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的未来

————浙江大学演讲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13 次 更新时间:2004-12-19 21: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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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进入专栏)  

  

  各位同学:

        

  我在离开香港来这里演讲之前,香港有位报刊的女士,跟我联系这次活动的,问我来 浙大讲什么题目。我说我什么题目都能讲,后来我又打电话给那位女士,说我的题目就 叫中国的前途。她说,这个题目这么敏感,怎么能讲这个题目,要我把题目改一下。现 在我把这个题目稍稍改了一点,其实我要说的就是中国的前途。

  

  我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书,收集了我的散文的,书名就叫《中国的前途》,卖的非 常好。因为那是1984、85年有关中国的情况,所以现在都过时了,我打算重新出一本。但是有很多读者都要我再出版那本书,所以我把书重新编一次,就想到“中国的前途” 这个名字。我的书在1985年出版后,我在书局里面走,书局里有这本书。当你自己的书 在书局里出卖的时候,你就会关心它卖的好不好。有一次走入书店,看到两个台湾人在 争论(他们不知道书作者就在他们身边)。一个说,这本书叫“中国的前途”,怎么会 有这么高傲的作者,这么夸张的说中国的前途。他朋友说,书作者是张五常,他要说什 么就说什么。

      

  我在1981年,写了一本很小的册子,题目不是我起的。据说题目是唐宁街十号的主 人想知道的,当时的主人是撒切尔夫人。她指的题目是“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吗” ,规定我写500个字,我推却了几次都不肯写,最后写了,写了2—3万字。他们一看就立刻要出版,但我是反对这个题目的。因为中国人是很怕讲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可以不用就不用,不要得罪北京政权,但他们坚持要用。争论了很久以后终于出版了,我那时对出版有怀疑,因为中国是肯定会走上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道路的,那时却没 什么人相信。可能你们不记得1981年的情况,当时有很多石油公司把我的册子印了一大堆寄往全美国,有很多学校当作课本,不发表不行。那时很多人觉得我是神经病,你们都知道在81、82年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可以这么说的。但是83、84年后的情况好象显示出我当时的推测是对的。所以我那本小册子出了名。

      

  84、85年时我就继续写关于中国的前途的问题。现在我看回那时的册子,1985年出的那本书里的推断,大致上都非常准确,我买股票没那么准确。我推断中国的前途自认是非常准确的,当然是往好的那方面看。我曾经说过日本的前途,在1986时说过日本大势已去,往不好的那方面去想,也是准的。1988年,一个加拿大的记者在收音机上访问 我,他问,加拿大什么时候可以复苏?我说永远不能。又被我说中了。

      

  1996年底,1997年初,那时香港还没回归。我说香港回归没有问题,北京是会言而有信的,但是香港就玩完了,那时我说香港起码会有10年经济不景气.那时很多人骂我说坏了香港.香港经济稍微好一点时,他们就说张教授讲错了;经济稍微差一点时,又说是我讲坏了.所以我说好也不行,说坏也不行.说好,我是言不由衷;说不好,又是故意贬他们.现在香港是很不好,不好时他们又推在金融风暴,又说是 “9·11”事件,总是有借口的.关于中国的前途,我说起过的前途—我当然对中国的政策有很多批评,所以今天讲的也是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在批评之前,我要预先讲一些中间话.我在1981年就看好中国,那时弗里德曼说全世界对中国最乐观的就是我.很多人都说最乐观的就是我,所以我批评中国,我现在还是继续批评中国,但是你们要知道,全世界我对中国是最乐观的.

      

  有人说,张五常是外人,不明白中国的情况,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在二战时我在广西几乎被饿死;后来我去佛山念书时,已经是战后了,也几乎被饿死.我会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我也会唱<东方红>,我怎么会对中国不了解呢?你们怎么说都好,中国近2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你们看看东欧的发展,看看苏联的发展,看看波兰,看看捷克,看看匈牙利,说的多好,跟中国一点都比不上.你们去上海看看,整个欧洲都没有这么好的发展情况.当然中国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穷人,这些我都很清楚.但是改革制度是历史问题,时间的快慢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譬如欧洲的土地改革,动不动就几百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300年.中国只不过20年时间,这是个奇迹.我当然批评,因为我年纪大了,没多少时间,如果不快点,我怎么看得到呢?

      

  但是这几年我对中国的看法,有新的发展.1996年底我在香港说过这样的话,我对香港很悲观.因为我突然发现中国青年非常有求知欲,疯狂的念书.中国的学生又聪明,他们提的问题比港大的学生提的好.我对香港的学生说,你们这一代有点问题.你们要竞争的对象是中国的青年,中国的青年英文又好,中文又好,又懂电脑,长的又是一表人才.中国的青年拿了MBA,一个人人均也不过3、4千元,香港学生又何来值2万块钱呢?你们跟中国青年很难匹敌的。

      

  这几年的发展,应了我某一点看的非常好。为什么中国青年这么用心的念书,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们现在的意识与我40年前是一样的。1959年以前,我念书常常不及格,好几次被学校开除。但是从1959年开始,我当时在加州大学,我成绩非常好,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大呢?第一美国的思想要比香港开放的多,第二是老师启发的比较好,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1959年时我自己领略到,只要有学问,我就有饭吃。我看到这一点,有学问就有饭吃,我知道我能卖知识而谋生。看到这一点,知识就滚滚而来了,只不过几年之间的工夫。

      

  我现在看到中国青年念书的情况,你们就是看到我当年所看到的。你们现时读书的际遇,不如我当年好。我当年认识的朋友有十几个得过诺贝尔奖,只有我没得过。际遇我是比们好,但你们的意识是与我当年一样的。因为你们知道有知识就有饭吃。

      

  我为什么要特地提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从来没发生过。在传统的中国,所谓的旧中国,是没有司法制度的,没有律师这个行业,那个时候考状元,考进士,考的好的都去做官。苏东坡也是做官的,郑板桥也是做官的,郑板桥是判案的,他完全不需要懂得法律,他完全从伦理的角度看待对和不对。

      

  因为中国一向不是依法治国的,不管历史学家怎么看待,中国一向从伦理道德来治国的。说士农工商,农民是不需要识字的,做工艺品的工人也不需要识字的,商人作生意也不需要识字的。走上仕途,就是我们说的学而优则仕,就是要做官的意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20世纪以前,没有一个单独靠知识生存的空间。偶尔听到少数人,比如朱熹,跟西方比起来太少了,太不成话。

      

  20世纪以后,又开始革命了、军阀,像义和团,再前一年是八国联军、太平天国。跟着是辛亥革命、又是共产中国,很多情况,又三反五反,又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文化大革命,搞搞搞。中国从来没一个可以靠知识而维持生活的空间,偶尔会听得到,比如庚子赔款,但是做官的还是做官。而现在情况不同了,1995年开始起,情况非常不一样。1995年到现在,6年时间,国内大学教授的薪水—当然除底薪以外加上的其他项目,上升了大概4倍多,而且是在通货膨胀大概为零的情况下。到报纸去投稿,一般的稿费,上升了20倍。现在请国外的学者做报告,有时甚至是收费的,比邓丽君的唱片卖的更好。广州有个机构请我做报告,他不让我知道,登报纸卖票,300元一张。

      

  这种现象显示出来,中国是走上追求知识的道路了,开始了知识的市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一次青年人念书不是为了要做官,知识有价,这就是中国6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发展,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

      

  上星期,一位美国的女教授——我不认识——她写了一封信来问我有关家庭经济学的问题。我回信时写了一段,“我现在给你写的一句话,将来的历史学家都会记得,现在中国人在知识方面的增长,知识资产的增长率,应该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就在我写这email的一秒钟内,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把这email发给她时,send a copy to *** ,我加州大学的老师,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看到我这段话,说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他要给他全美国的经济学朋友这几句话send a copy. 要知道,从斯密开始,尤其到1900年的马歇尔,到1930年的费雪,他们都认为所谓知识资产,是人类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再看看中国这几年的改进,我是不可能不乐观的。我当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有很多问题,言论还不够自由,比如我的《卖橘者言》还是黑名单,不敢印,不敢出版,这完全就是旧势力的特权分子在……(笑) 回头看中国这几年的增长,除了一些种种的困难,情况大致上还是非常好的。我到这么多大学做报告,看到大学自由的气氛,我的感受是很准确的。我走进校园里面,我知道这个校园里面发生什么事,不需要向我解释,因为我在大学待了几十年。学生问我一个题目,我就知道这个学生到什么水平了,骗不到我的,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在感受方面,我常常会问年轻人,你们还需不需要上马克思的课,他们说,要;那上课时有没有打瞌睡,他们说,打啊,打啊。在中国东北,上马克思课打瞌睡的学生比较少,在南方,课上打瞌睡的比较多。我怀疑在杭州应该是一半一半,不多也不少。

      

  我对中国的农民一向都非常悲观,历史上中国的农民没有好过,说为农民服务,几千年执政者都是这么说的,可是饿死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时候,农民做先烈,他们死死死,先死。突然之间者几年,我对中国农民的前途又看好。因为我看到有些农民考进了北大、清华,整个村子捐钱资助他。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太夸张,不可以太夸张,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见过很多大学生,农村出来,很贫穷的。能进到名校,这是一个大考验。农民无知,农民是很真诚的;农民无知,这种人是最容易被政客骗的。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取知识不仅是发生在城市里,农民也开始争取知识。你们年纪比较轻,不知道国民党时候的事情,在农村只要有个青年到北大的话,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前途比较乐观的。知识资产的增长,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是1200万大学生,这是我个人的估计,占1%的人口,增长率非常快。我听说几年前,进大学的学生只有80万,现在入学的本科生300万。这样下去,距离达到2000万的日子是不太久的。很简单的考虑,每个学生每天多学一个英文,那个增长率都不得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中国人的竞争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大约解释了我对中国乐观的原因。

      

  我们在看看前途的问题。所有人都问我中国入了世贸会怎么样。这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没有人知道世贸的条文到底是什么,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是一年前公布的,中文的版本还没有公开。据说是要11月7号公开。不公开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怕听到过多的批评。那时克林顿政府说,假如中国进入世贸,对美国是很有好处的。美国人说他们争取的条件比中国人能得到的好。看到外界的分析,都说中国加入世贸对美国有很大的好处。这不是经济分析,这些是纯政治上的事。想通过某一种建议,那些人权分子都反对中国入世贸,说中国人权不行,世贸不可以让中国加入。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的言论。

      

  关于中国入世,大致上的印象是这样的。中国不允许很多货币进来。在税务上某些方面的减少。它的好处,不是简单的对外自由贸易的好处。它的关键性,在于给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世贸能不能做到,有人说我认为它做的到,有人说我认为它做不到,我也搞不清楚。举个例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在美国,在香港,打个电话到美国是8分钱港币五分钟。香港打个电话给上海,需要5—6元港币一分钟.从香港打去上海比香港打去美国贵100倍.香港打去深圳比打去美国贵差不多30倍.同是做生意嘛,通讯应该是非常便宜的,为什么会那么贵呢?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通讯是由政府垄断的.开始时世贸组织可以帮到忙,对垄断权有压力.在1年多前公布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电讯的股票就下跌了,后来又上升了.为什么呢?要跌才好.原因是垄断.所以要中国发展,就要取消垄断性的特权.

      

  很多年前,中国开放时,南方比北方发展的快,而这几年北方发展的非常好.刚刚开始的十几年,南方发展的快的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广东东莞比上海快的多呢?现在不是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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