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所收之《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延续。

实际上，2007年跟“百家讲坛”的新合作，题目原本就叫“中国智慧”。方案，则是从周易讲到禅宗。小标题也拟好了，比如“浅谈周易”、“实话孔子”、“漫说禅宗”等等。但这样有两个问题，一是战线过长，二是张力不够。最后，决定还是只讲诸子的争鸣。

争鸣富有魅力，诸子难以尽说，于是又有了《我山之石》。这并不简单地只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另一版本。思路、结构和说法，都有不同。这也是有先例的。冯友兰先生，不就写过好几种“中国哲学史”吗？至于两书之外，也应涉及到的思想文化遗产，比如周易、中庸、孙子兵法、道家方法论、魏晋风度和禅宗，就构成了《中国智慧》一书的内容。

至此，我们民族那些最重要的古老智慧，就差不多都讲到了。

但这与所谓“国学”无关。 我是不赞成所谓“国学”的。一是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混不清，二是因为当年有人提出“国学”，是为了对抗“西学”。这样的概念，怎么能使用？反正我是不用的。所以，有人质疑我之所讲，究竟是“真国学”还是“假国学”，我听了就只觉得可笑。我根本就不承认自己讲的是“国学”，怎么是“假国学”呢？“非国学”才对嘛！

不过，说到传统文化，就是另一回事。 实际上，这些年的所谓“国学热”，其实是“传统文化热”。说成“国学热”，是因为有人不学无术，又要附庸风雅。他们以为，开口闭口“国学”，自己就显得有文化。殊不知这样“拽”，是会穿帮的。不信你问问他，国学是个啥玩意，保证张口结舌。

那么，传统文化，又为什么会热？

读一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就能明白。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只能在前人留下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因此，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也因此，每到“革命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借用他们那些久受崇敬的名字、衣服和口号，演出自己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这就什么都清楚了。现在，便正是马克思说的“革命危机时代”；传统文化，则正是“可以借用的衣服”。如果还嫌不够体面，那就再穿一件“塑料雨衣”，号称“国学”。这样一来，便可以显得很“时尚”，就像把所有的墙面都贴上马赛克。

借用“塑料雨衣”，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壳上市”，一种是“借尸还魂”。所谓“借壳上市”，即名为弘扬国学，实为市场营销，甚至趁机赚钱。某些“国学总裁班”，便大体如此。所谓“借尸还魂”，则是为过去的专制张目，或者为反对改革开放寻找“理论依据”。这样的“国学热”，要得吗？要不得！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要传统文化，或者不要文化传统。恰恰相反，传统对于我们，极其重要。这不仅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前人留下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也因为任何外来的制度和经验，如果不跟本国的传统沟通交融，就只能在天上飘着，落不到实处。有根才有底。这个根底，就在传统文化当中。

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但要关注，还要研究、琢磨。但这个工作，不能简单地表述为“弘扬”。不要一提起“传统文化”，就想到“祖传秘方”；也不要一说起“文化传统”，就以为“天下第一”。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如果当真完美无缺，尽善尽美，怎么会有鸦片战争，又怎么会有辛亥革命？

可见，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不能不假思索地一味弘扬。

这就先要梳理，弄清楚哪些是该弘扬的，哪些是不该弘扬的。鉴定的标准，我认为首先是人类文明的共识，比如自由、平等、人权、泛爱。其次，则要看这些传统，能否帮我们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个人幸福”的“中国梦”。符合这些标准的，就弘扬之；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抛弃之，或者束之高阁。

梳理之后，还要对接。谁和谁对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为什么要有这“三个对接”？因为如不对接，则梳理也好，弘扬也罢，都将失去其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毕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它不能只呆在书斋里。

这样看，我这三本书，也还只是开了个头。后面的事情，正所谓“任重道远”。

本文刊载于2011年8月2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