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98 次 更新时间:2004-12-16 00: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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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  

  

  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但却绝不是没有创造的空间。中国或东亚的人(也包括一切非西方的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之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古文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I碧玉)把中国与印度、希腊、近东列为纪元前世界上的几个“轴心期文明”,这些“轴心期文明”都有特殊的文化取向,影响后世至巨。

  中国自先秦以迄清末,其间虽有异族入侵,或异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形,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儒家为主导价值所构建的悠久而赓续不断的文明。诚然,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学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情形),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

  

  中国是一个“文明体国家”

  

  中国这个“文明体国家”,自成一天下。三千年中,中国与天下之外非全无交通,但传统中国没有今日之国际体系的概念。在中国的文明秩序下,中国的“王权”的理念是有“普世性”的,中国的文化价值亦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用作界划文明的尺度。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虽然代有损革,但它的基本性格,特别是社会结构、生活型态与深层的意义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前现代期”的中国真正具有一个独特的文明模式。这个文明模式影响到日本、韩国,因此中国的文明模式也可以说是东亚的文明模式。

  中国的文明秩序在19世纪中叶以来受到了前未之有的挑战。从本质上看,这个挑战不仅是来自西方,而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亦即是已经现代化洗礼的西方文明,而这个西方现代文明出现在中国与东亚的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面目。当时,李鸿章、严复等感到这是中国三千年的大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对这个“大变局”或“世变”的理解是经历了一个颇长的过程的。事实上,百年来中国对这个来自西方的“挑战”的本质的掌握是一步步地深刻化的。百年来中国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的回应,用一个最有力的概括性的概念来说,是中国的现代化,亦即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运动是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等人所领导的同光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只理解到西方现代文明“物质的技器”层次,重点在“开铁矿、制船炮”;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则进而理解到要“考求西法”,亦即进入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制度”层次。中国现代化中狂飚式的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这是中国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可以说是把中国由一“文明体国家”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起点。中国文明秩序的核心是其政治体系,此政治体系自清末已始动摇。1905年清室废除考试制,这个政治体系的一根重要支柱被拆除了,而辛亥革命则把这个政治体系彻底瓦解。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而此种君主制不仅是欧洲式民族国家那种君主系统,而且是天命式的普遍王权系统”①。无疑的,辛亥革命可以视为中国走上“现代”的征象,但更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解体的标志。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再不是以前的中国了,辛亥革命是现代型的政治革命,它突破了二千年朝代更迭的政治格局。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变为成功的共和国,更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但在意识形态上,“民权”的取代了“王权”,民权理论取代了“天命说”作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满清帝制解体后,中国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止在寻找一个现代型国家的形式,也是在寻找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

  

  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说,可以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的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与“民主”,显然带有强烈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色彩,新文化运动如杜威所说乃是一个“思想革命”。其主要精神是对中国古典文明秩序的价值体系作新的“重估”,举凡“打倒孔家店”、“去礼”、“非孝”、“吃人的礼教”、“反封建主义”的口号都在抨击主导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这个运动的中心目标是个人的解放,把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把个人的思想从儒家的伦理观中解放,引发了中国家庭、伦理上革命性变化。五四所倡导的新思想,五四前的人,如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都曾说过,但在五四,这已是一般新知识分子的普遍信念。应该指出的是,五四的目标性价值“科学”与“民主”都是从西方借请过来的。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的观点清楚说明传统中国的文明秩序必须从“中国的”转向“世界的”,但不能不指出胡适心中的世界的文明秩序实际上是由西方的模式所界定或支配的。现代化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西欧,而到目前为止,源于西欧的现代化文明仍然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或支配性的现代模式。

  

  中国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全球化

  

  中国的现代化,由清末至今,经历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有太多的事件阻滞或扭曲了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显著的如军阀割据,日本的侵略,内战,文化大革命。今日,中国人的社会,包括大陆、台湾以及港澳都自觉地在现代化,不论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或台湾、港澳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根本意义上,都是自觉地在推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一个组成。上文已提及,现代化始源于西欧,现代化的“全球化”乃是西方的现代化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文明标准”不期然而然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universalion kf忠于理论),这从“世界时间”(世界时间)与格里高里历法(阳历)的制度化,可见端倪。在今天现代化的“后期”,现代化的全球化现象已不止限于经济上华勒斯坦(Wallerstein)所讲的资本主义扩展所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政治上西欧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亦已成为今天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更深刻的是,在价值观上,最初出现在西方的观念如民主、人权,以至同性恋权利、性解放等亦已有全球化的趋势。诚然,今天还没有或永远不会有一个“单一的现代文明”,但是,不能不看到一个强烈的经验现象,西方的特殊的文明模式,尤其是50年代之后,美国的特殊的文明模式,已愈来愈产生全球化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到了20世纪的后期,台湾与香港在经济领域都赢得“小龙”的美誉,而大陆的经济发展在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19世纪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杜尔凯姆、韦伯都寻求一个单一的解释“现代”性格的动源,此在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在杜尔凯姆是“工业主义”,在韦伯,则是体现于科技及科层组织的“理性化”。诚然,现代化是一“多面向”(multi-空间的)的社会转化过程,但经济领域的转化(由农业转向工业),则扮演了社会转化的主轴性的作用,而经济领域的转化,不论是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的运作都有赖韦伯所讲的“理性化”,特别是他洞察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特别强烈地显现在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过程中,这在台湾与香港的现代化中都可找到证验。

  在20世纪90年代,不止中国人社会已出现旺盛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层面),东亚的日本,更出现“全面的”现代化。美国社会学者勃格(冰山)甚至认为东亚在西欧之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家现代性)的“第二个个案”。他说东亚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有不同的性格。无疑的,东亚在现代化上已取得相当的成功,这一“经验事实”已引发了学者对“现代化”,特别是“现代性”问题的新省思。

  

  反现代化与去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固然是一全球化的现象,但自60年代以还,世界都出现了各式各样“反现代化”,“去现代化”(de-moderniezation)的运动,此发生在“开发中”社会,也发生在“发展”社会。在根源上说,这是对“现代性”的不满,今日呈现的“现代性”是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性的世界如韦伯所言是“世界的解魅”(使清醒-ment世界的)。无疑的,“现代性”确然有解放的功能,个人的自主性之扩大是现代性的主题,但现代性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飘泊”等,更深刻的是现代化虽基源于“理性化”,但“工具性理性”的膨胀实在是对“理性”(理由)的逆反,德国社会学家哈贝玛斯(Habermas)且指出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alization生命世界的)。对现代性的不满激起了“去现代性的冲动”(de-现代化推动),此一冲动特别强烈地表现在环保运动、神秘性的宗教运动等。今天,一方面,现代化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推动,另一方面,“去现代性的冲动”则见方兴未艾。不过,“去现代性的冲动”毕竟有它“内在”与“外在”的限制,要停止或倒转现代化是无可能的。必须指出,现代化虽出现不少“病态”与恶果,但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新的机会与“善果”(货物)却也是真实的,更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墨西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Octavio Paz)的看法与心境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他说:

  “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现代化会基本性地改变或更替墨西哥人世世代代依循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这些家庭价值,生命目标,社会规范的改变都是正面的。”

  他表示,他一方面觉得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被责难的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说墨西哥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被责难的到现代化)的。对他而言,墨西哥前途除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但现代化却又不是一个福音。其实,中国之现代化又何尝不是“命定地现代化”和“被诅咒地去现代化”的?古老的文明如中国、墨西哥要在世界立足,能够不自觉地有一个现代的转向(现代的转动)吗?

  “现代转向”实际上是中国百年来所选择的道路。但是我们要问,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完全追随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轨迹呢?中国所追求或正在浮现的“现代性”是不是西方的“现代性”翻版呢?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开展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吗?这当然涉及到西方的现代性的“普世性”意义问题了。

  

  现代转向是中国百年来选择的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意模仿西方的现代化的。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知识界或政治的精英是以西方的现代模式作为范本的,尽管清末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类主张,但自此之后,在意识形态上,都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为圭皋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取向上,先则要求保住“中国之为中国”的“体”,只肯在“用”上接受西方的,这个“体”是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骨干;到了后来,则为了求中国之富强,“用”固可变,“体”亦可弃,亦即在寻求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的“体”与新的“用”了。不过,中国虽然有意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但在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经验上,却没有也不可能依样葫芦地走西方的现代之路。中国是现代的“后之来者”(迟的来者),它的现代化经验,较之原型西方现代的经验,无论是现代化起步的基础,现代化发展中的“主角”与发展策略,现代化过程时间压力的强弱,以及在文化的条件上都有巨大差异性,即使同为中国人的社会,台湾、香港与大陆的现代化经验就十分不同,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化不能、实际上也没有追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轨迹。我们只能说,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目标的视域”上确是以西方的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标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现代”(或更确切地说“超越现代”),视野是与资本主义的现代的文明模式判然有别的。不过,我们也不可不认识到,共产主义,究其实,也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儿。毕竟,马克思的文化英雄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共产主义所憧憬的是“发展的理念”(发展的理想)。

  

  现代性普世化的典范

  

  在讨论现代化的文献中,长期来,一个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不论现代化的起点有何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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