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访“80后”史学家袁伟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 次 更新时间:2010-12-13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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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奋  

应胡舒立之邀在广州中山大学讲课。席间,她谈起中大的退休教授、史学家袁伟时先生,说他过几天就80大寿了。袁先生退休前在哲学系执教,但其学术志趣却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他的文字和观点时常引发剧烈反弹,甚至酿成公共事件。

去年底,胡舒立离开《财经》杂志,另辟《新世纪》。她的名片上,又多了一个职位:中山大学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上任不久,她去袁伟时家拜访,请他出山,为她的本科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补读历史。这是袁教授1996年正式退休后,15年间,第一次重回讲坛正式授课。每周三个学时,讲满两年。

离开广州前,我跟袁家打电话,想访问他。他一口答应。近20年,中国的知识界,虽不活跃但故事不少。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2006年1月 11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下属《 冰点》周刊,因发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冰点》被令暂时停刊整顿,主编和副主编辞职。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坐,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这几天,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袁伟时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广东兴宁。再过几天,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 ,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读经济系。后北上到上海,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

“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是质疑当时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观点,也就是 ‘无产阶级贫困化’。我觉得,这说不通啊。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实是提高了,而不是贫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国外资料,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数据,最后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的导师好心地劝我,你这个论文交上去,一定会有麻烦。最后,我只好改写了一篇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我问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

他想了想,说。

"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这80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我的家人、朋友、编辑、记者。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

"第二,我要说一声道歉。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个革命年代,我受到过伤害,但是也伤害过别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尽力谨守良知。在复旦读研究生时,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做过的决定,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都曾伤害到别人。对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还要继续努力。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10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

过去10多年,袁伟时挨的骂不少。不少人(包括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

“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最近来找袁伟时的,多半是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想听听他的说法。如何评价国父孙中山?共和与君主立宪,对中国,那条路更为上策?对袁世凯,可否三七开?不过,历史无法重写。我问,这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从清末开始,无论是变法改良,还是民国“临时约法”的订立,从国民党倡导“训政”,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坎坷经历。这是为什么?

"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 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170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在一篇访谈中,袁伟时写道:“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说过‘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应该学会这个道理: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强。”

门铃响起,下一拨赶来采访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问袁先生,他是个电脑迷。最近有热心人冒名开了他的“围脖”?他说,确有其事,现已关闭。“我1999年就开始上网,用电子邮件往来,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用电脑的历史很悠久,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在每天通过网上查阅新闻和资讯,朋友们也会转发给我很多信息。问我翻墙吗?我不翻墙。我没有耐心翻墙!”

“我一直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我匆匆打住采访。记者要拍照。天色转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和我们一同下楼,带大家去校园取景。他走路时,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轻。一头白发,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他边走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跑步,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4000米。后来,年纪大了,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园里,我每天走一万米,两次完成,每次1小时。”

我要赶航班,他给我指路。道别,我穿过中大老校区的大草坪,那里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样子。永芳楼前,站着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谭嗣同等民国人物的石雕像。不远处,是刚去拜谒过的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故居。每天,袁伟时在此地散步。中国人正在寻找前行的立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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