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

——浅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7 次 更新时间:2011-04-09 2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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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内容提要】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每逢“五四”到来,中文学界都会造势庆祝纪念。这一情形,也被华裔学者带到西方学界。在西方中国学界,“五四”研究似乎已经成为华裔学者的专利。与此相对照,非华裔学者对五四运动,则已经有些兴味索然。战后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以社会史的兴起为标志。这一变化也引起西方中国学界对五四研究兴趣的转向,以“去五四中心化”为特征。最近在西方发表的五四论著,体现了此一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每当五四周年来临,海峡两岸一般都会办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今年也同样如此。在中国大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都照例举办了这样的学术活动。而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也在五四的当天,召开了一天的学术会议。虽然在台湾,前几年由于政局的变幻,从社会到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时有起伏。但今年近史所的会议通知,还是这样开题:“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五四’永远是个说不尽的话题。”①这一“说不尽”的说法,十分真切地展现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学人的“五四情结”。

  我这里所指的“中国人和中国学人”,泛指所有带中国血统的人士。因为就我的观察,身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也对“五四”的研究情有独钟。②自从周策纵在1960年用英文出版了《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③之后,在华人留学生和华裔学者中,继续从事五四研究的大有人在,直至今天,成为海外研究五四的一支生力军。根据美国的博士论文资料库,自从周策纵在1956年写了博士论文以后,直接以五四为题的博士论文共有20篇,其中华裔人士占14篇。如果再扩大一下搜寻的范围,以“五四”作为关键词来寻找与五四相关的博士论文,则共有144篇。经过粗略统计,在这些论文中,其中华裔人士(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的留学生)完成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④有如此多的华裔学生选择五四为题来写作博士论文,又与他们的华裔教授有关。在他们退休以前,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都指导了华裔学生完成了有关五四的论文。如余英时的弟子王汎森,其博士论文便以五四名将傅斯年为题,以后又经余先生的推荐,由剑桥大学出版。⑤而林毓生先生的许多华裔弟子,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与五四相关的课题写作他们的博士论文。⑥这些前辈学者的身体力行和推荐指导(余英时先生在近年还运用新发现的史料,发表了不少有关胡适和顾颉刚的论著,在中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此不赘述),显然也促成和助长了华裔学生的五四情结。当然,对于华裔学生来说,由于长年文化教育的浸淫,他们的五四情结似乎也不用老师们特意的培植。

  提到华裔人士五四情结的浓厚,则似乎还必须提一下任教圣约翰大学多年的李又宁教授。李教授兴趣广泛,其研究涉猎众多。但毫无疑问,她对五四、特别是胡适研究,情有独钟,投入最多。李教授曾出资成立天外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胡适的丛书,如“胡适与他的朋友”、“胡适与他的家族与家乡”、“胡适与民主人士”、“回忆胡适文集”等。她又在其任主编的《中国的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上,选择翻译出版了这些论著,将胡适研究推向英文学界,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2008年她卸任这一杂志的主编。⑦

  在2003年,美国的《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近年五四研究的评论文章,其作者亦是华裔人士,而所评论的著作,又是四位当今美国中国学界引领风骚的华裔学者:王德威、刘禾、李欧梵和叶文心(有关这篇评论及其所评的著作,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⑧稍为夸张一点说,在现今西方中国学界,五四研究似乎已经成为华裔人士的专利。最新出版的一本胡适的传记,亦是由两位华裔学者撰写的,而且其中文版早在十年以前就已问世,且十分畅销。⑨

  华裔人士对五四研究的热忱,反衬出的却是西方中国学界其他族裔的学者对五四的兴味索然。这一变化,表现出五四运动的重要性在西方中国学界的衰微。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衰微又体现了西方中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解释角度的根本转换,用最新一部研究五四的论文集的口吻来说,那就是要“将五四去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May Fourth),也即要把五四运动原来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中心位置,做一弱化的调整,以走出五四范式的制约,因此颇有意味,值得细究。⑩本文将首先试图探讨和解释五四运动研究衰微的原因。其次,本文亦会探究西方中国学界五四研究的新意及其与中文学界的异同。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研究兴趣的减弱,始自1970年代,但其原因,与战后西方史学家的整体变化有直接关系。要了解这一变化,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史学与中国学在战前、战后的总体变化,这一变化,与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冷战局面的形成、影响与终结,息息相关。

  以西方史学的变化而言,二战以后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趋势。首先是史学科学化的加强,其标志是吸收引进社会科学的方法。这一趋势,导致历史研究的方式和方法,都出现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历史研究,以人物、特别是精英人物为中心,认为历史的变迁,与政治家的决策决定、军事家的战略部署和思想家的观念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写作,就十分注重搜寻这些方面的材料(前两者大都保存在政府档案里面),其写作方式,也以叙述为主。而战后的历史研究,引进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就是希望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探讨历史变迁的原因和勾勒其变化态势。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比较注重数据分析,由此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变化,因此就使得史家的眼光,从精英人士,转移到了社会大众。社会史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大量数据的征引和分析,又导致计量史学在1970年代,崛起而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派。(11)

  周策纵在写作《五四运动》一书时,也收集了五四期间出版的杂志并对它们逐个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但他显然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而五四作为一个由北大学生和教授发起的运动,代表的是一批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力图唤起民众、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行为。他们的努力,也有成就;五四运动的确有一般民众的参与。但就整体而言,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精英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其特点是精英如何“启蒙”、唤醒民众。这一研究,明显与战后西方史学的主体发展倾向相悖。

  其次,从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来看,不但与西方历史学界其他的研究领域颇有互动,而且在其初期,也与中国学界联系颇深。譬如美国中国学的鼻祖、战后长期执教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其事业的初期,与中国学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如蒋廷黻、胡适等人,也即五四一代的人物,有不少来往和交情,而且还在中国待了不少年,感受到了现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和痛苦的历程。费正清本人的研究,也常与五四的学生辈合作,比如他与邓嗣禹一起编有《中国回应西方》,是费正清用“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理论来解释近现代中国变迁的代表作之一。(12)其实,费正清提出这一“挑战和回应”的历史解释,与他和五四学者的来往颇有关系。五四人物中不管是老师辈还是学生辈,即使没有出国留学,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费正清通过他们来感受中国的变化,自然就会比较容易从西方的影响来入手。也许是受其影响,费正清的哈佛同事、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称的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其成名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亦显然是一本考察中国人如何回应西方挑战的著作。(13)

  从西方挑战或影响来考察现代中国的变化,又与1950和19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颇有联系。对于现代化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如果以历史的眼光考察,把现代化视为西方近代历史的产物,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多可以争议的地方。因此,研究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注重西方模式对非西方地区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费正清本人是研究历史出身,对现代化理论等源自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本来并不熟悉。但据当时费正清在哈佛的同事和学生回忆,费正清在其研究班上,曾邀请不少社会科学界的同事或学者来进行辅导交流,由此也影响了他的学生辈的治学方向。(14)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也非常注意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吸收和引进。曾在哥大求学的台湾中国近代史家张玉法、张朋园等人,对此记忆犹深。他们回到台湾以后,在中研院近史所发起“中国近现代化区域研究”的计划,出版系列丛书,一时颇有声势,亦是现代化理论影响历史研究之一例。(15)

  费正清学生辈的治学道路,除了有较多的社会科学训练以外,与费正清、韦慕庭那一代的中国学家,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他们没有机会像他们老师辈那样去中国留学,不但接受语言上的训练,而且还亲身体会中国社会的变化。他们一般都取而代之,去了台湾。就语言上的训练而言,去台湾与去中国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国民党在战后台湾,推行强势的“中国化”教育,台湾、特别是台北居民都能操比较标准的“国语”。但就考察中国社会来说,还是一种不同的经验。这里并无意说台湾社会中少有中国文化的因素,而是想强调在196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而其参照模式,又主要是西方先进国家。因此如果那时到台湾留学,显然会加深费正清所言“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印象。

  1960年代又是一个左翼思想激进、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就美国而言,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拓展,对美国的中国学者的求学,产生不小的影响。这一影响到了1970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使得那些学者对经典的、以西方为模式为根基的现代化理论,不再像他们老师辈那样,崇信不疑。相反,他们更愿意相信,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社会内部也会出现“现代化”的因素。也即像毛泽东所言那样,“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6)而且,即使中国等非西方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也并不一定要遵循西方的模式。因此,一些费正清的学生,向他们的老师挑战,提出要从事“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不再将中国的变迁,视为西方挑战或影响的产物。其实,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到了那个年代,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所谓“比较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就是承认世界上的不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都有其独特的方式,不是西方模式所能概括的。如亨廷顿在那时就指出,亚洲等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像西方那样以政治民主化为先导。相反,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得益于集权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引导。(17)因此,如果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影响了费正清从西方挑战的角度解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那么现代化理论的后期发展,又帮助他的学生辈来质疑这一历史解释。有关美国中国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解释的这一变化递嬗,可参看费正清弟子柯文(Paul A. Cohen)广为人知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18),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在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西方中国学者,其学术训练受到西方学界和文化氛围的影响,比他们的老师辈更为明显。相较起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则又稍逊一筹。这里没有怪罪的意思,而是客观环境使然。中国在1949年以后,几乎与世隔绝,使得西方的中国学者,无法亲炙中国文化和社会。他们所能接触的,要么是一些流亡海外的精英学者,如杨联升、余英时等,要么就是那些中国餐馆的老板和伙计。由此培养起来的中国印象,自然是很不全面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得他们更多地以美国或西方的文化背景来接触、感受和解释中国。

  这里也许有必要看一下贾祖麟(Jerome Grieder)在1970年出版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就五四研究而言,贾祖麟的这部著作,在美国中国学界,是继周策纵的《五四运动》以后的一部力作。而贾祖麟本人,又是费正清的学生辈,在1960年代成长起来,并在台湾受过语言训练,因此可以说他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典型。那么贾祖麟为什么要研究胡适和五四运动呢?贾在书的序言里,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明。首先,这本书是根据其博士论文改编的,原题为“胡适与自由主义:中国思想现代化的一章”。而他完成博士论文的年代是1962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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