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7 次 更新时间:2004-12-22 1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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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  

  

  一

  

  近代中国争民主的大潮中,陶行知无疑是一位先锋人物。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徽州黄潭源村,1909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1914年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于教育改革建树颇巨,享誉海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陶行知深感“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晓庄时期即投身政治。在他的支持下,1930年4月5日,晓庄学生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军舰停泊下关,蒋介石极度恼怒,指令陶行知交出游行学生名单,陶断然拒绝。晓庄因此停办,陶本人则遭当局通缉而一度流亡。但陶毫不气馁,爱国救亡运动仍无役不与。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当局以爱国为有罪,将救亡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下狱,陶因事先出访,才免去一场牢狱之灾,沈钧儒后来回忆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出访欧美的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日,同时吁请杜威、爱因斯坦等学者名流致电蒋介石,要蒋介石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对蒋介石构成很大压力。蒋介石因此对陶行知衔恨更深,再度下令通缉。

  

  救亡陶行知是身先士卒,争民主陶行知一样急流勇进。陶相信:民主是“中国的救命仙丹”,“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可以肃清一切中国病。”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参加了民盟,他倡议成立“中国国际人权保障同盟会”。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陶行知不仅亲自与会,而且出动育才学校百余人负责大会的宣传和纠察工作。出发前他对大家说:“纸上的东西,还要我们用行动去争取才能实现,我今天去开会是准备挨打,甚至流血的。”不出所料,国民党特务果然在会场上大打出手,育才师生拼力掩护受伤人员,沈钧儒、陶行知因有他们护送,始免被殴。为了民主事业,陶行知时刻准备牺牲自己。1945年12月9日,他在重庆率育才师生参加“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公祭大会”时,行前已给夫人吴树琴留下遗书。1946年7月,民主运动领袖李公仆、闻一多相继遭当局暗杀,陶行知也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周恩来派陈家康去报警:“要提防无声手枪呵!”陶行知无所畏惧,答称:“国民党专横霸道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和警察,然而他们还要象蛇蝎一样的向上爬,去杀害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评论者的生命。”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等着第三枪的陶行知,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信中的铮铮誓言,曾感召无数民主战士继起斗争:

  

  公仆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活结束不是育才学校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样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死了一万个就是一万万人。肯为民主牺牲,而中华民族才活得下去。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仆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

  

  这封信寄出八天之后,陶行知猝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民主战士陶行知的去世,引发了一场飓风。香港、新加坡、纽约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内的悼陶活动更是云蒸霞蔚,持续达数月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海外还是国内,所有悼陶活动实际上都是中共精密策划、直接指挥的政治战役,是中共“建立第二条战线”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陶行知本来是中共的亲密盟友,正因为如此,陶行知的猝然辞世,令中共深感震惊。周恩来得讯捶胸顿足,立即偕邓颖超驱车直奔陶宅。他含着泪,握着陶行知余温尚存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罢,你已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罢。我立即就要去南京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和平,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陶先生,你放心去罢。”按照原定计划,周恩来当天下午飞赴南京后应与马歇尔、司徒雷登谈判,但据当日《文汇报》报道,“周氏因陶行知先生今晨在沪去世,情绪不快,彼抵京后,即以电话通知马帅及司徒大使,因精神不佳,今晚在家休息,定明日往访马帅及司徒大使。”但就在推迟谈判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却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详尽汇报,说:“如无其它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个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马上从延安传来了由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惊闻陶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

  

  同日,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署名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发来唁电:“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将振奋无数崇仰先生思想事业人格作风之男女,更加坚强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特电致唁,并希节哀。”

  

  新闻界对此最早作出报道的是中共南京局以民间形式所办的《联合晚报》。8月11日,延安举行规模宏大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会场四周布满各界人士所送花圈,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大会宣布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习仲勋和陶门弟子张宗麟等10人组成。

  

  次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是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钱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特别强调:“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9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悼陶特刊,吴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说:“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在中共权威人士的笔下,陶行知简直就是完人。这些盖棺之论,对全国性的悼陶活动起着指导意义。

  

  12月1日清晨,陶行知灵柩由上海运往南京晓庄公葬。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到下关车站迎候,他亲自写了一首悼诗贴在棺材头上,抚棺大哭。诗云:

  

  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

  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

  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寒风中,两面大旗猎猎飘扬,一面是“万世师表”,一面是“民主之魂”,引导着陶行知灵柩和浩浩荡荡的送葬人流,缓缓向墓地涌去。沿途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

  

  鲁迅殡殓时,被誉为“民族魂”,陶行知殡殓时被誉为“民主魂”。他们同为中共最推崇的文化巨星,但他们的身后遭际却迥然相反。鲁迅的思想被肢解、被阉割,但鲁迅的灵位毕竟仍高高供奉着,没有被抛到无尽的荒野。陶行知却饱尝世态炎凉,虽然去世时哀荣备至,仅仅过了几年便风云突变,从峰巅一下子跌落低谷。

  

  二

  

  五星红旗刚在天安门升起,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已悄悄下降。1950年7月,《人民教育》在纪念陶行知的名目下发表专论,虽然仍肯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充满着革命的民主精神”,但又十分突出地强调,“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学说的遗产,成为全国教育界的重大工作了。”纯就字面意义而言,“批判地接受”这个提法一点没错。但联系到建国前中共对陶行知的全面肯定,这种提法就不能不说是显现了某种端倪。更何况社论还特别以陶行知逝世四年来,未能实际进行这种“批判地接受”为憾事。

  

  根本转折则是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

  

  陶行知与武训,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武训原本不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其声名却如日中天,这主要是陶行知推崇的结果。陶行知推崇武训是一贯的。1922年7月,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社务报告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不死的。”稍后,他又在《平民千字课》中强调:“武训虽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他还在武训九七纪念册上题词,说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著名作家张默生就是根据陶行知的这一评价,撰写了《义丐武训传》,收入其代表作《义行传》,畅销全国。

  

  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训?这只能从他的个人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门而能免受失学之苦,得自有识之士的热心资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学之艰难,对资助苦孩子向学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武训恰恰是“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另一方面,正是亲身经历,促使陶行知选择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终生为苦孩子兴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从事教育,本来就无可回避地要承受荆风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更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依靠民间赞助。陶行知之兴学与武训之兴学,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兴学。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训自勉,并以武训为动员社会的旗帜。

  

  不仅以武训自勉,以武训为全民楷模,陶行知还把武训当作中华民族的骄傲,介绍给全世界。《武训先生画传》再版,他为之写序的同时,还将画传的文字部分译成英文出版,让武训“出国到印度去、到美国去!”电影《武训传》则直接渊源于陶行知:1944年夏天,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请他写歌颂武训的电影剧本,孙瑜一口应承下来,仅用两个来月的时间就写出了电影《武训传》的改编大纲和分场简本。1950年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毕并公映,陶门弟子莫不加额称庆,以为完成了老师的一桩未了心愿,却不料由此引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身后遭际急转直下。

  

  第一篇公开声讨电影《武训传》的檄文――《不足为训的武训》,已经提到陶行知对武训的“表扬”。但作者贾霁很佩服陶行知,故而设法为陶行知开脱:

  

  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脉脉温情不合时宜,不能令有关人士满意,《文艺报》随即发表署名“杨耳”的反击文章,开篇就一针见血地说:《不足为训的武训》“对武训的错误分析还不够确切,对于武训的歌颂者的批评也不够彻底。”这就意味着,当前迫切需要重新分析武训的错误,迫切需要“彻底”批评武训歌颂者。所以这篇檄文的标题便不客气地直指陶行知――《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尽管“杨耳”承认,“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那历史审判者特有的自信。他斩钉截铁地宣称:“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不管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需要指出的是,杨耳的檄文并非个人的即兴之作,而是通了天的。檄文在《文艺报》刊出仅仅六天,《人民日报》即予转载。这是少有的高速度,不难看出对杨文及陶行知批判的重视。《人民日报》并在转载时特加编者按,肯定杨文“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经过一番揄扬,杨文为全国瞩目。四天之后,即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出最高决策者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更把杨耳的檄文当做范文向全国人民郑重推荐,显见陶行知批判完全出自最高决策者的部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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