说,中国的强项在于相当于‘下颚’的部分。与供给链上高附加值的上游部分(研发和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和下游部分(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游的组装在各工序中附加值最小,而且,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越来越不赚钱。在此情况下,微笑曲线的弧度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得非常陡峭。……正如‘两头在外’所反映的那样,中国的加工贸易在上游和下游部分均严重依赖海外。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只要逐个调查一下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电脑的每个零部件,就会发现CPU是美国的英特尔,主板和显示器为台湾生产,硬盘为美国生产,在中国内地制造的一个也没有。而且,很多成品会贴上外国品牌的商标出口到发达国家。即便是在衣料品等传统性行业,中国也无法参与设计、创意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的领域,专门从事的是服装的缝制等工序。在‘优衣库’的各个店铺里,标价一千日元销售的毛衣在中国创造的附加值只有一百日元左右。”他在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强势主要在劳动集约型的工业,这和日本以科技立国所得到的成果不能相提并论。

  

  问:甘阳批评北大改革的时候说,北大改革有一个潜在的激励机制,它只向国外和归国留学人员敞开大门,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危险,就是要把北大改革成为一个北京留美预备学校,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评价?另外一个问题,甘阳引用一个人的话说,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从长远来讲,我们最终是由北大来培养自己的学生,也就是说,将来的北大应该还是有可能聘请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作为老师。第三个问题,如果说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话,就有一个学术规范本土化的问题。对于这个观点,您觉得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是否可能?

  

  丁学良答:你转述的这些言论,我都没有读过原文,所以我只能就你的转述来回答。如果原文有大的差异,那只好另当别论。

  

  第一个问题是说,这种激励制度有可能把北大转变成中国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你看看过去十五年、二十年里的北大、清华,不早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了么?还要将来才变成啊?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把这些学校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而是要治治它们的后一半,就是这些学校因为在国际标尺上的相对优势太弱,只能造成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大量流出去,很少流回来。因此,我们要按照国际高标准去改造它们,把这些学校里流出去的人才,尽可能多地吸引回来!参阅曲力秋:《缺少公平竞争机制,海归回国创业受制于中间环节》,北京:《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2月26日。

  

  第二点,留学与不留学的目的——这大概是我们老乡胡适讲的。我理解,留学的目的,是学到真本事,回来建设、改造、推动本土、你自己的国家。如果有本事的人想回来回不来,不得不在外面呆着,那就成问题了。你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把海外的人才吸引过来?靠什么啊?你只能靠一个相对公正的、开放的、灵活的招聘、奖惩制度,才能把人才引导回来啊。不然的话,你招聘回来的人,很可能相当多数是学无成就、在国外日子混不下去的人,这样的例子已经有一长串了。(参阅姚先国:《学界失声还是媒体噪声》(2003年12月15日发表于〈www.yxg?zju.zj.com〉)。 文中提及:“有些所谓学者不好好教学、科研,却热衷于在媒体造势、炒作,然后把媒体上的吹捧文章、夸张报道、与名人的合影照片等汇集成册,随身携带,到处炫耀,招摇撞骗。包括《钱江晚报》在内的众多浙江媒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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