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爱与公正:人权道德基础初探

——对赵汀阳预付人权理论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2011-05-27 2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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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休谟从道德确证的角度区分事实和价值,他提出一个定律:价值陈述不能从纯事实的陈述中推导出来,因为在逻辑上至少要求一个非事实的价值前提。[16]自然法学派从自然状态出发直接推导出应该是基于社会状态的结论,这中间显然缺乏价值前提,其逻辑简化为因为自然本性是自然的、永恒的、本性的,因此是有价值的,这样的推理思路肯定站不住脚,其伪装成一种貌似问题的根据,其实质依旧是意识形态的无根,路径依旧不合逻辑。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否认或者放弃自然存在(to be)直接过渡(经过有效推理)为价值前提,而引入一种新的价值前提,重建一种“合理”的理论框架;二是从自然存在直接过渡(经过有效推理)为价值前提,以此价值前提建立一种合情合理(情是经验,理是逻辑)的理论框架。赵汀阳先生选择了前者,提出了著名的预付人权理论,预付人权理论,其核心是公正原则,赵先生在文中称“所谓人权,就是公正关系所允许的个人自由空间”,[17]他认为“能够充分全面地表达公正原则的人权概念就只能是预付人权,而不能是天赋人权。天赋予人的仅仅是生命和能力。人类文明把人权预付给人,就是期待他做成一个合乎道德要求的人,一个人必须‘做’成一个道德的人,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才能保有人权。人不能只享受人权而无视做人的义务”,[18]预付人权的基本原则是:“⑴由于做人需要一个过程,人权这种资格就只能事先给予并且事后验证,所以人权是预付。任意一个存在,只要是人,都无例外地得到预付的任何一项人权,或者说,每个人生来就获得人类借贷给他的与任何他人相同的权利。⑵人权虽然不劳而授,但决非不劳而享,否则损害公正。因此,预付人权是有偿的,是有条件保有的。所有人权,包括生命权和自由权等,都是有偿的。一个人获得预付人权就意味着承诺了做人的责任,并且将以完成做人的责任来偿还所借贷的权利。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履行做人的义务,如果选择履行做人的义务,则视同自愿退出人类游戏,准确地说,如果拒绝了预付人权所要求的部分或全部义务,就视同自动放弃了部分或全部人权。⑶根据‘理性知识永远有限’的原理,任何规划出来的人权体系都只能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或暂时性的,永远都存在改进甚至改写的余地。因此,一个人权体系将给予每个人哪些权利以及什么限度的权利,这要取决于世界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支付能力,随便宣布太多有名无实的权利除了增加社会冲突和搞乱世界,并无积极意义。任何一个人权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许诺了哪些权利和多少权利,而在于它许诺的权利是否具有正当性及其证明(legitimacy and justification)。任何一个人权体系都只能以公正原则作为唯一普遍有效的解释原则(元定理),因为除了公正原则并不存在任何其他原理能够证明正当性。任何一个人权体系以及它所包含的每一种人权都必须具体的落实公正的对称性关系,都必须是公正理念的具体范例,这样才具有正当性,而任何偏离公正关系的权利都是不正当的……”,[19]此外还包括换位等值关系,义务先于权利等基本原则。

  预付人权理论的缺陷在于:

  ⑴预付人权理论为了迎合公正原则,生造预付人权的全新概念,缺乏逻辑根基,可以看到,预付人权的概念并不是经初始概念经逻辑推导而得,既不符合生活经验,也符合逻辑展开,而是隐含着承认人权价值并且使之与公正原则相适应而新引入的一个“初始概念”,该概念不源于事实,不源于逻辑,只是符合公正原则框架的概念发明,其根基必须质疑。

  ⑵预付人权的主体问题。即行驶“预付”行为的主体是谁?,赵汀阳在文中说:“每个人生来就获得人类借贷给他的与任何他人相同的权利”,[20]人类作为预付人权的主体并进行“借贷”的说法相当虚无缥缈,缺乏事实依据。

  ⑶为什么要预付人权。按照预付人权理论,做人的资格是人类社会外在赋予的,据其逻辑,预付人权前,人不具备人的资格,那是什么原因要预付人权呢?为何要“预先”授予一个生理人以人的资格呢?难道仅仅如所说的就是期待他做一个合乎道德要求的人吗?这种主观愿望虽然良好,但能代表人类社会吗?还是作者的个人臆想呢?

  ⑷预付意味着偿还,那么对于残障人等无能力进行偿还的弱势群体,难道要剥夺他们做人的资格吗?赵先生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施惠行为,施惠意味着可以不施,那么这类人的权利保障体现于何处?

  ⑸预付人权理论贬低人生命本身的价值。但必须肯定生命本身的价值,该价值不但凝结着人的自由本性和理性潜能,更为关键的是,生命本身的价值凝结着爱。生命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生物学事件,他凝结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凝结着人类的亲情,只有把生命本身嵌入社会中,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

  ⑹预付人权理论的形式缺陷。针对同一个问题或许有N个理论,判断一个理论的优劣,一般可以通过a.有无事实(存在论)根据;b.理论逻辑自洽;c.假设尽量少,理论结构简洁。预付人权理论显然算不上一个好的理论。

  

  五、混合人权理论: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

  

  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的缺陷不但在理论上产生休谟困境,也出现赵汀阳揭示的非正义(公正)性以及权利扩张导致的社会透支。笔者继承赵汀阳先生将公正原则作为思考人权问题的“元定理”和将人权问题从“个体”纳入“关系存在论”的思想。在赵先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混合人权理论。

  

  1.对“权利”、“义务”的辨析

  

  前面论述过,权利作为一种资格,赵汀阳先生认为一种资格必须在某个“游戏”中被定义,否则其意义无法确定[21]的观点没有问题,需要修正的是他对“资格”逻辑结构的认识,他认为“资格”永远具有这样的逻辑结构:

  “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P做某事y,并且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P不做某事z”。[22]

  这个逻辑结构只是“资格”蕴涵的逻辑结构的一个子集,其全集应该是:

  A.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P做某事y,并且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P不做某事z。

  B.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在特定情况下P不做某事z。

  C.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为P做某事y。

  对于子集B,不作为获得某种资格的直观事例有很多,比如被继承人偶然死亡,继承人取得的继承财产的资格,爱情关系中,被动方因为对方喜欢自己取得的爱人资格,一场突发事件中,目击者的证人资格等,这些资格的取得都不是当事人积极作为的结果。其实“不作为”也是一种义务——消极义务。义务有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尽积极义务通过作为,尽消极义务通过不作为。如对所有权,任一非所有权人都要尽不作为的义务。因此公正原则下的对应关系为:①积极义务对应积极权利。积极义务在于作为(付出),积极权利在于回报(积极自由)②消极义务对应消极权利,消极义务在于不作为(克制),消极权利在于免受干扰和迫害(消极自由)。

  对于子集C,通过做某事取得某种资格,做某事的行为人可以不是本人。比如,孩子的父母为孩子买保险,孩子取得被保人的资格等事例。

  

  2.对“公正”的辨析

  

  公正原则的基本结构是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消极权利与消极义务的对应是该基本结构的合法变换(实质上就属于权利与义务的基本结构),其实,只要满足对等性和互换性,公正原则还可以派生出别的型。如常见的“权力与责任对应”,该型表明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权大责大,权小责小。

  在此,至少有三个关于公正原则的结构:

  A.基本结构:权利与义务对应

  B.基本结构变换型:消极权利与消极义务对应

  C.基本结构派生型:权力与责任对应

  

  3.混合人权:积极人权与消极人权

  

  混合人权的结构表达为:

  A.积极义务对应积极权利对应积极人权。

  B.消极义务对应消极权利对应消极人权。

  也可以加入“自由”项进行四元映射:

  A.积极义务对应积极权利对应积极人权对应积极自由。

  B.消极义务对应消极权利对应消极人权对应消极自由。

  可见,人权应该是在公正原则下的混合体,有“有偿人权”(积极人权)和“天赋人权”(消极人权)两部分构成,此“有偿人权”不同于赵汀阳先生后来改称为“预付人权”的“有偿人权”,这里指的“有偿人权”并不具有“预付”的意义,仅是强调与自然权利相区别,其权利的取得与付出成正比。

  消极人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是如何可能的?与前文批判的自然权利说的区别在何处?可以看作对前文批判的天赋人权理论的修正:

  前文批判的天赋人权观在逻辑推导上缺乏中间环节,没有将人权置于关系存在论中考察,遇到休谟困境。我提出的混合人权理论中的消极人权,承认其是一项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其推导过程如下:人一旦降世,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一个事实,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是一个事实,这就将自然人当然地置于了“关系“中考察,其“不作为”的表现也是一个事实,因此,其自然地履行了消极义务,根据公正原则,应该享有消极权利(消极自由)即免受他人尤其是政府等公权力干扰和迫害的自由。如果把某物的不作为当作履行了消极义务从而享有消极权利,显然非常荒谬。但在论证逻辑上岂不跟上面的一致吗?原因在于物永远不具备自由潜力也不构成一个生活事件,而只有卷入生活的东西才具有价值,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如婴儿,正因为其潜在的心智和自由,凝结的社会关系比如爱,使其自始就卷入了生活中,成为本身就具有价值凝结了社会关系的存在。

  

  4.关于爱与责任

  

  消极义务只是获得消极权利的一条途径,其实权利的获得还可源于爱,来自家人无私的爱,使得新生命取得了作为人的资格,能像人那样去生活。义务与权利的框架是用来分析人与人、人与社会主要在分配正义方面的公正模型,但公正模型无法解释家庭,绝大部分人总是诞生于家庭中,家庭是分析人的基本单位,是最小的关系存在论的研究对象,在家庭中对待刚诞生的生命,显然用公正模型十分可笑,引入预付人权也很别扭。因此,在公正模型之外一定还有一条支持道德世界运行的“元定理”,那就是爱——无私、伟大的爱。父母无私的爱赐予小生命做人的资格。思想的自由与严肃,允许极端的考虑一个问题,现在想象一种极端情况,前面论述了尽消极义务取得的消极权利仅是免于他人、政府等公权力的干扰和迫害,仅此只能保证不受害,但对于新生命而言,其所需的一切受惠如何得以实现?假设得极端一些,新生命的父母也不爱他,根据新生命尽消极义务享有消极权利的原则,其父母自然不能迫害他,但他从其父母甚至社会受惠的理论根据何在呢?实际上,还是源于公正原则,即公正原则的派生型: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父母决定了某个不特定的小生命的诞生,就有抚养其到自力更生的责任,政府或社会权力越大,占有的资源越多,其对民众和社会的责任也就越大,此种情况下,权利的获得就源于他人履行责任的结果,即P具有做X的资格e,当且仅当,为P做某事y。

  

  六、结论

  

  人权必须嵌于关系中思考,人权归根到底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此人权必须卷入生活事实中思考,“权利”很自然与“义务”形成对应关系,对等性公正原则必定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在生活中除了对等性公正原则,还有无处不在的非对等性的无私的爱、亲情、友谊等等产生生活美感的德性,这些德性也和对等性公正原则一样共同“做”着生活,当然生活中也包括了各种恶,并且正因为恶,才显示出了好的价值。人权的道德基础包括两大原则:一是爱,这是初始的、积极的道德基础,是人之诞生的原初动力;二是公正原则。公正原则有三个型:基本型: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基本变换型:消极权利与消极义务的对应;基本派生型: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公正原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元定理”,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人权作为一种人之为人的资格有四个来源:

  ⑴消极权利与消极义务的对应。因为人的自然状态处于不作为,所以当然履行消极义务从而享有消极权利(消极人权)即免于他人[23]的干扰和迫害。这是人之为人不受他者干扰和迫害的理论根据。

  ⑵他人的爱。

  ⑶他人的责任。

  ⑷积极权利与积极义务的对应。

  消极权利、他人的爱、他人的责任使人获得了做人的基本资格即基本人权。积极权利与积极义务的对应即付出与回报的原则,使人有创造生活的自由空间,能去“做”人。

  以上是人权的道德基础,受法律保护的人权道德基础就成为法定的人权,法定人权通常由宪法保障,由于技术性原因,他人的爱,因其难以量化和操作,无法成为法律对人权的保障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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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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