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以周期论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3 次 更新时间:2012-01-07 1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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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经济-政治周期的中国认知

  

  与执政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中共十八大将完成至少三项重要议程:一是对政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社会政策进行确证和微调;二是重新部署政党的人事安排;三是阐述政党的一些新理念、新提法和新举措,以保持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不过,中共十八大又具有其特殊性。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政党处境、国内外局势都颇不寻常的情况下召开的。

  从执政党自身的处境看,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政党理念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既定的政党意识形态仍然顽强地发挥着制约整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作用。但执政的现实处境,却强有力地催促着执政党尽快走出革命党的思维,重新审视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模式、举国体制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政方式,以及为了政治目的不计成本的掌权理念。另一方面,中共党内的政治互动让人们感受了党内民主的强大张力。此前,执政党代际交替的方式都是权威领导人指定。而今,不同风格的新生代领导人日益自觉地呈现自己的领导个性,从而为党内民主提供了发酵的因素。而且,由于政党决策机制、决策过程、执行状态与政策绩效承受着日益加大的现实压力,也使得政党长期熟稔于心的决策模式面临整改。

  就国内局势而言,2012年必将遭遇经济大考:最直接的考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向中国袭来之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开始凸显其双面效果——一者这些政策维持了中国近四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使国家免于金融危机的即时冲击;二者国家投入的4万亿元资金、加上银行放贷的数万亿元资金,地方政府举债还款的时限都将到期,中央政府手中的金融政策可出之牌已经不多。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下必然出现的CPI走高之势能否得到有效遏制,还需要观察。由此导致的公众不满情绪的高涨,以及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也将在这一年呈现出来。

  就国际局势来看,北美尚在金融危机后整理阶段,欧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降反升,意味着中国将丧失近30年得益最多的国际贸易伙伴。在国际经济发展起伏跌宕之际,国家间关系随之紧张起来:所谓“西方”集团与“东方”中国间的经济矛盾,必将演化为政治层面的冲突。而“西方”对中国一直怀抱的政治警惕性,也将在中国崛起的担忧与中国崩溃的疑虑之间,受到激励。30年左右的中西经济蜜月期似乎行将结束。在人们的直接感受中,中国对西方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批判,西方对中国期待破灭后引发的不满,俨然拉开了另一道天幕。一个不同于近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缓和国际环境果真终结了吗?一种尚且无法明确表述的、新的时代感袭向关注国家走向与国际局势的人们。

  

  经济周期与2012经改态势

  

  随着2012脚步的临近,中国人明显开始体验此前未曾明确感受的社会周期感。近30年,中国一直由经济因素主导国家变迁。因此,这种周期感首先从经济层面显露出来。

  这样的感受,在2011年是通过居高不下的CPI来促成的。全年6%上下的CPI走势,其实就是明显的通货膨胀。公众以自己的直观感受,体会到时日艰难:股市的直线下跌,让股民叫苦不迭;房地产价格的飙升以及政府着力打压却收效甚微,让中产及低收入阶层望房兴叹;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的暴涨,让普通市民感觉到度日如年;工资收入提升的迟缓和颇小的幅度,让人们在高消费品面前驻足不前;更为关键的是,在市场、权势与国家权力之间展开的经济利益博弈,让民众顿感自己在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的希望难以实现。这是近30年中国人不曾深刻体验的经济生活幻灭感。曾经由市场经济初起时期给予人们的富裕生活的中国梦,似乎接近梦醒时分。

  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是,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从没有遭遇过经济繁荣、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经济复苏诸多经济环节周而复始的周期困扰。热衷于归纳“中国模式”的人士,总是在这方面显现出中国人独特的自豪感。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一路走来的经济增长历程,就会发现,中国其实一直遭受着经济周期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实上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以后,所向披靡的市场力量常常显露出戏耍中国人心智的诡怪。1988年的通货膨胀、1989年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反应、1993年的经济过热、1998年企业改制的痛苦、新千年以来国人对垄断国企嚣张气焰的愤懑,往往是经济周期的表现形式。只不过国家借助权力力量,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直观感受悄然降低或强行抑制住了。

  中国人就此对经济周期缺乏心理准备、能力培养和预防筹划。到了2008年,中央政府在北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情急之下投入的4万亿元,以及由此推高的银行贷款,又一次让人们错过了认知经济周期的机会。其实,中国何曾免于经济周期的烦恼,只不过一直是国家权力在政治技艺的展示中,自个儿替全国民众承受了经济周期的折磨。

  2012年,中国经济周期的呈现正在露出冷峻的面目。这一波经济问题的凸显,促使人们深入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由此深思相关改革的突破口及其希望大小。毫无疑问,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健全。在一切可能触动政治禁忌的经济改革领域,中国的经济改革都裹足不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国家权力主导型的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权贵主宰的经济形式。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与保护机制,就不可能推出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因此,国家权力主宰的市场经济,政治的起伏就是经济周期的推手。

  一直为人们诟病的权贵市场经济,就是改革的不彻底导致的结果。政治之手是中国经济呈现周期性权力痉挛的根本导因。

  因此,产权改革势在必行。与产权改革相互伴随的改革,如国有垄断企业、尤其是家族化经营的国有垄断企业必须尽早改制,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催生、用工制度的改变、激励机制的重塑、政企关系的再造,等等,都必须即时实施结构性调整。显然,这种彻底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不是在经济范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

  

  政治周期与2012政改走势

  

  当代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而言,是指执政党五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所呈现的政策调整、人事任免和具体举措。2012年恰逢中共十八大,因此是波澜不惊的政治周期一次惯常的再现。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人事结构,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对这样的周期,对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人事惯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十八大这次显现政治周期的情形有些特殊。十八大正值中共中央权力阶层人事的大调时刻,中央权力高层的人事变动之大,前所未有,具有政治代际交替的意味,引发人们格外的关注。这样的交替,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自然是政党领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变动。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进阶与退位的两种政治领导人,都会采取极为审慎的政治态度。惊天地泣鬼神的政治改革举措自然不可期望。即使是被认为会引起些微动荡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推向前台。

  2012年中国的政治周期,是一个政治家们重新卡位的时期。由于此前中共领袖立定了“换脑子”与“换位子”的对应性关系,注定了进阶与退位的领导人,都不会在既定的政治规则之外谋求卡位优势。即使是在大换届的政治周期到来之际,对于某些富有雄心的政治家来说,卡在一个进而叱咤风云、退而落寞自守的关键时刻,出位的改革举措都不可能真正成为政治变革的引擎。这是历来国家权力大换班的既定状态。

  不过,当人们观察到大换届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周期到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由于执政党前30年与后30年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进路大为不同,前一阶段以“斗争哲学”塑造民众政治理念,后一阶段以利益诉求改造民众思维方式。两种政治动员方式塑就了执政党的基本掌权模式。但前一理念的现实盘活,对于执政党无疑具有显见的颠覆危险;后一观念的延续,则已经遭遇到分配不公的强大阻力,对于执政党后续的推行势成瓶颈。因此,有些地区、有些领域高度紧张的干群关系,与政治改革的现状,将执政党推向了一个当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的周期律处境。

  怎么改变清廉掌权、腐败延续、朝代更迭的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周期律,已经成为中共思考的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获得了财富疾速增长的奇迹,也导致权钱勾结、腐败丛生。恰逢十八大的大换届政治周期,执政党如何处置权力面临的处境,成为常规意义上的政治周期认知之外的、特殊的政治周期认知的动力。能否适时推出有效克制腐败的基本制度、有效政策和清廉官员,成为十八大寻找到解决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周期律的成败判准。

  

  小周期与大周期:改革的停顿与突破

  

  不难看出,2012年,中国的经济、政治局势运行在经济-政治周期的紧要时段。无论是就实际的经济形势、还是就现实的政治处境来看,中国都面临着规避周期过程中危机爆发时段出现的紧迫局势。

  但恰当此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形势处在一个疲软的状态。这一状态,既体现为缺乏有力支持深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还体现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任何重大改革都难落实,改革愈来愈处于挂空的状态。更为关键的是,改革被利益集团绑架之后,公众对改革的认同感已经下降到冷漠相待的地步,改革似乎成为利益集团进一步谋取利益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那种改革就是国家权力运作正当性的有效保障状态,早已经过去。而且,只要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领袖人物倡导改革,就会获得一呼百应的积极反应局面,在许多国民眼中,也已经变异为改革就是国家掠夺公民利益的同义语的尴尬情形。

  中国改革的局势,已经使左左右右不同立场的人们共同感到烦闷。人们正在失去对改革的期待信心。面对权力更替周期、经济滞胀考验的国家权力层,对于这样的处境自然是了然于心的。可是,在碎片化的国家权力运行中,在牵一发而动全身、举步维艰的改革处境中,突破经济-政治周期而做出适时改革举动的可能性,未曾增长、反而下降。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便已经限定在细枝末节的改良范围内,今天的改革在细枝末节上的作为空间已经骤然缩小。执掌国家权力的周期律滑向危机境地的几率大大增加。

  从中国改革起始阶段的结构化取向来看,中国改革的停顿事实上已经绵延了20年之久:政治上解决权力来源问题的局促、经济上解决产权问题的徘徊、文化上推出核心价值的困顿、选择改革突破口上的踌躇,全方位地凸显了改革的窘迫状态。

  中国改革亟需突破。这一突破是中国凝聚人心、维持国家认同和支持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处在2012年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体认中的国家领导集团与普通公民,都需要真正有效的某一改革突破,来给自己提供足以建立起自信的、支持改革的精神动力。

  而此时,扩展经济-政治周期的视野,从更为宏大的背景上来审视人类遭遇的现代政治经济周期律,中国人就更有理由要求改革朝纵深处推进,以此实现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真正崛起。

  2008年之后接连出现的金融危机,造成长期繁荣的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与重建局面。这没有、也不应该给中国人以维持现存制度以任何理由。因为中国自己也正在经历自身制度面临的大周期考验。二者之间的差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周期正在紧张经历之中,而中国对于经济-政治周期的认知还在艰难的捕捉当中。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寻求解决制度之困的征程,而中国可能还耽于对现存制度的孤芳自赏。后者的危险性显然要大于前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历史性周期大考,乃是影响一个民族国家未来状态的大考,人们没有理由任随自己处在欣赏别人的困境、无视自己艰难的可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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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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