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寡头政体现代化和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1 次 更新时间:2012-03-15 09: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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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1年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力r{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需与社会有较深的关联。

  第三,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能够脱离地方利益而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二,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科学化和理性化。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测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测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时,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了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它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会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只要看看东欧国家、南韩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①而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真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特别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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