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党内民主化”思潮及前景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81 次 更新时间:2004-09-21 0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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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最近几年以来,有关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民主的话题,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热点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环绕党内民主,出现了一种新的主张与思考路径,即设想先在中国的执政党内部,逐步实现选举民主化,更激进者则建议推行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通过在共产党政治精英内部首先实行程序民主,以此来为未来的更广泛的社会民主奠定基础。这一观点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种种议论,本文试图对“党内民主”问题与上述“党内民主先行论”的思想主张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这种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的背景,内部的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与决策层对这一思想主张所作出的反映,以及这一政治主张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并进而分析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 党内民主论的主要观点

  

  早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上海政治学教授胡伟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共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的学术报告。这份报告是迄今最系统地论证“党内民主论”思想的学术论文。一九九九年,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修订稿。后者包含了前文的基本观点,该文在中国国内发表后,在学术界与互联纲上均引起相当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的论点,来认识党内民主论思潮的基本理论逻辑。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如下:

  

  实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鉴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持续执政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及其对全国组织的全面渗透力,中国民主化进程如果绕过共产党另起炉灶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的。而在党内实行民主,必将牵一发动全身,带动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策略上考虑,中国民主采取体制内道路比体制外道路要有利得多。

  

  二,由于中国整个社会教育文化水平较低,首先应在社会精英层内实行民主,采取渐进民主化的方式才有成效,而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精英集团,根据民主发展先精英后大众的自然发展趋势,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先实行民主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党委合议制,集体领导原则,以及国家体制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客观上为中国民主的发展留下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些作为共产党传统的权威性的规范资源,能够为党内民主提供符号上的合法性及其向民主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正因为如此,在现行一党体制框架内平衡有序地进行民主化,具有规范上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稳定。

  

  推进党内民主方面的战略原则与政策举措。

  

  一,这篇论文还进而认为,党内民主应采取自上而下,并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但要以自上而下为主。重点放在中央。理由是,党组织的层级越高,组织结构就越完整,党的干部素质也就越好。因而也就越具备民主化的条件。而且上层人数涉及较少,便于操作,因而也就较易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基层民主容易失控,产生各种负面效应,从而使中国民主化的成本与风险较大。

  

  二,在实现党内民主的具体措施上,应从实行差额选举,强化选举功能作为起点。可考虑逐步增加中央委员会选举差额的比例,争取每次选举差额比例提高5%至10%。条件成熟时可考虑把差额选举扩大到政治局与常委选举中。然后逐步推广到省市与基层。

  

  党内分派合法化有利于多元社会的利益综合

  

  民主政治的特点是政治多元化,该文认为,一方面,由于现代化进程促使社会上的利益分化,这通常会使执政者面临多党制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共党内却具有实现政治多元化的客观条件与可能。这表现在党内虽然没有正式的政治派别团体,但存在着比较松散的权力精英群体。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与政策倾向性。应把这种群体与宗派活动相区别。在党内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情况下,通过差额选举的扩大,这种群体的存在,可以进一步为有效整合不同利益与不同意见,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并有效地化解来自党外的政策压力,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替代多党竞争制度。

  

  从长远看,中国可以借鉴东亚的经验,尝试一党独大,一党多元相结合的道路,党内民主的发展可以成为多党制的替代物,党内民主的发展最终可以既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客观需求。

  

  二,对党内民主论的实质的基本概括

  

  一,以该文为代表的“党内民主论”是在以下的社会背景上出现的,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已经经历了二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没有由于八九事件而动摇,而是此后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的实效而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发展到这一阶段,民主化又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民主化进程绕过共产党另起炉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一历史制约条件下,主张通过党自身的民主化,走执政党体制内民主化的道路来解决上述矛盾,便成为一些知识分子与学者中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理论选择。

  

  第二,党内民主论认为,在中国现在的国情条件下,西化式的多党制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大众民主条件还不成熟,而且容易引发社会危机与失控,另一方面,大众多元民主尚不可能为现在的权威主义的执政党所接受。然而,执政党由于缺乏民主制衡力量的制约,长此以往也不行,党内与政府内官员腐败将会变本加厉,出于这种对前景的担扰,在以上两种压力的作用下,于是就形成党内民主化先行的这样一种思路。党内民主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它的精英民主倾向,可以避免社会大众直接民主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政治不安定,可较易为统治党所接受,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党内精英的民主政治实践为社会大众民主提供示范,通过党内民主以推进社会民主,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第三,主张党内民主的学者与知识分子认为,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原则与思想价值符号中有一系列与民主相关的符号与制度因素,如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路线,等等,这些符号与制度因素原先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并无关联,但却可以成为向民主转化的潜在有利因素,即可以通过对这些符号与制度作新的富有创意的解释,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之成为开向民主化的起点与文化资源。此外,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先进产生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些理论也可以与党内民主发展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这样,共产党意识形态内的这些文化与制度资源,就被认为可以为推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化提供某种有利条件。

  

  第四,在党内民主化的具体操作步骤方面,党内民主论不同于社会民主论,它更强调精英内部民主要先于社会大众民主,由于精英的文化水平高于大众,而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精英集团,因此,在共产党内部自上而下地推进民主化,这不但有利于政治稳定,而且也更具现实操作可能性。党内民主化主张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层而基层的必要性。在具体办法上,主张从差额选举这一已经实施,并较为容易为共产党领导层认同的方式入手,通过差额选举的扩大,逐渐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第五,该文所倡导的“党内民主论”中最为敏感的部分是,它意识到党内民主制度的发展会进一步导致党内不同群体多元化与民主分派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作者认为,通过党内不同派别在体制内部的的合法竞争,来各自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并以此实现对多元化的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利益综合,完成多党制民主社会同样的政治功能。一旦这一点能够实现,中国就可以避免西方多元民主示范效应的挑战与压力,这样,共产党就可以如同日本自民党一样,在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的未来,继续保持执政地位而同时又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从长远来说也是符合共产党自身长期执政的利益的。

  

  事实上,早在一九八八年前后,在知识分子关于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派的论战中,“党内民主论”就作为一种小的思潮派别出现过。当时主张“党内民主论”的学者就曾提出过,在现实条件下,绕过执政的共产党搞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在党内允许派别合法化,就有望成为全盘西化的民主化的替代方式,避免中国走西化道路。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激进的西化派民主观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这种观点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这种当年并不显眼的党内民主论思潮,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却再次兴起。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体上判识,“党内民主论”是知识分子学者中为争取中国实现民主而提出的,在尊重共产党的现存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党内民主化改革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政治主张。相对于民主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而言,它更具温和性。

  

  三、党内民主论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大体而言,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存在着以下激进论与温和论的两种类型。

  

  激进的党内民主论

  

  所谓的激进论,主要存在于海外人士、民间执不同政见者以及基层工作中一些民间知识分子中,这种激进主张认为,党内民主的核心,是党内应该尽快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群体的合法存在,并在党内建立不同派别彼此合法竞争的机制与制度。以下就是互联网上的一位作者提出的观点:

  

  “共产党应当把党内竞争作为党的活力的源泉。竞争应当是和谐的竞争。没有和谐竞争,党就会死水一潭,丧失活力,循规蹈距。党内竞争也是有效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手段。党员应当拥有在遵守党章党纪前提下参加党内竞选活动的自由。同时,在产生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也应当采取党内竞争与人大竞选相结合的方式,如建立党中央领导下的两总部竞选制,也即由党同时提供两套政府竞选班子供人大选择的一种制度等等。总之,党内如果缺乏竞争性,党就会死气沉沉,甚至会出现官僚化、腐败化、没落化的危险。”

  

  另一位作者则从“只有党内民主才能防止破坏性的大民主”立论,要求为党内的“政治新人”的合法活动提供合法空间:

  

  “我真的希望,政治是政治人的职业,不要再牵动社会各层面了。但社会各层面要在有传达自己的政治利益的通道,在政治人里找到他们的代言人,这就需要党内民主。不然,会演化出党与社会下层的直接矛盾。这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可能是破坏性的。”

  

  “不放开政治空间,政治新人不能出现,政治质量提高不了,这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不搞党内民主,逐步放开党内的政治空间,体制外的新政治人与旧政治体制及旧政治人的矛盾将日益强化,一旦全国经济上出了问题,体制外的新政治人会将政治引向社会基层,利用底层的不满作为消除旧政治人的基础。由于民众对党的信任太低,怨气太大,更多的新政治人在体制外参与政治竞争,就会引发全社会的反抗力量的兴起。而且,经济增长一旦停止或出现短期倒退,政治和经济特权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就会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超前准备,经济危机出现的一天,就是政治崩溃的一天。这对于追求政治稳定的民族来说,将是灾难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的可能途径,就是党内民主,即在党内开放政治权力空间的竞争。”

  

  这种激进派思潮主要在民间与基层社会人士中有一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希望通过党内开放民主使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往往把日本自民党内的党内多派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可以仿效的模式。

  

  温和的党内民主论

  

  这一派的实质是“党内生活民主化”论,其重点并不是首先要求在党内实现多元化,而是主张把民主程序政治的一些理念与活动规则带入到党内来。一位作者的以下这段论述颇具代表性。

  

  “按照党章规定,党员都有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在实践中,普通党员往往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说明,我们的党内民主,总体上还处在党员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普通党员对党的各项决策很难发挥影响的状态。其原因在于,我们虽然已经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原则和主张,却缺乏落实党内民主的有效机制,党内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体制尚未形成。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党内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必须把党内民主机制的建设作为今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党内民主规范在严格禁止派别产生的范围内,规范在不妨碍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范围内。否则,我们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会处于被动,今后再遇政治风浪,后果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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