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0 次 更新时间:2011-10-02 22: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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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提要: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 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部巨著。

  关键词:国家 政体 政府制度发展 现代化 文化相对主义

  

  费纳(Samuel E. Finer) 的《政府史》共三卷34 章(Finer , 1997) , 英文版长达1701 页,是20 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政府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 ,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费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 Finer ,1962) 。费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政府史》时已经退休,1987 年,费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 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计划中36 章的34 章。《政府史》由费纳的夫人凯瑟琳·费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 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费纳会对整个20 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政府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 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政府史》一书中没有涉及黑非洲,没有讨论欧洲殖民前的美洲,也没有分析任何东南亚的国家,甚至对日本的讨论也仅限于幕府时代以后。在导论中,费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选择案例的四个取舍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该政府在组织技术和统治理念上对后世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人类社会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集约性技术和延展性技术(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echnology) (Mann ,1986) 。所谓集约性技术,是指那些能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的技术,而延展性技术则指的是那些能提高人类(特别是国家) 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的技术。就古代中国而言,科层制、法治、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的发明都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延展性技术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前(特别是在18 世纪前) ,推动文明进展的主要是延展性技术。因此,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对延展性技术发展的贡献就成了费纳写作的主轴之一。在导论的最后,费纳总结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Finer ,1997 : 87 - 94) :亚述发明了帝国,波斯创造了世俗帝国,犹太王国发展了有限君主模式,中国贡献了科层制、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希腊发明了公民概念和民主制,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发展了衡平政治(checks and balances) 和法制,中世纪欧洲产生了无头封建制(注1)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冲突性依存状态,复兴了希腊罗马政治的一些关键传统,并创造了代议制。英国创造了君主立宪,法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美国则贡献了成文宪法、宪法对公民权的保护、司法审查以及联邦制。

  在导论的其他部分,费纳集中讨论了书中常用的概念和社会机制。在定义了国家概念后,费纳讨论了历史上存在的不同国家形态、军事组织及军事技术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奇怪的是,费纳的导论没有对经济组织及生产力与国家及国家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讨论。因为在讨论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史的时候,特别是在讨论中世纪后欧洲的发展时,费纳对经济组织形态、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做了很深入的分析。《政府史》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家组织和军事、宗教、经济的互动关系,有很深的韦伯思想的痕迹。但是,《政府史》却不是一本典型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当代大多数历史社会学著作一般都从一个或数个问题出发,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因果式或互动关系式的解释框架。比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Moore ,1966) ,摩尔提出了20 世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有三条路径:民主道路(如英国、法国、美国) 、政治革命或法西斯道路(如日本、德国) 和社会革命道路(如俄国、中国) 。摩尔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走向不同的道路。同样,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 - 1992 年》中(Tilly , 1992) ,蒂利所想解答的是为什么欧洲国际政治在第二个千禧年会有如下的变化:第二千禧年伊始,地域广阔、商品经济不发达、政治上比较专制的内地农业国家(如波兰) 能主导欧洲政治;第二千禧年中期,主导欧洲政治的则成了那些经济发达、资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国家(如威尼斯、比利时) ; 17 世纪后,欧洲政治转而由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主导(如法国、英国) ;18 世纪后,欧洲各国则都先后走向了民族国家的道路。但是,正如笔者在评论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Hui ,2005) 一书时所指出的,为了让不同时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案例有可比性,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就必须相对单一,而问题越是单一,我们就越能提出许多在逻辑上合理却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赵鼎新,2007) 。费纳的《政府史》三卷所涉及的国家如此之多,要解答的问题和比较的视角也在各章节之间不断变化,因此那种在社会学中盛行的具有清晰问题意识的、分析型的、对称性比较方法对于费纳来说显然无法采用。

  费纳整个分析框架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系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性质(如组织形式、执政能力、合法性基础、所受到的制约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四种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宫廷、教会、贵族和论坛。这四个词汇都是转喻。最为简单地说,宫廷指的是专制政治,教会指的是神权政治,贵族指的是精英政治,而论坛指的是大众政治。在当代社会,宫廷与论坛的组合就形成了全权国家,而贵族与论坛结合则形成了代议制政府。在人类历史中,这四种力量中的任何一个都很难完全排斥其他力量而对政府进行全面控制,因此,大多数政府或多或少都是杂交型的。杂交型政府共有六种可能:宫廷/ 教会、宫廷/ 贵族、宫廷/ 论坛、论坛/ 教会、论坛/ 贵族、教会/ 贵族。其中,论坛/ 教会和教会/ 贵族类型的政体在历史上非常少,宫廷/ 教会和宫廷/ 贵族类型的政体非常普遍,宫廷/ 论坛和论坛/ 贵族型政体在古代时有出现,但是它们的普遍程度远不如现代。

  费纳的这种机械的静态分类方法连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人都应该会接受,可在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这种把静态分类当作理论的做法早已过时。但费纳的智慧正体现在这一点上——他深深懂得,如果要想分析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并且在分析过程中不像当代许多比较历史社会学家一样对复杂现象进行过度简约,简约到让历史学家笑话,那么这个分析框架就必须不能与根据具体经验案例做出的种种分析和解释产生逻辑矛盾。有鉴于此,一个缺乏特定理论支持的分类框架反而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普适性,或者说不会迫使作者为了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而忽视所面对的经验现象的复杂性。正是在这样的简单的分类系统下,费纳才能够对从苏美尔和萨尔贡发端的历史上的各类政府的组织形式、执政能力、合法性基础、所受到的制约,以及在与其他类似政府相比所具有的优缺点和历史地位做出具有洞察力的、深入的分析和评论。费纳并不是任何一个特定地区或国家历史的专家,他的具体描述与分析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区史学专家们当然能指出费纳对政府史的具体描述中所出现的各种错误和纰漏,但我敢肯定地说,史学专家们所指出的相当一部分错误和纰漏很可能是出于专家们在视野和知识面上的局限而产生的误解,并且大多数专家在通读全书后一定会为费纳的知识面、历史感、睿智,以及许多分析和论点的精到程度所折服。

  《政府史》涉及的内容虽然庞杂,但费纳在描述和分析上下五千年世界各国政治史时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体现出的对各国历史卓越的把握能力,绝不亚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历史学家。笔者才疏学浅,对费纳笔下的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了解有限,难以对费纳的历史描述和分析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就笔者有一定了解的历史,比如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日本、近代欧洲和美洲的历史来说,我能感到费纳对这些历史案例的总体把握能力甚至超过了大量专家。当然,笔者最为之心折的还是费纳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我阅读过大量西方学者所写的比较历史著作,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越接近远东,该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就与西方文化差别越大,西方学者就对该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越发难以把握,他们对该国家或地区历史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也就可能越来越离谱。因此,即使是一些很优秀的学者,比如摩尔、斯考契波、豪、曼、麦克尼尔、琼斯、郎德思、古德斯通等等,他们虽然在分析中国历史形态时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具体中国历史的描述和引证上却会时空倒错,并在历史背景不清的情况下犯有低级错误(如Goldstone , 1991 ; Hall , 1986 ; Jones , 1981 ; Landes , 1998 ; Mann ,1986 ; McNeill , 1982 ; Moore , 1966 ; Skocpol , 1979) 。但是费纳的《政府史》却不是这样。《政府史》专讲中国历史的有五个章节:先秦、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其总长度达236 页(注2),足够单独成书。费纳不懂中文,他在写作时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在西方来说本身就欠发达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先秦一章流于简单之外(西方先秦史研究可供费纳参考的文献太少了) ,其余四章在时空和历史背景上都十分清晰且罕见低级错误。作者对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以及儒学怎么在宋朝开始从一个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深入到民间的准宗教的分析,对于中国科层制的特性(比如它在功能上有与西方教会相类似的一面) 、历代科层与皇权关系的紧张和变化、各朝代前期的皇帝在“内朝”与“外朝”权力分配时的两难选择、以及“内朝”与“外朝”关系一经定型后对整个朝代政治发生重大影响的分析,对于中国各个朝代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及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关系本质的分析,对于中国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边缘化和中国对各类宗教的宽容性的分析,对于康乾盛世的成就和局限以及大清帝国特殊的边疆策略及其背景和成果的分析,以及其他众多的分析,处处体现出宽广的学识和比较方法给作者带来的中国史专家无法企及的视角和真知灼见。

  费纳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在他的眼里,不同的政府形态在政府形态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在政府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完全不同。比如,他认为,城邦政府对于政府史来说很重要,但在政府形态的发展中它却是一个死胡同;神权政府与完全政教合一的政府对政府史和政府形态发展来说都不具有重大意义。费纳特别强调现代国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特点) 完全是西方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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