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作家的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7 次 更新时间:2011-11-03 20: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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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作家的位置》是作者应台湾大学邀请作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戏剧、美学讲座的第一讲。第二讲《小说的艺术》,第三讲《戏剧的可能》,第四讲《艺术家的美学》。作者当时身体尚未康复,不便远行,用录影的方式作的这一系列演讲,现经作者本人修订整理成文,予以发表。)

  

  作家的位置,也就是说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以及作家和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当然都是很大的题目?我的观点只是一种看法,纯然是个人的选择,而每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也来自不同的文学观。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的选择,本无是非辩论。然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把这自由思想的园地也变成战场,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蔓延到东方,从欧美到第三世界,一直论战不息,没有一处能够幸免。

  

  这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文学和作家经受的磨难不必细说,就我们面临的现时代而言,政治的泛滥并不见收敛,相反通过媒体铺天盖地蔓延到文化领域。政治的干预,别说是政府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就连一般的文化活动都很难不带上政治乃至党派的色彩。政治正确和身份认同近乎于作家的身份证,再加上二十世纪留下的意识形态这笔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在作家身上,所谓文学的倾向性,应该读作政治倾向,成了约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道紧箍咒。文学介入政治,其实是政治侵入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作家从政,把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鼓吹政治,或者说为政治服务,恰如一个铜币正反两面,从各个方面来看,政治入侵文学,或文学介入政治,乃是二十世纪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景观。

  

  这之前,虽然也有作家同政治乃至权力有所牵挂,但并不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用来宣讲政治。二十世纪伊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深深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作家当然也不例外。以人为对象的文学,把人的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而最能体现这些社会关系最突出的方式,就是政治。人人都卷入到政治中去,而且不能脱离政治,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成了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观,把文学艺术作为批评社会的工具,不仅是一般的社会批评,更确切说是讨伐资本主义,用来揭露资产阶级,宣扬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随同柏林围墙的倒塌而烟消云散,依然根深柢固持续到今天。以至于不久前,我去英国的时候,遇到—个报纸的记者,听我说文学是脱离政治的,独立于政治,在政治之外,居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反映这种思潮仍然相当普遍扎根于不少的知识分子之中。

  

  二十世纪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极权的解体,中国的极权虽然无恙而市场经济全面开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可以说彻底破产了。对资本主义一个多世纪的讨伐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蔓延,相反,不可抑制的全球化宣告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这无须争辩的事实不是道德裁判或者是政治批判能抹杀或阻挡得了的。马克思主义鼓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不仅没能改造社会,却已先行成为历史的沉迹。

  

  文学原本脱离功利。在极权专政下,政治凌驾于文学和作家之上,作家必须服从政治,不服从政权,不为其服务,就不可能写作,甚至无法生存,乃至于丧失性命。在民工制度的西方国家,作家的处境诚然好得多,大可以写他想写的书,从事他想做的文学,只要不靠此谋生,自由便掌握在自己手中。问题是拥有这样的条件的作家可说是寥寥无几,资本主义利润的法则同样施加于文学。作家如果不屈从市场的压力,持之以恒,不追随时尚,不取悦读者,也难以生存。全球化对这种严肃的文学创作的压力只有增无减。更何况,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同样也要干预文学。一个作家,如果既非左派,又非右派,他的声音要想在媒体上得到传播,恐怕是相当困难。在西方,作家虽然有言论和创作自由,但是这种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由发表的天地却依然有限。

  

  共产党极权国家里想要从事自由的文学创作的作家,即使流亡到了西方,摆脱了专政的压迫,却立刻笼罩上另一种政治,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这也是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文学,文学丰富的内涵完全被另一种政治话语掩盖了。作家本人如果不去自觉摘除贴在身上的这种政治标签,相反以此兜售,刚逃脱一种政治却又掉进另一种政治,损害的还是自己的文学创作。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到公共传媒,政治都无孔不入,不仅给二十世纪的文学打上深深的烙印,也还在左右人们的思想。如今,那种激昂慷慨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文学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彻底摆脱政治对文学的牵制也还不那么容易。现时代的作家怎么能超越政治利害之上,又超越于市场,独守不移,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要讲的题目。

  

  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作家要维护个人的独立不移,我以为首先要解除一些迷惑和虚妄。比如说,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政治制造的幻象。人民这个历代君王用过的陈旧的词,到了二十世纪也已经用滥了。所有的政治权力都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乃至于从共产极权到法西斯,也都以人民的名义实施专政。那空洞的人民究竟在哪里?现实社会中有各自不同的切身需求,也包括追求思想自由的无数的活人,在人民这一抽象空洞的幌子下,都消失了。一个作家如果不想捆绑在政治权力上,又不依附政党去站台助选,也就不必标榜为人民代言而丧失个人真实的声音,迷失在这种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牺牲文学,把文学绑到政治的战车上。

  

  作家不是先知,不需要制造未来美好的神话,也不用对人民或选民许诺明天,更不必弄出个乌托邦幻影,蛊惑大众追随他去奋战打天下。再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这都屡见不鲜。

  

  作家不是救世主,承担不了基督的使命,这个尼采式超人的角色也是二十世纪常见的形象。上帝既然已死,那么无限膨胀的自我就可能充当救世主。尼采的这种浪漫情怀,与其作为一种哲学不如当作文学作品来看更有意思,超人的夸张形象代替了传统的受难的基督,不能不说是一个独创。但这不是人的真实写照,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幻觉。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真实的地位,并不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样,恰恰由另一个德语作家卡夫卡呈现出来。

  

  卡夫卡生前的作品都未能发表,不声不响,却深刻把握了二十世纪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处境。现今一些流行的文学史往往把尼采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发端,现代文学似乎始于尼釆。其实,把尼采看作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终结更为恰当,而真正宣告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应该是卡夫卡。卡夫卡把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做厂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种种社会关系中,乃至于家人之中,人不过如同一个虫子,这么渺小可怜,别说主宰世界,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莫名其妙,毫无缘由,却受到审判。卡夫卡清醒认识到那莫须有的乌托邦就像他小说中的城堡,是进不去的。

  

  上个世纪之初,卡夫卡就预言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现时代,这同样处境中的人,只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丧失自主,人消失在各种各样的认同中。在庞大的社会机制里,面临铺天盖地的市场,文化也充分商品化,媒体并没有不受政治牵制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如果企图发出个人的声音,仅仅是个人的声音而不同某种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话,这声音是很难发得出来的。这种个人的声音只有在超越现实功利超越政治又不追随时尚也不依赖市场这种严肃的文学创作中,才有可能,才可能保持个人的独立不移。这种个人的声音当然非常微弱,然而却摆脱了炒作,是人真实的声音。

  

  一个脆弱的个人,无党无派,不从政,不拥有权力或资本,在现代社会巨大的机制里的地位同自然界的虫子也差不多,而人不同于虫在于人能思想。但独立思考并非人与生俱来就有的禀赋,得出自日后逐渐醒觉的意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理性的光辉穿透了中世纪的蒙昧和宗教的束缚,呼唤的那个体魄健全品格完美的人,经过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那个企图回归自然的人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竟然发现这理想中的人也只是个抽象的理念。

  

  对天赋的人权的呼唤到了二十世纪,不变成革命的呐喊,便成了一番空洞的言辞。这自由而独立的人在政治权力和市场面前,却十分脆弱而卑微。所谓人权、人的尊严、思想和表述的自由,社会从来也不会免费赠予,人文主义那个理性的声音完全淹没在现实的商品交易和政治功利里。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真实的人的声音?文学,只有文学才能说出政治不能说的或说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不充当救世主,不自认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为正义的化身,而正义何在?他们只陈述现实,没有预设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和裁决社会,或虚构一番理想的社会蓝图,恰恰是这样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提供了对人和社会的真实写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展示无遗,无论从认知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都经得起时间长久的考验。

  

  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虽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最杰出的如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讴歌,随着革命的颓败,且不说那些作品早巳无人问津,连他们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镰刀斧头打造的新社会比老旧的社会更不人道,更加贫困。而现今的中国和俄国,拜金的狂热取代了主义,历史就这样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诚然,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却不必把这种政见写入文学。如果作家能清醒认识到现时代作家所处的真实的地位,不如回到这脆弱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解除了虚妄的个人真实的声音。且不说这声音是否能传达出去,但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有这种需要,倾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内心的需要也是人写作时最初的冲动,有感而发,出于一个活人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个人在社会中受到种种的限制,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个人在群体中,在社会条件的限定下,总受到制约。要不淹没在众多的混声合唱里,不淹没在权力的话语之中,还要发出个人的声音,当然不能不是个挑战。个人对他生存环境的挑战,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这就是文学所需要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并非批判的武器,只是一番见证。作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文学给人类留下的这番生动的见证,较之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更为真实。这也冈为历代的政权总也在不断剪裁和修改历史,以便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每个政权下官修的历史都得变一番脸。可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再也无法修改,他们对人类的承诺自然比那种同国家政权的现实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官方的历史可靠得多。

  

  文学远离权力,也远离大众趣味。市场以大众趣味、以时尚为左右,以消费为原则。这种严肃的文学不企图取悦公众,不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当然也就很难传播。首先,这样的作品对出版社来说很难牟利,也就难以出版。无须讳言,畅销书离不开商业的炒作。大众文化消费当然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正像任何时代都有俗文化和严肃的文学之分。现今社会也差不多,只不过商业的炒作已经是如此大众化和国际化,现今丢出一本畅销书如同做一部电影,不只以本国的观众和读者为对象,通常都超越国界,多语种。这种庞大的文化产业经营的文学也无可厚非,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产生相应的作品。愤怒与谴责拯救不了文学。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作家还可以结社,自筹资金,自费出版,自负盈亏,靠写作尚且能聊以为生。现今,这差不多成了天方夜谭。作家如果不理会市场的行销,不追随时尚,置大众的口味于不顾,自然无法谋生。从事这种严肃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然而,这种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远离一切谎言,不去制造假象,呈现和揭示人真实的处境和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让人困惑不安,却唤起思考。

  

  一些知识分子现今竟然又在呼唤重建乌托邦,甚至于召唤马克思的幽灵。殊不知,没有理想没有乌托邦其实不坏,令人反倒更加清醒。面对现今的社会,以及人处境的荒诞,一个人一旦觉醒到要去赢得做人的尊严和独立,这种孤独感当然很难承受。现今这时代,政治与媒体越来越喧闹,而人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孤独,这也是现时代人的真实状态。孤独的个人意识到自身存在,处在种种社会困境之中却还要发出的这种微弱的声音,得有一种力量。这力量首先便来自作者的自信,得相信这种文学存在的必要,否则,不可能长年持续这种写作。

  

  因此,这注定了是一种冷的文学,也因为作者并不以此来发泄一腔愤怒。作家先得摆脱一时的冲动和挫败感,才可能关注这个世界。从事这样的写作,需要一双清明的眼睛,或者说,一双冷眼,冷静关照这大千世界的众生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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