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7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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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多用兼职教员。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在美国的高等院校里,新招聘的人中这类全职的、可申请终聘的教员比例越来越小,反映了校方作为雇主的灵活机动权力增长,因为校方力图降低人力成本。根据美国教育部2000年1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它的资料来自该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每两年实施一次的普查的数字),1997年全美国四年制的高校共聘用着682 650名教员,比1995年增多了35 591位。但是这些在过去两年里新聘用的教员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一属于全职,百分之六十九是非全职。相比之下,1997年全美国四年制的高校教员中百分之六十七属于全职,百分之三十三是非全职。由此可见,能够得到“铁饭碗”式的教职的比例显著下降。(参阅“Colleges Continue to Hire More Part?Time Faculty Members, Government Study Finds.”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19, 2000.)

  

  你问得非常好,是什么东西促使了科大这样一个体制从行政主导转变到学术主导?一个基本动力就是人呐,办大学、管大学的那些人的观念和素质。怎么说?你想想看,早年香港高校的那个体制里面,很多人他们自己就没有在竞争性的研究型大学里面做过,对他们来讲,研究型大学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甚了了,不知道这个学术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在香港的大学教员国际化之前,不少人是这样的。(对美国和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有亲身经验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批评特别富有建设性。参阅李欧梵:《过度管理——香港大学教育的危机》,香港:《信报》,2003年2月25日。)科大很幸运,创校的那代人大多数都是在北美和欧洲的大学和研究室里长期工作过的成名学者、专家,他们本身做的就是那种开创性的理工科的学术研究,知道在自己的专业里国际上已经进步到什么地步了。而且他们期待的一点,就是1997年以后的香港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在香港那里办一所国际标准的研究型大学,你所可能影响到的,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巨大社会,这种理想主义实在是太有刺激力了!所以他们自己不是阻挠变革的因素,因为他们是强者啊。如果改革本身是合理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合理的,人家反对你的话,大体说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所谓认识上的问题,他没有搞清楚你的目标或方法,虽然他想做的事情跟你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许怪你没有解释清楚。(本次演讲后,我收到北大文科一位高才生的电子邮件,评论道:“上次我听了您在北大的讲座,那种开放的思维、国际化的视野和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问题意识都深深地感染了我。说实在的,由于从前我对北大改革一知半解,而又听到很多学生、老师抱怨它,并且我的一位老师,一直教学成绩卓著,极其受学生欢迎,却由于著作不多,长时间是副教授而没有晋升教授,可能面临被解聘的危险,于是我也随大流而认为北大改革没有必要,简直是越改越乱。但是,听了你的讲座后,我仿佛如梦初醒,算是弄明白改革究竟要改什么、怎么改了,也对北大改革的前途充满信心。我知道北大的很多同学和老师仍然对大学改革存在误解,真希望他们能和我一样,正确认识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真希望你的思想和见解也能影响到他们。”来自学生的这样的鼓励,使我更愿意利用多种多样的机会,做中国大学改革的“传教士”。)另一种——这类人更多——是新体制所强调的那些标准下的相对弱者,他们肯定是要反对竞争的体制,竞争的体制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明白那种后果,是吧?但是香港科大创校的那些人多是强者,强者就好办,强者办的大学很容易吸收一流的人才,因为他们本身不怕被威胁。二流的人办的大学,更可能吸收的是三流的人,三流的一定要吸收五流的,不然他的日子难过。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学的多种功能。我不是很赞成你刚才用的那个术语,但我理解你的意思。研究型大学的第一个功能是学术研究,第二个是培养人才,第三个是服务。我不觉得这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有什么大的不一致,因为你很难想象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大学如果不是研究型的,里面的教员——至少是教员里的大部分——,如果自己不做开创性的学术研究的话,他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研究型大学里,学生是以研究生为主的,教员自己得和他们在一起探索未知的领域。(比如,在1998—1999学年和1999—2000学年期间,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耶鲁四所大学里,研究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六十一点八、百分之五十六点九、百分之五十三点六、百分之五十一点五。数据引自郑国汉:《[香港]本地大学整体营运成本并不过高》,《大学道》(香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出版),2001年4月2日,第2页。)尤其是当代,知识更新太快啦,像我们在大学里做研究和教学的这些人,如果离开你自己原来做研究的那个专门的领域,不用离开时间很长,只要一年到两年,你再回去以后,就会发现那个领域里添进了很多新的东西,你把它们看一遍,都要花很多的精力,更不用说完全吃透、再提出挑战性的新问题了。所以在这样的国际趋势之下,要想培养出来的人才到社会上有适应力,教育工作者自己就必须做研究。对一个研究型的大学来讲,它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且培养的是能够做更好的学术研究的人才,它对社会的服务也要从这个高度去理解。香港科大的现任校长、国际著名应用物理学大家朱经武说得好: “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刁明芳:《朱经武奋力拔尖香港科大》,《远见杂志》(台北:远见出版公司),2002年11月号,第206页。该篇报道全文转载于中国内地的《东方企业家》,2002年12月16日,题为《科学家校长推动梦想》。)

  

  问:大学要怎样跟政府处理好关系?因为在中国,大学教育,比如说课程、项目、专业设置,要经过教育部审批啊,就是说在内地,政府对大学教育管得比较严。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张维迎教授,我看过你的那些理论,特别是放松管制的理论,比如说在高等教育这块,政府应该怎样来放松管制,让大学有更多的自由?

  

  丁学良答:我完全同意你的问题后面提及的价值标准,学术研究本身应该具有相对独立性,就像政府不应该为企业规定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就像政府不应该跟农民讲你应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怎么种,政府对大学里面的学科、课程、项目设置,也应该逐步放开。当然,一个国家,尤其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在某些同国家防卫相关的学科里面,政府应该重点地扶植,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对大部分的学科,应该让学术界自己,既包括中国内地的,也包括国际上的学术界,让他们在交流互动过程之中找到合理的学科划分、课目设置。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回国以后看到很多大学里的那个架构,非常惊讶,一所大学里面有那么多的工学院,在国外的大学里,它们就只是一两个系,但在国内它们被劈开分隔成好几个学院,这是干吗呢?(参阅一篇评论,此文专门针对中国大学内部的学科结构问题。钱颖一:《大学学科布局思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期。)大概主要就是为了方便有人当官,更多的人可以变成系主任、变成院长。还有一些学科分支,本身的设置是来自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划分,就说“自然辩证法”吧,为什么不干脆改成科学哲学?就像以前专门照搬苏联来的“计划经济专业”,你把它放进“政治经济学专业”不就行了嘛?去年一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教授跟我讲,更重要的不是“一级学科”的划分,更要命的是那些“二级学科”的划分法,统统都是改革开放以前那个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传病,为的就是一些人占个山头垄断资源。我希望能够早一天看到它们的消除,这些东西不消除的话,浪费纳税人的钱不说,还浪费青年学子的时间,有些人是一辈子念这些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没有用处的东西。问:您刚才提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员评审体制是采取美国的两个样本大学,如果不是保密的话,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这两所大学的名字?

  

  丁学良答:可以。这两所大学,一个是UC Davi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个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马里兰大学。这两所大学在美国的州立大学中间是非常好的,虽然比不上UC Berkeley,比不上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这样前二十五名的名校。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清华,对清华的招生作了一定的研究和调查。从1980年代到现在为止,清华在历年招生过程当中,来自北京的学生一直是上升的趋势,从开始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二十一,而从江西省的招生一直是占百分之七左右。您在美国上过大学,我想您很清楚,像这样的招生制度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科举制以前选官,是向各个省分名额的,目前我们这样的招生制度是不是科举制遗留下来的一种社会或文化现象?我们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那么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去改革,能否找出一个可以替代它的更合理的模式?

  

  丁学良答:这个抱怨越是到偏远的省份,越强烈,尤其是贫困地区。到国外留学的中国人对这个感觉反差最大,因为他们到西方去以后看到的是政策往另一头偏,比如在美国,它有一个所谓的《弱势群体援助条例》(Affirmative Action),弱势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非洲裔的,在招生或者招工方面,稍微帮他们一把。(该项法律引致的争议历年不断,焦点是“颠倒的歧视”,即能力更高的多数族裔没有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参阅相隔二十五年的两次争议:Barry R. Gross, Discrimination in Reverse. Is Turnabout Fair Pla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加州大学董事会主席批评伯克利校区学生的入学制度》,《Yahoo! 国际资讯》,2004年3月17日。)而中国刚好相反,越富的地方入学的门槛反而越低,更容易一些,越穷的地方入学的门槛越高。我是从穷地方出来的,当然赞成第一步至少做到全国平等,进一步呢,对那些特别贫穷的地方,应该有像弱势群体援助条例一样,有一定的扶植、一定的照顾,但是照顾幅度不要太大,给照顾而且也要有点时间限制。有这个援助政策很重要。我们知道,越是贫穷地方的人,越是容易丧失受教育的机会,那个地方改变贫穷状况的机会就越少,这是社会科学上经常讲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无教育就导致无知)——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

  

  至于这种招生政策是怎么来的,是否与科举制度有关,我看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不过更重要的来源可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招生分配都是纳入指令性计划里,哪个地区招收多少人、分配去多少人,这些名额指标都是各个省跟上面要的,互相之间要讨价还价,弱势地区免不了会被牺牲一块。

  

  问:据我了解,办学经费的来源,就像北大、清华,主要是国家财政支出,像国外的一些一流大学,它们的钱有很多来自校友会,或者社会的、企业的资助等等。我想问,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是否会导致大学培养学生的方向有不同?根据常识,拿人家的钱,就必须要帮人家办事,那么,如果一个大学的资金有一部分来源于政府,也有相当一块来源于社会的话,是否会有助于它办学方向的多元化?以及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更有助于一些学术大师的产生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

  

  丁学良答:我完全同意你所讲的,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既然丁教授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如何调和目前我国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在内的大学经费来源的基本形势,和创造一流大学所需要的那种自由、宽松、独立的学术氛围?

  

  丁学良答:对于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的财政来源,你可以看一下全世界办大学的状况,基本上越是古老的社会,越是主要靠政府财政办大学、公款办大学。所以同样是在西方,欧洲大学的经费绝大部分都是从政府来的,美国却相反,它是个非常异样的例子。美国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呀,就概念来讲,它是先有civil society,后有the state,特别是the national state。(美国的国家机器之发展,是相当晚近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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