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对话与理解

——在美国哈佛大学论坛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5 次 更新时间:2011-05-09 13:23:26

王蒙 (进入专栏)  

  

  我们的见面使我想起四分之一个世纪二十多年前,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与中国作家协会安排过四次中美作家的会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毛里森、诗人金斯伯格、小说家汤婷婷、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等都参加了这些会面。他们来中国两次,一次是到北京,一次是到成都。后来这些见面变得非常稀少。少得要比两国的将军之间的见面还少。当然,我们不会不知道,双方的军事交流远远不是一帆风顺。

  我有时会奇怪,都是作家,都在写爱情与命运、戏剧性的悲欢离合,非戏剧性的一片片的落叶,都在盯着书商与书市的运作与自己的版税,为什么互相的了解又那么少。作家们也都喜欢写自己的梦。有些梦变成了现实,变成现实后就不再是梦了,而现实总不是完美无缺的,不会是永远如此美丽的,梦想成真结果是失落了梦。也有的梦老是不能变成现实,难以成真的梦则容易被作家和读者忘却,于是作家也变得世俗起来了。我们又忍不住还要多写一点,发发牢骚,什么不能实现的爱情啦,人类的可悲处境啦,人心的不光明的那一部分啦,我们还企图建立一座人心间的桥梁。而我曾经见过面的美国老剧作家丽莲·海尔曼则说,人心相通,那是太难了。1982年在纽约的一个离岛上,分手时候我亲吻了近九十岁的她,她很高兴,她给作家、中国的天津市出生的约翰·何赛打电话,宣布她拥有了一个中国的男友。不久,他们都去世了,厚貌深情他们的灵魂护佑两国作家的了解与友谊。

  我读过并且很喜欢约翰·契佛、杜鲁门·卡伯特、·厄普代克的作品。我说,契佛的小说里的每句话都像刚刚用水洗过。卡伯特的甜美的忧伤是迷人的,而厄普代克的批判性令人起敬。我看过阿瑟·米勒的话剧用中文在中国的舞台上表演,也去过他的家,看到他用自己的工具做的木匠活。更不要说早先的《小妇人》《白鲸》和辛克莱的作品了。1993年韩南教授邀请我到哈佛燕京学院作特邀学者的时候,我多次造访了朗费罗(《小妇人》作者)的故居。至于辛克莱,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太强烈了,他给了我左翼思潮的巨大影响,影响了我的一生的选择。

  我喜爱并且读了很多杰克·伦敦的作品,并且参观了他的旧居,他在哈特福德的旧居太豪华了,我感慨地想,如果让中国作家住得好一些,会不会有利于写作呢?也不一定,我们中国人相信,作家很奇怪,活得太快乐了,似乎没有必要写作了。所以我喜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话,他说他写作,是由于他“别的什么事也没干成”。是的,他很关心政治与社会党的选票,我了解他,我曾经两次到他西柏林的公寓中访问他。当然,如果他当了德国总统,他就没有时间写《铁皮鼓》了,如果他当了德国足球队的守门员,他肯定也不会写作了。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他正在写《铁皮鼓》,那么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的职位,他都只能是坚决地拒绝,至于足球守门员,我就不敢肯定了,也许他宁愿多接几个定点球,比多写书更有成就感。

  但是我对于君特的喜爱惹起了中国年轻一点点的作家们的愤怒,不是对君特愤怒,而是对我愤怒。他们认为写作是一种悲情的选择,是伟大的选择,是燃烧起自己的心去照亮黑暗。当然我也极其尊敬这种看法,从早到晚,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地写作的,我则不敢肯定。也许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与各种各样的写作,有的人写作非常亲和,例如泰戈尔,他在加尔各答的故居是一个花园,而且在当地,泰戈尔道德是作为歌手而被人民所尊敬与热爱的。

  我也喜欢朵丽丝·莱辛的说法,她说她写作是由于她是一个写作的动物。我们在1987年同时获得了意大利的蒙德罗文学奖。在“教父”的故乡巴拉尔摩,我们每天早晨会面,她去游泳池,而我去大海游泳。后来,九十年代,她与文风犀利的玛格丽特·德拉伯尔一起到过北京的我的小院子。现在小院子已经因修路而拆掉了。在那个小院子里,我还接待过日本、俄罗斯、罗马尼亚、墨西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还有香港与台湾的不少作家同行。可惜,没有在自已的家里接待过美国同行,顺便说一下,我现在的住房包括花园又比那个时候好了。

  一九九三年我在伯克莱大学讲演,一个朋友提问,中国官员的腐败情况严重,中国作家准备采取什么对策?当然,中国作家没有放过那些贪腐的坏蛋。同时我感到困惑,这样的问题本来应该去询问中国的法院、司法部与监察部。如果是美国作家在中国旅行,未必会有谁向美国作家提问: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解决与古巴的关系问题?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金融公司的公信力?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其实只有两个字,第一是共同,第二是区别。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主要是背景与经历。例如以我个人来说,我出生三年日本军队就占领了整个华北,我的全部小学阶段就是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下进行的,那里的北京,有城墙与城门,每个城门前都站着全副武装的日军,中国人从那里进出,必须给日军鞠躬行礼。这是一个屈辱的经验,这里有一种非常恶劣的感觉。这样1945年二战结束时我十分激动,我虽然只是个少年,我深知我是中国人,我下决心要为自己的可悲的与贫弱的国家和人民献身。我十一岁时就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差五天十四岁时我已经是地下党员。

  若干年前我的长孙也十四岁了,我对他提出批评教训,我说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我已经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籍,而你现在更喜欢的是玩电脑游戏。我的孙子给了我一个微笑,他说,可怜的爷爷,我理解你,我敢说在你的童年时代没有足够的玩具,有童年,玩具,怎么能够不革命呢?

  我想也许他是对的,时代不同了,世界不同了,中国也不同了,我不能设想我的孙子辈的人会拷贝我的人生道路。同时我认为,所有的社会、国家、政府,都有责任给儿童与青年人提供足够的与良好的玩具与书籍,否则,那里的年轻一代就有权利打倒那些无用的政府!

  在我的讲话中屡屡有对于过去的回顾。这使人想起好听的奥斯卡获奖歌曲:巴芭拉·史翠珊演唱的《往日情怀》,歌词是:“回忆会照亮我的头脑中的某个角落……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如果,我们有机会一切重新来一次,请告诉我,你还会这样吗?你还能这样吗?”

  亲爱的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的一切可以重新做起,我还会这样地做,我还能够这样地做,就像我曾经这样地做一样。我们的路就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最可信赖的,最忠诚的朋友。

  

  (本文是作者在论坛上所致开幕词,原文是用英语讲的,并包含了许多即兴发挥的内容,经作者本人翻译整理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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