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想我老师余英时之二:师门六年记:1977-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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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  

  

  初次看到余英时老师是1975年2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20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而我当时犹忝列「批余小将」,以打倒学术权威为己志,听了这个讲演,心中若有所失。

  后来因缘际会到哈佛大学念了六年书,才算真正接触了余老师。我能够进哈佛大学完全得力于余英时教授的推荐。197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到纽约的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大对,所以没被录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当时再次到台湾做演讲,我就在台下聆听,却不知究里。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既然你在匹兹堡还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我就先跑到纽约,再到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我后来的治学是个转折点。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年轻的时候在台大常批评余先生,现在回想那次谈话我会脸红:主要批评陈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说:「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数据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先生觉得这个初生之犊,连史学大家都乱批评,当然知道这是很肤浅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我那时没有申请就知道可以进哈佛大学了。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讲了情况。许先生说:「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在匹兹堡大学这七个月里,我就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是有收获的。

  但我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一时无法亲炙教诲。

  哈佛大学的六年读书生涯,是我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无法早起,常常十二点才去课堂,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醒来就去读书,士气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见书堆到天花板,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你的书倒下来,会把你压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起了变化,跟两位老师有很大关系。一个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时我的西方思想史题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样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受到了一些启发,又去请教余英时教授。那时余先生由哈佛大学转任耶鲁大学,他没有教过我,我读书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师杨联升教授。可是我上杨教授的课只有第一堂和最后一堂。第二堂去的时候空无一人,我觉得奇怪,怎么请假也不讲。后来我从系里知道那时他的精神不好。

  史华慈先生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华慈先生打了电话给余先生。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最愉快的经验。我和同学康乐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铺,醒来再聊,下午才走。

  康乐为人热情有理想,对政治独有见解;常跟余先生做台湾舆情分析。我则把握难得的机会作了很多的提问。余先生在耶鲁,恰值创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绝。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充当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学问上给我们指导,生活上也帮了我们很多。我们在高谈阔论时,师母便忙着做饭、准备晚餐与宵夜。师母对我们很体贴,很照顾。

  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一方面弥补旧学的不足。史华慈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实际上是余英时先生给我的。他的设计颇有深意,找一个没人做过的题目。我就无所依傍,没有二手资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绂。我只有把李绂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归纳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学识渊博的好老师。我每写一章就给余先生过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轨道上」,而不是乱讲一通。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写下去。另外加上史华慈教授对我的批评,但就这个论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余英时先生。后来写出来了,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这至少对得起两位老师。现在大陆有人也要写李绂,要翻译这本书。我说:日本也有人写李绂的,我自己没有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想日本人会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晦,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我游学于各名师之间,但实际上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前面表达己见,我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并不好,却很崇拜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梦想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余英时先生听了说:「你的身体这么差,不要增加人家负担就很不错了。」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练起了罗汉功,身体大有起色。四十岁以后身体才慢慢变好。我太太说,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学问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练罗汉功,没想到身体就好了,度过了人生最辛苦的阶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本来缴上去了就可以毕业,但系上秘书告诉我明年的奖学金已批示下来,我为了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将论文取回来。但余老师业已推荐我申请到「国际朱子学会」论文发表的机会。

  那一次大会值得大笔特书:大陆甫开放,代表团里有李泽厚、任继愈等,最引人注目则是冯友兰。但在几天的会议,大陆代表却刻意与他区隔,在餐桌上他与女儿两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缘故的我,心里很不忍。余老师、陈荣捷老先生偶尔会过去跟他寒暄两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不容小觑,居中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教授更绝少出席国际会议。由于他念过天津中学,中文甚佳,常有请益的机会。有回他言道,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这个评断,迄今记忆犹新。

  另外,鲜为人知的,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当今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先生。

  余老师并为台湾作育不少人材,他临别哈佛之际,除了收了我,还有洪金富、丁□两位同学。在耶鲁时,更收了康乐、陈弱水、周婉窈、陈国栋、吴展良等台湾的留学生。他认为这是为台湾培养一些读书种子。这些人后来回到台湾也各自在学术教育学界坚守岗位,不负所望。

  

  *摘自《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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