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

——广东泛三角洲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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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  

  这只是政策性的关闭。虽然我们媒体、舆论说是破产,实际上是行政性的关闭。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的是历史原因和体制性障碍,一个是呆坏帐,一个是职工下岗。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你现在不能一脚把他踢下去。因为他是国有企业的身份。所以93年的时候,国有企业破产试点的时候,我就提出首先要解决职工的问题,人往哪里去?第一,一个简单的问题:工人,我们国有企业的职工为什么要找你?因为他们拿的是低工资,国有企业职工在给你们做贡献的时候,大部分的资金是被国家拿去了。并且你要为他们提供医疗、养老、住房和失业保险。但是我们中国在计划机制时代一直没有给职工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基金。我们说一个机器用了10年还有一个机器折旧,我提出要给职工人力资源补偿。但是有人就说资金哪里来?第一是文物,但不能卖,文物是老祖宗的。第二个是土地,可以拿出来补偿给下岗职工。当然这个因为土地有级差地租,他的价格不一样,所以各个企业对职工安置的费用和费用的筹集,来源也不一样。所以这块土地的钱还不够,我们算了一下,吴敬琏算的是还需要6000个亿,有的算是10000亿。这个钱中央政府不是短期内能拿出来的,需要通过逐年的消化,就是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担起这个责任来,不能通过拿债权人的钱来填补这个空子,政府要通过现在国有资产的转让、出售,国有股的减值,甚至是部分土地私有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搞政策性的破产,拿债权人的钱来安置职工,这样就把市场秩序给搞乱了。我是担保债权人,你把我担保的债权拿来安置职工,那我债权人就不敢借钱了。在西方就叫无贷款无商业,没有担保人的权利,整个市场的经济行为就不会活跃,投资行为就不会活跃,大家都不会去贷款,也不会去借钱。这样的话,哪有经济繁荣、哪有经济发展?所以经济秩序要维持。国有企业对职工的负债分为两种,一种叫历史劳动债权,一种是即时劳动债权。对历史劳动债权,要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的对国有股的转让、出售来担负;对于即时劳动债权要纳入破产法中,包括工人的工资,福利基金(养老、医疗等等),企业医疗费这些,如果让债权人付钱就说不过去。要把这两个要分开,在目前国有企业破产中最大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没有把他们分开,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做不了破产,就是因为在运作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两个分开。如果政府能够解决公共产品的问题(公共产品问题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点,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包括现在的民办企业工人,政府就不保障了吗?也要建立一个保障体系,现在农民工进城很厉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农民工得病、受伤,根本就没有保险的,一得病进医院,他辛辛苦苦挣的几万块钱就没有了,要不要为他们保险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大城市病”了,上海、北京、广州都是这样,对这一批人难道能够忽视吗?这都是需要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这块的法律规范、法律保障要建立。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失衡的,中国要向政策之治跨向法制之治,就必须解决市场经济当中的法律失衡问题,必须解决法律基础产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法律角度讲,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对于这样一个法律的转型时期,从政治之治向法制之治的转型时期,对于市场经济法律的失衡时期,目前的法律共同体严格说来是不适应的。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我国的司法审判体制。现在大量的案件是法院不受理的,出现了大量的地方司法保护主义。比如说,如果是证券类的案子由地方法院受理,破产类的案子由地方法院受理。现在法院跟政府、企业勾结起来,坑害外地债权人,甚至欺骗中央。法院和企业、政府联合造假,冲消2个亿的呆坏帐,法院就黑暗到这个地步了,这跟我们的司法审判体制相关的。我一直建议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要改革,我们现在是四级体制,第一级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级是省级人民法院,第三级是市级人民法院,第四级是地级人民法院,这四级并不是隶属管理,只是一个业务指导关系,每级法院都受同级党委和人大的领导,法院的院长要经过人大的任命,我一直建议要把法院的审判体系改掉,改成双重法院体系,国家级和地方级的分开,地方体系法院可以维持在省、市、县(区)三级,它只负责本地区有关的一般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遗产继承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等等,而涉及到宪法类,证券类、破产、对外贸易、税务、土地的案件,应该另外成立一个层级的法院,叫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国家层级的法院为可以分为三级,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这是一条线下来的,两层法院体系各自分工,为什么要这样分呢?证券类的案件涉及到股民,股民是全国性的,范围很广,如果由当地的法院去审理这个案件,怎么会公平?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个企业在银川,它的老总跟当地的政府、法院根本是相通的,那么这个法院的审理具不具备公客观性、公正性?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破产类的案件也是一样,现在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都是代表本地债务人的利益去查封闭外地企业,江苏的查广东的,广东的又查江苏的,互相分财产,争夺管辖权,因为谁有管辖权,对谁就有利,这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呢?很多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是大家分夺管辖权,地方保护本地的企业,而且说不定是哪个头儿给他打招呼的,这个案子一定要怎么判,批示是依法办,大家知道那个依法是“依”的什么“法”?

  

  现在土地的纠纷很多,这应该由国家层级来审理,涉及到涉外的,特别是宪法类的案件,我认为地方法院可以审理,但最高的审判权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一直主张解决地方司法保护的问题,建立一个双重的执法体系。我好多年前都已经提出来了,当时朱总理专门批示几个部门去研究了,但是由于难度太大了,最后搁浅了。地方法院的大楼、经费都是地方政府拨的,它能不听地方政府的吗?司法独立、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在中国都是很漫长的路,必须慢慢的搞,我主张可以先从建立一些破产法的专业法庭开始,能不能让法官来独立的来审判证券类的案件,因为它要求有专业的知识,要有一种公众的利益,不能仅仅站在地方的角度。还有法官化的问题,我一直建议法律公正问题要从法律教育开始,取消法律本科教育,法律是精英教育,应该进入研究生层次,现在我们国家300到400家法学院,很多不具备办法学院的条件,三四个老师办一个法学院,可以说是“野鸡大学”,我一直认为法学是精英教育、是科学教育、是专业教育,只有进入到一个阶段以后,法学院的学生才能够进行律师考试,只有有律师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入律师事务所,只有有当过律师的人、具有律师经验的人才能够做法官,这都是社会的链条。基于这样一个链条,作为法律的法制意识慢慢的在外面拓展法律,法律的理念、价值、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很专业的知识,不是是个人就可以考个律师,是个人就可以当个法官,现在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法官的水平比律师还相差很远,在国外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存在,而中国是普遍存在。有一些非常好的法官在法院也呆不长,或者是他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呆下来,为什么?他不赚钱啊!有一年司法考试,广西南宁36个法官一个都没有通过。所以如果说法官职业化专业训练做好了,做完以后,还有一个司法伦理的问题。从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律师中选法官,然后给予他们良好的待遇,应该有高于一般律师的待遇,因为他有地位,职业,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待遇,这样他们就愿意当法官。法官还要有一个良好的职业操守,按照我的设计,升级以上的法官必须要干到10年以来,干基层的法官必须要达到8年以来,要层层筛选,当最高法院的法官要优中选优,专业知识是最好的,是法学家,然后职业能力、职业伦理也是最好的,是道德楷模,这样整个法院的职业共同体就建立起来了,对整个社会传播法制理念才会起到好的作用,在法治社会当中的作用才会逐渐专业化。这是我的理想,我一直想推动这个改革,但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中国如果要从政策之治迈向法制之治,就必须进行这样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共同体的转型,这样我们整个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才会完善起来,整个中国的法治国家、现代宪政国家和我们建立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繁荣、高度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理想才会实现。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向李曙光教授请教的,可以提出来,大家交流一下。

  

  提问:谢谢李教授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提出了一个“宪政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比较”,把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说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前面一段时间虽然很艰难,但是现在进行了宪政改革,所以俄罗斯有一种后发的优势,而我们国家没有进行宪政改革,只是靠经济走,所以他认为中国将来要落后于俄罗斯的发展。请问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观念不太先进,我认为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这方面的能力很差,所以老百姓没有安全感,才会导致消费观点的保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对不对?您怎么看?

  

  李曙光:杨小楷先生关于中俄两国改革路径的比较,应该说他的方法我是同意的,但是他的结论我不是十分认同,我一直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非常不一样,我专门去考察过俄罗斯,俄罗斯这个社会有非常深刻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的制度后发优势问题。而中国我认为它的希望恰恰就在这个地方,虽然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是要慢一点,并且在制度层面做得多一点,但是和俄罗斯比,中国的自发组织力量的成长是非常快,而自发组织力恰恰是产品后发的基点,如果看一下中国改革的路径,中国每一步的进展,实际上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或者是一些学者所理解的,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渐进的,而且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厉害。这恰恰是中国根本变革的基点,这个基点造就的制度后发的优势,我认为会比俄罗斯前处于“流氓无产主义”改革的阶段更好,俄罗斯的基点是比较糟糕的,虽然他进行了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把它带到比较好的道路上来,但是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社会的从市场内部成长起来的这种自发的组织力量,而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金融寡头,我一直对俄罗斯的改革进程非常关注,我到俄罗斯考察的时候,从政府部门到警察到一些贫民,都跟他们有进行交流,我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不是特别清晰,将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前途,至少我没有看到比较基点的这一块,它没有比较平等的自组织力量,而不是少数的金融寡头集团,这一点我跟杨小凯先生的观点,他对中国的观察我认为带有更多的是那个年代的特征,他对中国现在活生生的市场的观察可以说是带有一些缺陷的。他认为制度后发的优势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改革进程,对一个国家长期的政策文明的建立,具有更大的支撑力,这个方法、思路我是同意的,但是对中俄比较的结论我是不赞同的。

  

  第二个问题,说到公共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我想你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分析中国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都是有问题的,如果单纯从某一个角度讲都是有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集合的问题,它几个方面都有问题,一方面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较糟糕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中国的消费观念、消费传统的问题,这可能跟中国几千年的“重农轻商”观念留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有关,这你不得不承认。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实际上是跟各种历史因子和现实的制度因子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我更强调中国的消费传统、消费理念的影响,其实政府这块也是很大的问题,他在提供公共产品这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到位。谢谢!

  

  提问:非常感谢李教授的演讲!我是一个做金融工作的人士,刚刚李教授讲了中国的税法非常不健全的状况,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人士,我非常关心税法方面的法律进程。

  

  再一个问题是我很想了解一下中国的遗产税法目前的进程是怎么样的。前几年媒体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现在好像显得沉寂一点了,想请教一下目前遗产税法的进程如何?

  

  李曙光:关于税法,现在呼吁得更多的是从经济的层面来讲,法理层面是非常小的圈子,还没有社会化,所以我今天特地讲了税法的问题。税法在去年人大做五年规划的时候还没有列入进去,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的发言,应该说制定一个税收基本法这一点已经列入到五年立法规划的待审议中去了。遗产立法一直没有进入到立法议程,但是遗产法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这么多年当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任何通过遗产税法来进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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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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