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4 次 更新时间:2004-12-11 16:47:18

进入专题: 安乐哲   郝大维  

安乐哲   郝大维  

  

  一、 在中国曾被尊为“孔子第二” 的杜威

  

  八十二年前的最近几天,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夜,有一个美国学者来到中国,他就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鼻祖杜威。杜威在中国停留了两年又两个月,发表了几十次演讲,宣扬美国实用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宣传可以获得成功,因为他只是一介书生,没有炮舰相随,也不能逼迫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令今人深感悲哀的是:他的美好愿望在一开始就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在他到达中国三天之后,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在北京爆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着革新的旗号,一开始曾对新思想,特别是西方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敞开大门。人们对杜威的兴趣曾一度很高,因为杜威以“民主”作为他讲学的中心议题。人们同样欢迎他试图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努力,因为他想在这个有儒家思想传统的文明古国施行他的实用主义。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杜威的宣传就遭到强有力的反抗。新文化运动开始无疑是反对儒教的,而且将杜威的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根本对立起来。让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杜威被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当作打倒封建礼教的工具,可是他曾被誉为“孔子第二”(Second Confucius)。那是一九二零年的事,这顶“孔老二”的高帽是一所中国大学给戴的,随之奉送的当然少不了一个名誉学位。这顶高帽戴在杜威的头上为时很短,原因当然因为他是洋人,孙中山跟他领导的国民党要求人民恢复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民众自然也就不到这个洋“孔老二”那里去学习儒家思想了。

  

  非常可惜,杜威在中国的影响是短暂的。杜威回国以后,不单中国,实用主义在整个亚洲都只有很少的人研究。在哲学界,以康德、萨特(Sartre),海德格尔(Heidegger)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吸引着越来越多学人的注意力,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实用主义的影响大大地衰弱了。

  

  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用主义在亚洲应当强盛,而不应衰败。因为美国的实用主义与亚洲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我当然承认,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思想长河,与年轻壮丽的实用主义激流,在本质上是各自独立发展壮大,而且互不相干的人文思想运动。关于她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在后面将继续讨论。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汇合趋势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亚洲和美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一场儒家思想长河和实用主义激流汇合的文化讨论和文化运动正在悄然兴起。

  

  在社会操作的层面上,杜威实用主义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杜威实用主义拒绝全盘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杜威不断提醒中国人民,不要毫无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思想,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毫无批判地拒绝传统的中国价值观。他的实用主义体系虽然对大众民主理想进行了非常激进的重构,但是这对于正在寻求革命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在民众对实用主义最初的期望完全变成失望之后,主张对社会进行全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上风,最终将在改革现实面前完全是小打小闹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挤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实用主义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至上个世纪末,前后半个多世纪。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杜威实用主义既不拥护资本主义,也不反对儒家思想,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看来,杜威的大众民主思想好象不但拥护资本主义,而且反对儒家思想。当然,应当承认,尽管杜威和他的思想伙伴力图重塑北大西洋的民主,重建北大西洋民主制度,实际上,他们没有取得多少实质上的成功。如此一来,简单空疏的民主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就不足为怪了。可惜的是,正是这种过于简单的民主思想,占据中国民众的头脑超过半个世纪。

  

  在杜威看来,民主首先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制度。他坚持他的民主视野,认为民主态度的形成需要靠教育,强化民众的民主态度也要靠教育。这无疑是学者温和的人间情怀。可是,事过境迁,今天民众对民主的需要并不比八十二年前更为乐观。所以,今天那些兜售民主理想的人们想在社会操作层面上发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在是荒唐可笑的。那些今天在中国兜售西方民主的人,似乎不约而同地求助于以下条件:中国国内农民和工人的不满、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改造,来自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的压力,世界经济市场的要求等等。他们都一致错误地认定,这些实际因素能够起到杜威的睿智、耐心和远见卓识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独有偶,杜威实用主义在美国思想界也遭到残酷的清洗。战前,大批欧洲哲学家逃到美国避难,战后,美国学术界的哲学兴趣由于外来思想的力量发生重大转移。在美国知识界,精英思维模式逐渐为大众思维模式所替代。杜威实用主义,甚至整个实用主义思想运动,几乎被新的思想运动连根除去。

  

  在杜威的祖国,后来的人们几乎完全误解了杜威的教育改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教育改革实践没有多久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此后一直后继乏人。不但如此,杜威的民主思想从未成为美国民主思想的主流。在美国,如同在中国一样,许许多多本来可能重塑国家民主理念的机会统统稍纵即逝。

  

  近年来,美国新实用主义思想运动方兴未艾。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实用主义的重现当说是一件幸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杜威的民主社会视野,与传统的中国人对社会组织的理解,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今天,我的分析将要说明,杜威的民主视野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信仰与价值观有许多共鸣,杜威实用主义理应引起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思想界的充分关注。应当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投入到将杜威的思想引入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投入到重建中国社会民主的事业之中去。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事实上,在亚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人们对“亚洲价值观”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个思想运动包括了将世界各种思想资源引入亚洲传统思想的种种努力,从中我们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经验。欧洲、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学术机构与组织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展开各种讨论,这些讨论设想了“儒家民主”的种种可能模式。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总是寄希望于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和力量。但是,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将杜威实用主义引入儒家思想后所产生的文化活力,因为这种文化活力对当代中国思想界与民众价值观的冲击,必将是持久而深远的。

  

  我今天的演讲尝试展示一种思想沟通的方式,在这种思想方式中,杜威式的民主视野将大大有助于中国未来民主之希望。同时,我的演讲将再次证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有资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称号。

  

  二、新实用主义和新儒学同病相怜的边缘化命运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今世界两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实用主义”(New Pragmatism)和“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是在美国和亚洲出现并兴盛的。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亚洲,这种现象都极其重要。“新实用主义”大力复活杜威实用主义和其他经典实用主义思想家的核心思想,新儒学在整个亚洲和美国都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拥护。这两种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文化运动几乎同时在美国发展壮大,有着两个最根本的原因。首先,立足美国文化的思想家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诠释,立足儒家文化的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诠释,都是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对各自文化有了深刻体认之后,所提出的最有根据的和最富创造性的解说。其次,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达成令人惊异的共识,那就是,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有许多几乎一致的重要哲学假设,正是这些非常接近的思想前提,使得它们尽管是不同文化的代表,却可以进行平等而且富于建设性的对话。

  

  我们说实用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美国文化就是实用主义,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因为实用主义在美国文化大熔炉中,儒家思想在中国以及韩国、日本与越南文化的大杂烩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圈的特征,美国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利坚文化的特征。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如下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在当代的复苏,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物质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这些都不仅有可能削弱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儒家思想复兴运动,而且有可能削弱美国社会的哲学实用主义复兴运动。

  

  在中国,美国实用主义一度被简化为“有用就是真理”,甚至许多学者都把美国实用主义仅仅误解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any-means-to-an-end)的思维方法而已。这样一来,实用主义哲学不但毫不精致,简直就毫无理智。受这种思想影响,普通民众错误地将美国实用主义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和技术狂热的粗糙派生物而已。其实,美国实用主义植根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与儒家思想的渊远流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拿杜威实用主义来说,杜威对欧洲经典的自由式民主所引出的原子个人主义一贯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诸如把人界定为带有权利的生灵这样的原则。杜威认为,人类群体是个人的权利的来源,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利是由他所在的群体赋予的。杜威指出,将民主视为资本主义和技术革新的副产物,这是典型的欧洲式的,尤其是英国式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思考方式错误地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一定要有工业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由此出发,杜威的哲学实用主义和他的思想伙伴不把民主的发展解释成经济进步的必然结果。他们甚至认为,社会民主的实现必须独立于任何经济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拒绝将社会民主与民众对财产权利的要求、对个人利润的追求相联系。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科学与技术不过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有助于实际目标的最全面有效的实现而已。很显然,技术进步一直与经典资本主义夫唱妇随,同时压抑着与技术进步相应的价值理念的发展,也就阻碍着价值理念在推进人类社群建设方面的作用。

  

  简单说来,我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被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物质技术这些要素所主宰,那么,事实上,美国实用主义相对于西方主流思想形态来说,就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如果认为现代西方主流思想形态决定着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现状,实用主义由于唱对台戏就必然被边缘化了。

  

  在亚洲,情形就要复杂得多。儒家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所以它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控制力也要强大得多。虽然如此,在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在许多亚洲国家还是没法逃脱象实用主义一样被边缘化的命运。这个非常重要的比较说明,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一样,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作用微乎其微。

  

  在国际上来说,欧洲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蓬勃发展贬低了亚洲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拿儒家思想来说,儒家思想一直被理解为一套空洞的道德说教和没有实用价值的行为伦理规范。如此一来,儒家思想对盎格鲁-欧洲人思想的分析或深思就似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价值。虽然,最近几年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但是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传统哲学的大多数专业哲学家仍然觉得儒家思想索然无味,毫无实用价值,也就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

  

  在当今国际社会,提倡儒家思想的学者的处境,如同提倡美国实用主义的学者的处境一样,在一片国际商务活动的喧嚣声中,微弱的呼告几乎没人能够听清。西方世界日益强盛的现代化力量,将美国实用主义与亚洲儒家思想都推向了边缘地位,迫使这两种对本族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同时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要说,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绝不仅仅限于她们今天在世界上同病相怜的文化地位。透过这两种思想表面迥异的表达方式,认真探讨他们各自的核心理念,我们将惊奇地发现,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重叠是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个我们应当留心的事实,这就是,无论是美国实用主义,还是东亚儒家思想,都不甘在新世纪的文化重组中屈居弱势,她们在全球化商业大潮中不屈不挠的努力表明,她们都试图摆脱自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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