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1989年获北京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变迁。
“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留美的经济学博士姚洋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追寻姚洋的思想来源，也许有四个关键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拿到博士学位的威斯康星大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以及返国后的中国农业问题的本土研究，尤其是后者，更让姚洋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1986年北大地理系本科毕业，随后转行攻读管理学硕士，1987年林毅夫刚刚回国，“想找一些学生帮他做事情”，“就这样完全转学经济了”，然后1991年去了美国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有着鲜明的左派传统，在1960年代是美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东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间就是威斯康星。这种传统在约翰·康芒斯(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学者的他居然直接参与工人运动，给工人领袖们当顾问，出谋划策。
“记得我的导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马克思主义。我特别吃惊，我们在国内都开始转学西方经济学了，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学这个？”
“尤其是在我那个农经系，强调平等，强调市场的不完美，市场里也有负面东西。我导师的那门课《微观经济学》，讲了很多信息不对称、市场缺陷、市场失灵等等。”
威斯康星的教育给了姚洋潜移默化的影响。回国后做农村研究，姚洋发现，“很多东西跟课本对不上”。这促使姚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土地。
前几年，有关土地该不该私有化、土地该不该自由流转，是农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姚洋谨慎地认为：“西方经济学当然认为私有制是好的，可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复杂，我不赞成土地完全私有化。”
“土地是穷人获得最基本生存的基础。有些人说在中国土地兼并不可能存在，这些人说话有点不顾事实。费孝通先生写的1920、30年代中国状况，以及当代小说《白鹿原》，都说明农民在生活最困难时会卖出土地，然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赎回来。”
“我们国家农民之所以能迅速脱贫，跟土地承包制很有关系。给农民一些口粮田是必要的，让他们能活下来，对中国的稳定很重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倒闭，几百万打工农民悄没声息地就回家了。而印尼就很多人上街游行，爆发了骚乱。所以除非给农村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制度——但这个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否则土地还是农民活命的工具。”
姚洋思想的明确转变，是给《读书》写了一篇关于阿玛蒂亚·森的文章。1998年，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国内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姚洋花了一个月时间查找资料文献，不仅加深了对森的理解，也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思想。
十年沉潜，2005年，姚洋写了长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称自己的理论是“平等的自由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者，但强调国家应该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挥创造环境，“给每个人向上爬的动力”。
自由主义有三个基本理念：个人主义、平等、普世原则，但姚洋认为，自由主义内部也有矛盾，“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一般说，不受别人强迫就是自由。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种道德观符合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一个非洲奄奄一息的饥民真和比尔·盖茨一样自由吗？自由肯定包含一些‘你能做什么’这样隐含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自由的社会必须要有最起码的平等。如果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说右派们，片面强调了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忽略了平等问题。最后我们必须要问：谁最自由？秦晖总说，我们只要起点平等、有一个干净的起点就行了。问题是哪有一个干净的起点？更不用说什么是干净的起点了。”
“我们要关注老百姓实现个人自由的能力，教育、健康、基本的医疗等等。说白了，我们要建设一个能让老百姓自我造就的社会，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社会应该创造这种环境。”
“我是中左，跟左派的观点还是不一样。左派可能会说，国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所有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还要很大的决策。我的想法是，国家只要创造这种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去打拼，有向上的动力就行了。我和左派和新左派还是有区别。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人活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幼时曾在江西农村生活过8年的经历，以及和农村一直保持的血肉亲情，决定着姚洋的生活和治学态度。研究姚洋的文章，他的观点大都来自深刻的生活体验。
2002年3月，姚洋写下了《回乡三日》，已十年没回家乡的姚洋痛心地写道：“家乡积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远远的在堤上望见的参天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次回乡实际所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樟树没有了，炊烟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或白或青的楼房，突兀地伫立在村头。沂江对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京九线在山脚下穿过，一处山头上矗立着中国电信的无线通讯转播塔。走近村子，发现村子前面的小湖因为干旱已经快干了，露出肮脏的塘底。”……“家乡由我的梦境中走出来，变成了杂乱的现实。”
在回乡三日里，姚洋既看到了“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和电话，年轻人几乎都用上了手机，不时还有摩托车从身边掠过，有时后座上会坐着一位时髦女郎”；也看到了原本清洁的村子里污水横流，侵犯公共利益的个人行为随处可见。
姚洋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可能是“乡村的无组织化”。“在过去，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人民公社时期，宗族关系损失殆尽，但是，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了替代作用。”“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回去过四次，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层。也许是因为我儿时的玩伴都离开了村子，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甘，隐隐地为村里社会网络的瓦解而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村庄的公共精神丧失了。”
这次回乡，看到四面八方的亲戚为了伯母张罗如何安度晚年，姚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血缘社会的意义。
“一方面，在正式层面上，农村社会因为无组织化正在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血缘和亲缘再次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重要纽带。如果传统价值在农村基层还有所体现的话，它的载体也就只剩下血缘关系了。时下村治所面临的任务，依我所见，正是寻找一种契合传统价值和现代民主理念的新的组织形式。”
几年后，姚洋开始积极倡导在农村实行直选制，“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我觉得农村的选举，是我们走出困境唯一的路。”
姚洋认为自己和以温铁军等三农学者不同，“他们把农村想得很浪漫”，“他们总想回到乡绅之治”。姚洋认为，“文化大革命一铲子把农村的基层组织和文化传统都铲没了，要让乡村的力量发展起来，那要等到猴年马月。怎么办？我觉得只有通过村民选举，因为这是合法的，只有这个制度性框架的保护，才能给老百姓一个学会民主参与的机会。”
“我们总在给不推行民主找借口，说教育水平低什么的，其实民主是要学习的，民主是一个精巧的机器，需要人学会妥协，学会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出生在西安的姚洋，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的学校里读中学并且工作过。这段经历也融入姚洋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中。
这是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当年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之一。“那里培养了很多技术工人，素质都非常好，技术人员成堆。工厂员工从顶峰时候的三万多人，缩减到现在的一万两千人，这么多人都到哪儿了？都流入了私人部门，因此，单说人才供给也是巨大的贡献。更别提前30年我们建立起的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对改革开放起到了坚实的铺垫作用，所以完全抹煞前30年优先走重工业道路的政策，不是一个正确看法。”
回国至今，姚洋一直践行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近几年来，他更是走出书斋，踏入红尘，针对诸多社会问题阐发见解。除了在《读书》上发文章外，他还在《南方周末》开设经济随笔专栏，试图影响更多经济学界之外的知识分子读者。最近他对招商引资为特色的“仇和新政”的强力批评，掀起不小的讨论。
姚洋说他清楚地记得刚回国时林毅夫对他说的话：我们在创造历史。“我经常扪心自问，你回国来干什么？你在国外做不是更好吗？”他的回答是：“之所以回来，是想为中国的历史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个人来说，雁过留声，人活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姚洋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满意。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研究，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所贡献吧。
Q：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A：走人少的路。我在1997年回国的时候很少人愿意回国的。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觉得他们活得太拘谨了。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代沟。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我希望这个社会能更真诚一点。很多名人活得都不真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般老百姓活得也不很真实。整个社会心态比较浮躁。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觉得60年代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上面有一些位置已经被占住，自己也不再年轻了，说白了，有点中年危机吧。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人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阿玛蒂亚·森，他是一个左派经济学家，又有非常宽广的视野，很强的哲学功底。
阿里巴巴的马云算一个。他的成长经历，对年轻人很有激励作用。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自由和责任，是硬币的两面。我更看重的还是个人自由。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一本叫《七人》的书，描述各种人生态度的，浮士德是思考，堂吉诃德是行动派，和风车打架。我觉得我要做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中间的那个，既要战斗，同时又要思考。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个人的追求，人生的完善，还有家庭。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喜欢我现在做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幸福，我也不知道。
焦虑很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但你无能为力；人过30，你的成就在哪里？更隐秘的煎熬是，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最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做就行了。
作为一个主张“平等”和“公平”的经济学家，姚洋教授充满人文关怀气质的研究视角，使他的工作显得“跳脱”而“另类”。如果说以吴敬琏、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是把西方经济学思想引进、传播到中国来，姚洋则像他的老师林毅夫一样，正尝试着为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探索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