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47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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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就曾把并无学术建树的某回国人员吹捧成‘国际名人’、‘华尔街的大侠’、‘奇才’,引起海外华人经济学者的一片哗然,至今圈内还常常为此嘲笑我们。”)

  

  第三,你问的是“学术规范本土化”?这个概念,我不太清楚。(提问者:就是说,将来有可能以中文期刊为主要的评判标准。)这个问题我大概是最早在香港高教界提出来的人之一,我反对以发表物、出版物的语言,而不是以发表物、出版物的素质作为衡量的主要尺度,在1997年以前敢这么大声疾呼反对英语霸权主义的还不多呢!(参阅我的评论之一:《香港能否建办世界一流大学?》,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7月号,第27—31页。)在内地我也曾经就此公开演讲过,三年以前在清华,我曾经做过一个很长的报告《你敢写中文?》。我讲的就是,中文出版物不被国际学术界看重,不能完全归于语言歧视,主要原因之一是现在中文学术期刊素质不高,中文的出版物评审制度很糟糕。你现在走一圈国内大中城市的书刊市场,你看看那些书,一大部分是卖书号卖出来的,所谓的学术著作,很多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必须引进一个学术制度——只有这一个办法当然不够,还得有其他的匹配因素——,引进国际上那些最好的学术期刊、学术出版社实行多年的匿名评审制度,来改进中国的学术出版体制,使得中文发表的论文论著越来越具有高的素质,这样子你才能讲中文期刊应该获得它们配有的高地位。

  

  所谓学术规范的本土化,如果它是正面地提出来的话,必须要与学术标准的国际化连在一起,否则你老是提倡乡下的龙灯乡下玩,自己跟自己比,意义不大。记得1996年我被聘到国立澳大利亚大学(ANU)去,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就是它,全国公立大学中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等于是北大加清华。他们说,我们国家虽然面积很大,但只有两千万人口,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方面跟美国比、跟欧洲比,我们只能选几个很重要的学科和专门领域,关乎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未来。这几方面的研究,澳大利亚的大学在世界上要处于前列,达不到那个水平,你就得走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社会科学类挑选优先学科的时候,我是与会讨论的成员。哪几个学科和领域很重要?有一块越来越突出,就是亚太研究,因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安全、经济利益主要是在亚太范围内,它以前只重视欧洲,不重视亚洲,现在要变成亚太圈的一员,本国的亚太研究应该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个很高的位置。有人马上就问,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研究”做得好,算不算达标了?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里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算。澳大利亚研究你和谁比啊?你老早就是天下第一啦,你澳大利亚的大学,澳大利亚研究还不是第一,你还好意思拿工资?你在国际上比,就要跟人家比其他人也做的那些项目,你不能比别人不做的事情呀!比方说,我是安徽的,我说你们政府一定要拨大笔的钱,使我们安徽学校里培养的人一定要强到把安徽方言说到世界上最好。你是安徽人,你把安徽话说得最好,那又怎么了?你要是真的想安徽人自强上进、走出落后,那你就让安徽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把中国普通话说得最好,进一步把国际普通话英文说得也好,那才会帮助安徽尽快改变面貌。

  

  北大的改革发展,或者国内任何一所重要大学的改革发展,要听海外校友的建议,也得去找本校毕业出去在国外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学习、工作都做得出色的人。(我所读到的这类建议中最认真的之一,是题为《任职于美国南加州各大学的北大校友关于北大人事改革的建议》,由南加州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红梅整理并翻译 (英译中), 2003年7月29日。该校友会的地址:info@pku.org,南加州北京大学校友会。希望大家读一读,会获益良多。 )你不能专门去找在国外呆了好多年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来讲国外的博士学位是多么的不必要;进不了国外的大学教书的人,来讲国外的大学教授是怎么的没水平;没有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过正经论文论著的人,来讲在国际上发表研究成果是如何的没价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讲这样的话呢?人之常情嘛!

  

  至于有人论证,国内的大学改革不能够改到面向世界招聘教员,一定要聘自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这样就怎么怎么了。国内的大学几十年来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不都是十之八九留下自己的毕业生么?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套体制才使得国内的大学里近亲繁殖,人才不能辈出,所以现在才不得不要改革么?你们去查一查,世界上最好的二三十所大学,它们的教员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北大就不能聘请内地其他大学毕业的英才,不能招聘香港的、台湾的大学毕业的学者啊?北大就不能聘请自己送出去的毕业生,在美国和欧洲那里留学和工作成就突出的那些,他们是叛徒啊?“不能从海外聘人,这样招聘就怎么怎么了”这个提法,它的下一步就离“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不远了。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黄帅么?张铁生么?“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就是这些人喊出来的。

  

  关起国际化大门来办大学的这个心态在别的地方要不得,在北大就更要不得,那会毁了这所高等学府。北大是怎么来的?北大历史上三位伟大的校长是什么人?蔡元培不是留学生?没有到外国去拿过高等学位?胡适呢?马寅初呢?都没有到外国去拿过高等学位啊?

  

  问: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以前讲过的大学的世界化和国际化,您刚才提到了教授招聘的国际化,我现在想问学生招生的国际化。我们知道美国的一流大学充满活力和繁荣,也在于它们从全世界招生。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教育部同地方政府“共建”,这个政策要求北京的大学要在北京市招百分之几十的学生,上海的大学要在上海市招百分之五十甚至更高比例的学生,这个机制正在逐步强化。您怎么看待、评价这个政策?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大学制度的演变。您刚才谈到香港科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常好的规则,比方说学术评议、程序公正以及权力制衡的原则,但是在内地的大学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一套,我们有的是比如说什么什么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比如说科学院、所里面的什么什么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要把什么什么建到每个班级,这种趋势也是在逐步强化的,您怎么评价这个?也就是说,您认为这样一个体制在将来会发生怎么样的演化?它是否会退出大学的舞台?

  

  丁学良答:第一个问题,关于学生国际化。香港现在也在关注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香港花了不少的钱办高等院校,希望为知识经济打下基础,但目前是大学教员逐步国际化,学生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为主,七百万人口的基数,优秀学生的比例总是有限的。香港的高等院校都是公立的,原来政府有规定,任何一所香港高校招外地来的研究生,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因为这些研究生的资助全来自香港纳税人的钱。它的这个限制在财政上有道理,却很不利于开办研究型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没有优秀的研究生就办不好。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现在这个限制越来越往后退缩,招外地来的研究生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下一步是开放本科生,现在也有一个目标,争取在一两年内,香港的大学生也有百分之八的国际化。

  

  香港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参考,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内地一流大学,如果生源越是限制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省,它们成为国际标准的研究型大学的希望就越是遥远。当然,对于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公立大学,也要照顾到纳税人子女的利益,不过必须对公众说清楚,一所大学的资金多少来自全国税收,多少来自本市、本省的税收。这方面美国的州立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原则是:在本科生招生上多照顾一点本州居民,因为大学本科教育在美国已经是普及性质的了,没有这个学历找工作都成问题。在研究生招生上则要坚持素质第一,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的是,好的大学用一样的招生标准广纳英才,但对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在收学费上有区别,因为本地学生的家庭交了本地的税。

  

  高等教育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竞争市场,中国的大学吸收的海外学生较少,说明你的国际竞争力——这里关系到核心的软力量(soft power)——较低。人家付那么多学费和生活费来你这儿读书,从你这儿拿个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位回去,当然会被他本国承认和看重的——别的地方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恐怕很难比得上你。假如以后国外的大学生到北大这个地方来,学的是你和国外的大学之间共有的那些基本学科,那才说明你的高等教育水准在上升。大学生的国际化在我看来比较好做,主要就是大学教员的素质要提高。一所大学教员的素质一提高,学校收费也不是太昂贵的话,它的大学生的国际化就能很快开展,更多的人就会到这儿来拿学位。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嘛,对吧?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某某人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想这个也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你看看中国的企业改革走过的路,一起头的时候也跟这个差不多,先是某人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慢慢地才改过来的。当然,高教部门要走出一条新的体制,可能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但还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例子,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未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一个承诺,在最困难的问题上,也都要有点信心,因为这是自己的国家。这个目标是不可以动摇的,手段却是可以商量的。你看,我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也希望对美国有这种感情,那样的话我就不走了,但是怎么样培养也培养不出来这种感情,这个感情是自然的,我们对自己出生长大的国土自然地就有这种感情、有这种承诺,所以我们要做,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做半点是半点,不做就是对不起国民。对中国的大学改革,还是要从历史长程来看,如果看历史短程的话,你可能会没有信心,看不到进步,但是从历史长程来看,还是能看到一些乐观的东西。我是拼命乐观的!现在的人才市场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全球化,增强了各地的人相互竞争的信念。你这个体制老是不改,老是跟国际上的大学主流脱轨,你累积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等你到了危机重重的时候,更多的体制里的人就会有一种危机的共识,于是就会想办法改。

  

  问: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2001年的时候,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先生提到,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哈佛分校。如果我们把中国官办的大学当作第一支力量,中国本土的民办大学当作第二支力量,外资大学作为第三支力量的话,您怎么看外资进入中国的大学?会给中国的大学制度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丁学良答:外国的大学在第三世界国家办分校,有些办得蛮成功,如在泰国、马来西亚,更不要说在中欧、东欧。他们这么做,既有扩大文化影响的考虑,也有财政方面的考虑,也有教育学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像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能够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来,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观念、对中国的高教界、对中国社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些影响才会转变成国内大学体制全面改革的实际。如果外国的大学能到中国来办分校的话,我想它们起的示范作用会是非常大的。(2004年1月,世界银行所属的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在华盛顿就民办高等教育举行了一场研讨会。根据会上提供的资料,到2003年,全中国共有721个跨国的教育合作项目(详阅VOANews 2004年1月27日报道,张知萱:《中国民办高教的现状和挑战》)。这些项目是外国学校来华与中国国内的学校合办的,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外资在华独立开办和经营学校。)而且我特别希望看到中国能够开放私立大学这个道路,因为中国现在民间社会里就各方面的资源来讲,办私立大学的条件确实是相当充分的,就是缺乏法律方面的保障。从长期来看,要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两条腿走路,再加上外国很好的大学到中国来办少数出色的分校。

  

  我不希望外国到中国来的那些大学办分校办得太多,为什么?如果办得很多的话,它们既拿走你的很大一块教育资源,同时也没有使得那里面学习的中国学生,能够受到留学外国的综合影响的效应,因为你毕竟是人在中国学习外国的东西嘛,还是不同于你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呆个六七年,能够综合地了解、熟悉西方世界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然后回到中国来做事的时候,充分发挥这些有形无形学来的东西。所以我说,外国大学到中国来办学,不要办得太多,只要少数几所有杰出示范效应的,关键还是要自由地发掘、发挥出本民族的活力和智慧,这是我所期待的。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北大、清华,中国最好的两三所大学,能够采取国际上好的大学制度,一环一环地改革,学术上一步一步地进展,变成国际上都很敬重的学府,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幸福是无法言喻的。比如说,假使有一天,北大、清华的公共行政学院、外交学院、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里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政府派它们的中高级官员来受训,拿中国的学位,他们拿回去,成为他们在本国更进一步成功的阶梯(这里的评论所对应的,是2003年9月中国政府派遣中高级官员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集中培训的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详阅一篇电话采访——丁学良:《高级官员的哈佛之旅》,广州:《南方周末—名牌杂志》,2003年9月号,第38—39页。我在这里支持的,是那种主要由海外华人或外国资助的培训项目。),那多令我们中国的大学自豪啊,那样的话咱们国家就真的具有了“软力量”啦,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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