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候已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9 次 更新时间:2011-09-13 1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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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  

  

  应对中国老龄化的根本之道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8月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作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中涉及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众多数据,使得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文章认为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即使中国现在就着手放宽计生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2025年也不过14岁,未到结婚年龄,到2042年才31岁,真正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议中,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今年4月,翟振武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他对本刊记者表示:“综合考量之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但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

  

  《瞭望》:如何看待近一时期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评论?

  翟振武: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简单的“算数”,有时并不能展现其完整的意义。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因此,中国也面临着更快速的老龄化问题。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很好控制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具备了一定的空间。

  计生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完整和优化,有利于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因此,我个人拥护从现在就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的。

  《瞭望》:目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点已经到了吗?您认为主要有哪些考量因素?

  翟振武:我认为,近一段时期就已经可以开始调整计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

  《瞭望》:与30年前相比,中国目前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有没有变化?

  翟振武:人口承载能力是一个变量。30年间,随着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30年前我们有10亿人,现在有13亿人,生活水平还更好了,这都说明了支撑能力在不断提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大量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而且人口承载能力的提高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比如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粮食、蔬菜、肉蛋生产中使用过量化肥、甚至增长素等食品安全问题。

  在此背景下,未来在实现人口零增长、达到15亿人口峰值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应逐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更为有利。

  

  “老龄化已无法逆转”

  

  《瞭望》: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衡量,放宽生育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翟振武: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2~3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

  任何政策都是暂时的,与它对应的是人们的观念,相比之下,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20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

  《瞭望》:您认为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哪些关键点?

  翟振武: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桶型”人口结构

  

  《瞭望》:对于“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翟振武:“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瞭望》: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人口逆淘汰”的情况吗?

  翟振武: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农村的生育,从平均生育6~7个孩子下降到1.5个,而城市从平均生育3个孩子下降到1个。农民为计划生育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牺牲。从30年的历史长度衡量,农村和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计生政策并没有导致和加剧人口的逆淘汰,相反它延缓了人口的逆淘汰。

  而改善“人口逆淘汰”问题,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主要还要靠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靠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靠让农民少生孩子、城市人多生孩子。

  《瞭望》:放眼中国未来20~50年的发展,怎样的人口结构是最为理想的?

  翟振武: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倾向于倒金字塔型。塔顶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塔基的新生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这个情况已经不可避免,即使现在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快,决定了现在和未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非常之快。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欧洲国家“桶型”的人口结构,呈现出“直上直下”的特征,是一种人口可持续增长的结构,也叫做“稳定人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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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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