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8 次 更新时间:2011-08-15 09: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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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摘要: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水平需进一步提高,解决之路在于深化改革。本文在深入考察和系统思考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并提出了现阶段中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即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本科教育;通识教育;个性发展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本科教育则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任务。目前,中国大学每年招收数百万名大学本科生,招生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水平还有待提高。这是一个全国关注的问题和难题,解决之路只能是深化改革。这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二是要探索和确立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大学,特别是主要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这一目标既考虑到了本科教育目标的完整性,也包含了本科教育的如下思路,即先“为人”,再“为学”;先关注“面”,再则重“点”。而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着重“一般性”,后者强调“个别性”,两者的有机结合正应对了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本科教育改革的关键。

  

  一、本科教育改革的动机

  

  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目前对高等教育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是对高校特别是著名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失望。即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对类似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尤为尖锐。清华大学前校长蒋南翔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说过,我们能否培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养不出,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在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华人是个位数字,而且他们的获奖成就都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取得的。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十余年,这不能不令人失望。失望情绪的表现之一就是关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校,特别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和书籍在学界和社会上十分流行。

  这的确令人惊奇。很难想象人们会如此怀念中国某一个经济领域或行业在那个年代的成就,因为如今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在高等教育领域,人们却总是在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在三四十年代艰苦的环境下反而能够产生大师?在过去一年多中,伴随着季羡林、钱学森、钱伟长等人的逝世,社会舆论往往以“最后的大师”、“最后的科学家”这样的喟叹来表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失望和无奈。

  第二是对大学生质量特别是整体素养的担忧。在招生规模扩大后,确有不少高校存在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但是,人们更加担忧的是大学生的整体素养(包括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在下降,这包括了名校的大学生。尽管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并没有扩招太多,但学生的质量特别是学生整体素养却不令人满意,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得到普遍的提高,有的还呈现下降趋势。目前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再下述方面缺乏应有的素养:诚实、诚信、正直、宽容等人格品德;理想、抱负、责任等人生目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表达、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等。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高等教育的原因,也有高校之外的社会原因。首先,近年毕业的本科生都是“85后”,目前在校本科生多数已经是“90后”。这个时代的本科生掌握的信息量大、知识面广,但是他们在品格、人生目标、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性精神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与中小学教育的偏颇有很大关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学生从小学开始(有些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参加各种“辅导班”,唯一的目标就是升学。这种中国特色的中小学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特殊而且艰巨的挑战。

  其次,大学教育受到社会风气的严重侵蚀。目前社会普遍的风气是浮躁、急功近利和功利主义。社会对权力和金钱的极度崇拜,政府部门对短期指标的追求,都给教育事业特别是大学教育带来巨大伤害。教育是一个长期见效的事业,教育不能有短期行为。评价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不应只看学生毕业时能否找到工作,而是要放眼看学生在毕业20年乃至40年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是大学自身也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也正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毛入学率在2009年已经达到24%。但是大学教育方式和课程内容却跟不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在新的形势下,大学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专业知识,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素养的人,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应该成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和实现途径。

  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紧迫感还来自国际高等教育的挑战,特别是海外大学的竞争使得我们不断失去中国最优秀的学生资源。越来越多的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的学生)选择到北美、欧洲、香港等地大学念本科。据报道,目前中国在美国读本科的留学生已经超过读研究生的留学生,翻转了过去三十年来的比例。香港也增加了吸引大陆学生读本科的力度,不仅提供高额奖学金,而且还为学生今后的实习、交换、留学、工作、定居等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过去从不担心本科生源质量。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我们开始失去生源的优势。如果我们不改革本科教育,不能提供与时俱进的本科教育,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就会首选海外大学。如果在吸引本科生上竞争不过美国、香港等地的高校,我们也只好承认失败。

  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具有紧迫性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将大大增加对科技创新人才和具有世界眼光领导者的需求。今天二十岁的大学生到了2030年时是四十岁。那时,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人均收入也会进入中高等水平。如果说在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还可以主要靠科学技术的引进、模仿推动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年后就不能了。到那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原始创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养、知识渊博、胸怀远大、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者。如果我们今天再不进行大学本科教育的深刻改革,二十年后的中国将不会出现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和对中国和世界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二、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

  

  如何定位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从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出发,中国大学,特别是主要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首先,此目标陈述的先后顺序体现了先“为人”,再“为学”,先“育人”,再“育才”的教育理念。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时,朱镕基作为系友写信祝贺,特别抄录40年前的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讲过的—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朱镕基随后写道:“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60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培养每—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就是强调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首先是培养人,而人的内涵则是指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现代”是时代的概念,“文明”的意义是理性。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就是—个能够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人,能够汲取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成果的人。先成人,再成才。人不是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工具,育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这是一个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其次,大学本科教育要培养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培养少数“杰出人才”。不论学生是否拔尖,是否杰出,是否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首先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有良好素养的人。当前有关大学教育的讨论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出不出“拔尖创新人才”或“杰出人才”上。“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已经使大学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成为国家与社会对大学的共同期望。虽然我们也认为杰出人才的产生是衡量大学特别是顶尖大学的重要标准,但是若把培养少数杰出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甚至唯—目标是不可取的。这不仅违背教育的根本宗旨,也会导致急功近利,其结果反而出不了杰出人才。

  “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所传递的是关于产生杰出人才的一种新理念。首先,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像习惯地那样强调“培养”杰出人才。过去我们理解的“培养”这个概念比较狭窄,—提“培养”首先想到的就是课堂教学。杰出人才通常都不是在大学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学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我们要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有利于杰出人才“脱颖而出”,或有利于他们“冒出来”。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培养上,就会遇到一个难题:谁是杰出人才?仅仅依凭高考成绩或竞赛成绩是很难判别的,靠教师的挑选也很难准确。如果从创造环境的角度来思考,就不用事先来确定谁是杰出人才。所以在此强调环境的创造,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潜在的杰出人才“冒出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

  其次,即使是以出杰出人才为目的,也要重视每一个人,不能只关注少数“人才”。从统计上说,如果没有较大的基数,出杰出人才的概率就会很小。如果仅提“杰出人才”,不考虑“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其结果就是出杰出人才的概率也不会大。第三,不同层次的大学,虽然在“成人”方面可以有一些相同的标准,但在“成才”方面应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中国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应该有较高的要求。最后,我们用“杰出人才”—词而非惯用的“拔尖创新人才”一词。这是因为“拔尖”一词中的“拨”字有“拔高”、“选拔”或“拔苗助长”的含义,其中的人为因素较强。而“杰出”一词较为中性,似乎是一个更合适的用词。

  

  三、通识教育的意义

  

  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首先要纠正对通识教育的不准确理解。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为学生成人这个目的服务。

  虽然通识教育有助于专业教育,但是两者是独立的。通识教育本身就有价值,无需通过专业教育才体现其价值。比如艺术审美本身就是最终价值。不管是什么专业,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如何,通识教育对所有的大学本科生都应该适用。原因是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以使学生成人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比如成为专业人才)的手段。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同,通识教育不是传授毕业后马上有用的知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眼前的就业。通识教育的根本是为学生今后的一生做准备,是为了人格养成,这是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的条件。通识教育会受到来自市场短期利益诱惑的压力,毕竟市场对立即有用的专业技能有很大的需求。

  在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直主张“通识教育为主、专业教育为辅”。在1941年清华三十年校庆时,梅贻琦(与潘光旦合作)发表《大学一解》,指出大学教育的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因为通识是“—般生活之准备”,而专识是“特种事业之准备”;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在老清华实际实行的教学方案中,各系情况不同,但至少大学一年级都是“通识教育”。当时一些系专业课相对于通识课的比例较高的—个原因是那时的研究生教育还比较缺乏,大学毕业就相当于硕士毕业,需要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大学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采取的本科教育模式是学生从一进校就分专业,而且是“窄口径”的专业。那时课程体系按照“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来组织,除政治课外没有其他通识教育课程。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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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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