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自杀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8 次 更新时间:2004-08-28 23:26:15

佚名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1965年底,他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公开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姚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指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毛泽东要给翦伯赞出路,翦伯赞却自杀了。196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

  

  上午8时多,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两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老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三楼,到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说:“翦伯赞死了!”

  

  指挥部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宣传队”的指挥们首先找那个睡在客厅的工人。当时“宣传队”交给这个工人的任务是,注意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给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这个措施明显地是不让翦伯赞自杀。“文化大革命”近3年来,北京大学军管人员已历三届,造反派你上台我下台不知更替了多少批,这些掌权者对翦伯赞有的是要“留活口”好挖材料,有的是要做“落实政策”的榜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能让翦伯赞死去!值班工人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昨晚10点多钟,翦伯赞一如往常准备睡觉。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叮嘱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12点多钟,我听他们起床了,我正要起床,就听见翦伯赞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我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7点多钟,已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格控制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何以有人能越过监控直接找到翦伯赞逼材料?从这两张纸条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没有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1968年10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有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女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中南海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40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实际上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当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叫迟群。他的头衔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副科长,却当上了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而一个军级干部却当不上北京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迟群时而穿军衣,时而穿便衣,穿军衣就管军队的事,穿便衣就管地方上的事。他实际上哪里都可以管,哪一级也能管。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

  

  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有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1968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1968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原来,1966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1966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1967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江青争论,直截了当地对江青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100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受命向翦伯赞要的是刘少奇罪证材料。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解放军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巫中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伯赞家。

  

  翦伯赞已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巫中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翦伯赞还是一声不吭。

  

  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

  

  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

  

  翦伯赞说不出违心的话,以死抗争连续几天,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了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

  

  见翦伯赞不做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说:“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没有人对这个话引起警觉。

  

  12月19日晚,天气极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12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12月20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21日上午8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翦伯赞自杀与毛泽东发出给他出路的指示相隔仅两个月。这不仅令人震惊,更令人思索: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个人有多大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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