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之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8 次 更新时间:2012-02-18 09: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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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 (进入专栏)  

  

  【作者按语:这是作者于2011年5月自主选题展开研究并于同年9月独立完成的重庆打黑专题研究报告,该报告有完整版、摘要版、简明版三种板式。这三种板式都已于2011年9月9日循适当途径同时致送国家最高领导层,供他们参考。在略经文字修饰后,本报告的完整版提交给了2011年10月22日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现按2011年10月22日在中国宪法学会上刊登的原文,正文内容丝毫不变,分五部分公开发表,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欢迎批评。】

  

  七、结论:应消除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造成的不良后果并改革我国司法体制

  

  本文列举的情况表明,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是严重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情况和实际的社会管理方式,应该被决然否定和摒弃。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之脱离我国当前基本情况和实际,具体表现在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打击私营经济、短期内大幅缩小收入差距以期兑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等社会经济措施,具有超前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的特征;但其落实这些措施的方法和手段,却又大大滞后于当今中国的现实需求,在时代性上具有明显的 “文革”及“文革”前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任意违反国家法制、侵犯被追诉公民及其家人乃至辩护律师的基本权利、个人高度集权、过度依靠公共强制力和行政手段等等。不论从这两方面问题中的哪个面看,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都应该予以放弃。

  事实上,重庆式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在这些前文已多有列举的不良后果中,有的只具有区域性,有的则具有全国性负面影响。其中最具全国性负面影响的后果有两个:(1)剑指私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那里推行起来几乎完全未受遏制的状况,极大地动摇了有关社会阶层对在中国发展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信心,极大地推动着先富阶层向海外移民、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暗潮。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凭直觉已经能体察到,在中国若干个最发达地区,酝酿向海外移民、向海外转移资产已经成为今日先富阶层或较富阶层的人们茶余饭后的日常话题。他们大都担心出现花样翻新的“共产”手段和人身、财产权利像重庆那样缺乏司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我国中央领导层的极大关注。(2)重庆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在法制方面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把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事作为达到自己政策目标和管理目标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策略。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没有受到及时遏制,使凡是关心法治国建设前途命运的各阶层民众莫不对执政党维护国家法制、依法治国、走法治之路的意愿和能力产生很大怀疑。

  为了消除重庆式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造成的不良后果,并着眼于对类似社会管理方式的中长期防范,我国党政高层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补救,并下决心改革我国司法体制。以下分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陈述一下我的具体设想。

  (一)采取必要措施消除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造成的不良后果

  在消除这种社会管理方式造成的不良后果方面,似有必要做这样几件事:

  1.中央党政高层应考虑以比较正式的形式,在全党领导干部或中高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教育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时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1]这里说到的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和遇到的严重挫折,已经离今天好几十年了。在今天的中共党内,大量的年轻干部对“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切身感受,还有一部分阅历较深的领导干部,对于其中的教训,也有好了疮疤忘了痛的倾向。如何才能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牢牢记取”应该记取的经验教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所以,在全党领导干部或中高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教育活动,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2.消除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对发展私营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消除这些方面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需要中央有关机构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采取措施:

  (1)对重大案件的真相做必要调查。宜由中央有关机构组成调查组,以拥有资产之多位列重庆前三位的原私营企业家彭治民、陈明亮、李俊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案例为样本,对重庆法检公适用刑法294条和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搞清楚重庆打黑是否真如法学界普遍怀疑的那样,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和变相劫夺私营企业家财产和资产的情况。我个人分别走访了多位知名法学教授、研究员和多名资深律师,[2]受访者几乎一致认为依据已经披露的全部信息,尚看不出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死刑和被通缉的彭治民、陈明亮、李俊三人被指控的行为符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看不出他们组织、领导了“同时具备”4个法定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另外,原私营企业家被定罪判刑后其财产和资产的处置情况尤其应予调查。

  (2)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相应善后处理。如果中央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重庆对被追诉的3位最富有的原私营企业家罚当其罪,那就应该设法弥补审判未向社会公开和被告获得辩护权受限制造成的缺憾,公开全部信息并回应专家质疑,让公众确信他们的行为确实应该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如果确有打黑扩大化问题,则应该尽快依法纠正可能的冤案或错案,以消除公众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诸如此类的担忧:中央政策又变;私营经济不可能被允许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非按劳分配所得已被党和国家事实上当作不正当收入看待;国家对私营经济不再鼓励、支持,对私营企业资产要逐步变相予以充公;在中国富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可能得到司法的有效保障,等等。

  在重庆最富有的3位原私营企业家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追诉的案件中,彭治民案、李俊案的处理尤其受公众怀疑。考虑到彭治民案判决已经生效,为减少纷扰,中央有关调查组如果愿意调查,不妨先调查重庆第二大私营企业家李俊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被通缉的案件。公开而又公正地调查处理李俊在重庆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原因,公正处理在海内外被视为打黑扩大化典型的李俊案,对于有关社会阶层恢复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直接的助益。

  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及推行剑指私营企业家、私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破坏的严重程度,还有待于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披露才能做出准确评估。有待进一步披露的信息,主要是司法机关据以认定原私营企业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具体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准确程度(这些情况原本应该通过公开审判过程中的律师辩护来展现),以及他们被定罪判刑后私人财产及其企业资产的处置方式。由于注意力被李庄案很不成比例的吸引过去了,当时社会各界对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面,关注太少,现在是到了该回过头来予以补充关注的时候了。

  3.正视重庆式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危害和巨大负面影响,并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影响。最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公权力组织有法不依、违法未受追究的现象被披露得比较多,尤其在重庆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注意到以下两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人到重庆考察工作,新闻媒体的报道向人们显示的,都是他们无条件支持打黑,但从来没有对重庆提出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的要求。人们不知道是中央领导真的没有对重庆方面提出过任何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的要求,还是中央领导人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但新闻媒体未予以报道。极可能是新闻媒体没有报道应该报道的内容。人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重庆有关公权力机构饱受“大三长”定案、刑讯逼供之类违宪违法办案的批评,已经被披露的一些违法乱纪事实也比较清楚,但没有信息表明重庆方面对有关责任人人进行过调查处理,也不曾听说有中央领导机构曾经对这些违法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纠正。

  这两方面的情况重合在一起,给社会上关注国家法制建设的人们留下了一些难以言表的印象,社会影响很不好。中央有关领导机构或许应促使相关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消除负面影响。

  (二)以司法机构“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为目标形成法治型司法体制

  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的推行及其后果,再次凸显了我国司法机关不能独立于地方党委、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党的机构和官员行使职权的弊端。

  针对“文革”及此前公民基本权利普遍遭到践踏,国家原本就不健全的法制受到毁灭性破坏等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两大方面的要求。第一大方面的要求是,“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到2010年,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应当说,立法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共中央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已经得到较好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当年提出另一大要求是:“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3]这显然是针对此前、尤其是“文革”期间法院、检察院(有一段时期被撤消)办理案件不忠实于法律和制度,不忠实于人民利益,不忠实于事实真相,且大大小小权力人士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等情况说的,是对历史教训的沉痛总结。为纠正中国政治体制中这些严重的人治弊病,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了“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的治疗药方。[4]

  让司法机关[5]“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确实是医治我国政治、法律制度中人治弊病的良方,极其具有对症下药的性质。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来的差不多整整33年中,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却一直没有真正服用这剂良药,以致时至2011年的今日,只要是处理地方党委、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在本地位高权重的人士“关心”的案件,司法机关往往都只能充当贯彻这些个人的意志的工具。在办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现行权力配置体制使得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在法律、制度、人民利益和事实真相等因素的要求与当权者的意愿相抵触时,只能首先选择忠实于本地党委、忠实于党委书记个人,甚至忠实于政法委书记等等个人,不敢也不可能选择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这不是重庆特有的状况,全国都是如此。

  在法律、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的要求与地方党委、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权力者的意志相抵触时,司法机关只能选择忠实于当权的组织、个人,而不可能选择忠实于法律、制度、人民利益和事实真相,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制度性的现实。从宪法、法律是全党主张和全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者这个角度看,这就是说,在地方党委意志、领导者个人的意志与全党主张、全民意志两相冲突的情况下,我国司法机关只能选择忠实于前者而牺牲后者。所以,地方党委、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组织和个人可以左右本地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体制,是典型的人治型司法体制,与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明确规定了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政建设目标格格不入。

  我想,中国共产党是秉持高度理性的政党,只要下定决心,不怕艰险,完全有能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上述人治型司法体制改造成以司法机关能始终保持住“应有的独立性”,始终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和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法治型司法体制。需要说明的是,不论依据中国宪法还是其他任何法治国家的宪法,司法机关都不是绝对独立于执政党的,因为司法机关组成人员一般终归是由特定政党控制的行政机关提名、由特定政党或政党联盟居多数的代议机关批准的,即使法官由选民直选,其背后往往也有特定政党支持。所以,可以说,世界所有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关、法官,都只有“应有的独立性”,差别只在于各国对“应有的独立性”的内容理解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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