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2 次 更新时间:2010-11-09 2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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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 ?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一八七 ○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一九○五)、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

  

  愤于日俄侵

  

  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 ?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一九六 ○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 ,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注:林忠胜、林泉、沈云龙,《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渡不过的巨流河 --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注: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台北:学生书局, 1991),卷 4, 366页。

  齐邦媛应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国共内战方殷,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四种"洁净"典型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有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 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一九一八~一九四五)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 •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上个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八六)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一九三五年鲁迅为文批评朱 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九 ○)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一九九○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总统"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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