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社会科学应该为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的未来世界而努力

——2011年12月8日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5 次 更新时间:2012-01-05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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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良  

朋友们,同仁们: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邀请。作为唯一一位来自东方文化背景的大学校长,我想借此机会简要地谈谈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和近期复旦大学的一些做法,和大家交流。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和其他事务的影响也日益增长。因此,似乎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未来的趋势,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然而,作为中国人,中国的学界,我们更加关注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人们在物质生活极大的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观念的裂变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对物质与实利的无节制追逐成为思维定势,并在社会发展和制度构建中存在着诸多的非理性成分,或者说是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缺乏,工具理性的过分主导。其明显的后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凡是关注中国社会新闻的人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受到国际思潮,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思潮的巨大影响。综观全世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共同居住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称其为“地球村”;然而人们的“眼界”却远未提升到相应的高度。由于人的本能(Instinct)和不恰当的教育的结果,人们习惯于将任何不同于自己同族的思想与行为视为“异类”,从而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潮盛嚣尘上,并成为打压其他文化,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国际资源的思想基础。

从这次的会议材料中,我经常读到的一个词就是“竞争力”(Competitiveness),材料中也有一篇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文章“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恕我直言,我不太喜欢“Competitiveness”和“Defeat”这两个词。我的核心观点是,所谓的“文明冲突”不是必然的。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纳什的“零和博弈理论”。事实上,所谓的“零和博弈”只存在于局部的和短期的事务中,只有在这种情形下,“零和”才是一种博弈的度量。如果从全球的,全人类的眼光来看问题,则博弈不全是“零和”的。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不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人类命运只能是“To be or not to be”!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提出,各种文明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种不同文明和文化和谐共存的世界格局。我个人还有一个可怕的感觉,当世界只有一种文明和文化存在时,这种非多元文化的世界将是人类的末日!

顺便再说一句,阎学通教授的文章的标题恐怕只是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为,因为在他文章中所要表达的观点只是强调了“王道”才是重构国际竞争之道,强调了“道德”的力量。

我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受教育者去严肃地思考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的未来世界才是我们所期待的;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应是本着这样的期待去研究通向这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可能途径。因此,让大学里的受教育者去了解,理解,宽容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并使他们具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复旦大学在七年前开始实施的通识教育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重要的理念。

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会注意到,中国中央政府最近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做法来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性的思维,为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人的发展提供精神与价值的选择。这是我们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张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体悟。我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做过如下的粗略概括:在第一个十年,大家认为我们要发展技术,因为我们要有能力自己制造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等等,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在第二个十年中,人们意识到技术的源头在基础科学,所以我们设立了NSFC(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第三个十年中,人们才发现人文与社会科学也是重要的,但客观上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管理,法律,……)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最近对人文学科和文化建设的重视是因中国现时的社会和世界格局的状况中所逼出来的。我这里指的“人们”不仅仅是学者们,也包括了普通百姓和政治家们。

作为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复旦大学较早地认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从三年前开始就启动了“复旦大学人文振兴计划”,并将其作为国内外汉学经典的研究和交流平台;成立了“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和“复旦发展研究院”来开展社会转型、制度建设和治理形态的研究,目的是服务国家决策并期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智库,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提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为此,复旦大学的“985”三期投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上的经费达到了“985”二期费用的6.5倍以上。

为什么要建立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我们的考虑是基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我的认识而言,植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并经欧洲“文艺复兴”陶冶的西方文化以“人本主义”,“分析”与“逻辑”见强;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受近代中国“救亡”的形势所逼迫,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综合”和“悟性”的思维方式为特征,其具有各自的优点和适用性。当今世界所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都极其复杂,或许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据揉合了东西方文化之所长的思维方式。最近,复旦大学与英国的丁铎尔全球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复旦—丁铎尔全球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我们期望这个“中心”能够成为集东西方思维方式来研究和解决全球和全人类的复杂问题的典范。

我在本次会议的附件材料中读到,“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时代(This century is truly the knowledge age.)”,这似乎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我要强调,仅仅“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思想”。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样都是“双刃剑”。在“工具理性”思维的驱使下,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毁灭人类的武器,也可以制造一起危害人类的“金融风暴”。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更需要“思想”,更需要加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

人类近一到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人类近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纪里,将“知识的时代”转化为“思想的时代”,即成为一个一流思想家和哲学家辈出的时代。我曾经对我们的学生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但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育的重要起因之一。

朋友们,同仁们:正因为中美两国同是举足轻重的大国,我们都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并充满着责任心。我热切地期望,中美两国的大学之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由于人文与社会科学是通过对人类文化和社会本质开展研究,探索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和人类社会存在的秩序与安全,两国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小的差别,各自的社会关切也有所不同,因此交流与合作就显得更为必要。我相信,这样的交流与合作一定能够激发新的思想,共同为人类文明和新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

复旦大学对此充满着期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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