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绍平:功利主义的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5 次 更新时间:2010-09-17 2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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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绍平  

  

  德国伦理学家施贝曼 (Robert Spaemann) 说:“伦理是人对于现实的成熟状态”(1)。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在与自身的野性冲动与恶质欲望的激烈抗争之中,人类终于为自己建构和塑造出了以尊重个体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和关怀弱势需求为内涵的道德原则,从而不仅有效地规范和调节了人类的交往行为,而且也推动了社会文明进升到一种相当的成熟度,让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们自然生成一种庆幸与满足感。但正如在自然与社会领域,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有效的那样,在伦理学领域,也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学说能够从容直面所有问题的挑战,恰恰相反,再强势的伦理学理论在层出不穷的道德悖论面前,也不得不认可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极限。这样也就造成了,任何一种伦理学流派(康德的义务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契约主义、商谈伦理学等)都难以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一统天下的地位。与此同时,人们对伦理学的兴趣,也就不在于对单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而是将各种道德学说的有效的理念元素提取出来,共同组成一幅伦理学的理论框架背景,从这种伦理学的思想资源巨库中选择论据,为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价值支撑与观念指导。这就如同人们罹患疾病,不仅要靠西医的精确研判与定位处置,而且也要依赖中医的整体调养那样。在这样一种内容恢弘的伦理学理论框架背景中,功利主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一

  

  功利主义是一种规范伦理,其实质在于将行为的后果或遵循行为规则的后果能否有助于所有当事人功利(快乐、安康、利益、益处、效用、偏好与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视为其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功利主义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由于它将快乐、安康、福利看成是唯一的善,因此功利主义被视为享乐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形态。其次,由于它在研判某一行为或规则的道德性时,不是依据其自身的性质,而是基于其所导致的预期或事实上出现的后果(即对普遍福利的贡献度),故功利主义亦被称为后果论;这也就决定了按照功利主义,一行为主体在行动之前,必须进行理性权衡与算计,力求行为后果达到快乐的最大化和痛苦的最小化。再次,后果论也是目的论。由于功利主义将益处最大化作为行为后果的最高目标,故它被归属于目的论。按照所谓目的论伦理学的要求,某一行为或规则是否服务于某项目的,是判断其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而功利主义的总体目标在于,使尽可能最大多数人的尽可能最大的幸福在一个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到实现。最后,功利主义所强调的功利,不仅仅是指行为者个体的功利,而是指所有当事人的幸福与基本利益,所有的人的福利与苦楚都要得到同等的顾及,这种顾及不应受到时空关系、族群归属、社会关系、个体能力上差异的影响。人之相互区别是由于个体,而非因为性别与族群,考量的唯一标准在于当事人是否拥有利益需求。“这意味着,我们对利益单纯作为利益来权衡,而不是作为我们的利益或澳大利亚人的利益或白人的利益。这给我们造就了一种平等的基本原则:对利益的平等权衡的原则······利益就是利益,无论是谁的利益”(2)。这就体现了功利主义道德视点的平等性、普遍性、不偏不倚性的特征,从而有别于自我主义。功利主义之所以主张平等,同其兴起时抗击贵族特权的政治背景相关。功利主义之所以倡导道德顾及的普遍性,之所以将个体趋乐避苦的享乐主义冲动,泛化为一种集体益处最大化的价值原则,是因为它看到了人与人间的相互依存性,个体福祉只有在当事人将普遍福利亦视为其行为标准之时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第一位阐述了功利主义伦理学基本理念的是苏格兰思想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好的行为在于实现尽可能最大多数人的尽可能最大幸福的论点是他提出来的。而边沁(Jeremy Bentham) 则在其论著《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中通过对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全面阐述,通过将“功利主义”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哲学立场,奠立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地位。边沁坚信描述性的人类学命题与规范性的伦理学命题之间的一致性,从所有的人都致力于趋乐避苦的描述性命题中,可推导出增乐避苦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这一伦理学命题;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中,能推导出应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采取措施,来促进尽可能最大多数人的尽可能最大幸福。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构成了边沁功利主义的根本性伦理原则。密尔(John Stuart Mill)则在其《功利主义》(1863年)一书中发展了边沁的思想。一方面,他认定快乐在量与质上的区别,指出精神上的快乐要高于肉体上的快感,正所谓宁做一位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做一只快乐的小猪。另一方面,他赞赏自由的原则,认定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科学自由)构成了正确确定最大幸福的前提。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指出功利主义是合乎常识的道德,其原则只有通过直觉的方式才能把握。另外,他承袭了密尔对功利主义的初级原则与次级原则的区分,并对此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初级原则(功利的最大化原则)适用于国家以及其他机制性的行为,其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最优化。但在日常生活领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初级原则显然难以打动人心,故不适宜作为个体行为的决断原则。所以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应应用更为有效的、无更多利他主义色彩的次级原则,用以指导具体实践的次级原则恰恰并非是功利主义的。而初级原则只是元标准,负责对具体的次级原则进行验证。

  在漫长的历史上,功利主义呈现着不同的表现形态。行为功利主义认定任何行为,只要其后果能够促成普遍幸福的最大化,便是道德上正确的。古典功利主义创始者边沁、密尔就是行为功利主义的代表,而斯马特 (John C. Smart) 则承袭了他们对行为的重视。但行为功利主义者无法应对如下困惑:一些谎言有可能给社会大众造成巨大的满足与幸福感,但这并不能改变说谎行为自身本质上的可鄙性。

  所以在20世纪就出现了所谓规则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有厄姆森 (James O. Urmson)、莱恩斯 (David Lyons)、勃兰特 (Richard B. Brandt)。他们不再视某一具体行为之能够带来普遍益处的最大化为判断其道德性的标准。在判定某一行为之时,他们做出的是两阶判断: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只要它合乎某项行为规则(一阶判断);该规则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正面的结果绝对压倒了负面的结果(二阶判断)。规则功利主义者自认为解决了行为功利主义无法摆脱的某一行为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但该行为本身有悖于人们的道德直觉这一难题,而通过将行为规则的益处性作为其道德性的标准,便将最大化效用这一功利主义的价值基础在规则这里保存下来了。但细究起来,规则功利主义通过将规则与功利强合在一起的做法,并没有解决行为功利主义所遇到的所有难题。一般情况下,规则与功利的确是一致的,比如不说谎、禁止杀人、诚实守信的规则能给社会带来长远的益处。但在特殊情况下,规则与功利则是冲突的。如个别情况下谎言可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满足与幸福感。在紧急避险的状态下,以杀死个别的罪犯为代价能够换取多数人的性命得到挽救。在这些特殊事例中,规则功利主义也陷入了两难:要么是坚守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只要是符合社会益处最大化的要求就应肯定,于是说谎和杀人便可以得到认同。但这样又就违背了规则功利主义的原则了,因为说谎和杀人毕竟是违规了。要么,是坚持恪守规则这一立场,拒斥说谎和杀人的做法。但实际结果则又背离了功利主义的基本方向了。可见,规则功利主义显然解决不了规则的例外这样一些非常态的价值冲突的难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平均效用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是海萨尼(John Harsanyi)。与之相对的是传统功利主义所体现的所谓总体效用功利主义。传统功利主义强调效用、利益总量的最大化,其消极后果有二:一是不顾及个体间效用的公正分配的问题,巨大的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现象是这种功利主义所容忍的,这与人们的正义的道德直觉相悖。二是效用、幸福、快乐总量的提升也可以通过人口总量的增加得到实现,但人口越多,则平均益处却大减。所以平均效用功利主义不再单纯将效用总量的最大化作为判断行为正确的标准,而是专注于每个人益处的最大化,强调效用在每位社会成员身上的平均总量的增加是行为道德性的尺度。这样一方面顾及到了分配中平等与公正的层面,为富人帮助穷人的义务提供了论据支撑;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当前一些社会所采取的限制人口的措施在道德上的压力。但平均效用功利主义也不得不直面如下的批评:按照这种功利主义,通过瘟疫或战争的方式将生活质量低于平均幸福度的人口“剪除掉”,这在道德上是很难受到否定的,但显然又有悖于人们通常的道德直觉。平均效用功利主义一直致力于造就幸福的人,殊不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使幸福的人增多,而是尽可能多地使人幸福。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所谓偏好功利主义。在它看来,功利、效用在传统功利主义中等同于快乐或幸福的满足,但这些主观感受无可公度性,难以精确计算。偏好功利主义用偏好来取代功用,偏好是指愿望的满足、奋斗的成功。一位行为主体的愿望是否实现,这是可精确观测与度量的。所以按照偏好功利主义,善是人的愿望的满足,凡是能使人的愿望与利益获得最大实现的行为,便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杀死一位想活下去的人的行为是恶的,因为其偏好(想要活下去)未得到顾及。但是在偏好功利主义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它只注重当事人的愿望是否实现,而不顾及当事人对此有何体验;它只关心当事人愿望得以满足的强度,而不重视当事人对其愿望满足的体验上的强度,这与功利主义注重作为其核心概念之一的“感受性”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德国当代功利主义者比恩巴赫尔(Dieter Birnbacher)指出:“偏好功利主义从根本上偏移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基础。如果说边沁、密尔和西季威克致力于快乐的最大化,那么偏好功利主义则致力于愿望与利益的最大实现。道德的目的不再是生成某种主观的状态,而是造就某种世界状态。由于愿望与利益可以独立于个体体验视阈而指向世界状态,则利益的满足便并非必然与愿望者的主观体验相合。在极端情况下愿望的满足甚至于与某位主体的体验的可能性全然无关,如其有关在人类终结后生物圈应保持完整性的愿望”(3)。

  如上所述,功利主义作为规范伦理的一种类型,自近代诞生以来经历着从古典形态到各种各样变体的发展。每一种变体的出现都呈示着其试图规避功利主义的某项缺陷的努力,但同时往往又伴随着一种新的弱点的显现。从历史上看,与其他伦理学流派相比,功利主义最大的失误在于仅注重总体益处的提升,从而陷于一种所谓的集体自私主义。其后果有二:一是导致对个体权益的漠视。二是形成了作为伦理学核心概念的正义原则在社会中的缺位。我们先看第一点。功利主义作为启蒙运动以后诞生的伦理学流派自然也不是不讲人,不讲个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功利主义恰恰也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伦理学。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个体才可能拥有感受性,而国家、文化、共同体则不具备感知能力。由于是否具有感受性是判定某一对象是否值得道德考量的标准,故国家、文化、共同体就不会像个体的人那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值得顾及。“在边沁看来,共同体是一种‘虚构物’,只有个体的人的利益才是现实的”(4)。但功利主义不仅认可个体的人,当然也承认集体的人群的存在。当个体人的利益与集体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它的价值导向是十分清晰的,即个人应为集体、为福利的总量做出道德牺牲,“单个个体可以为了提升有用性的总量而做出牺牲(功利主义式的牺牲)”(5),这种个体牺牲的要求即便是在违背当事人意志的情形下也是正当的。“如果95%的民众使5%的人成为奴隶,且这少数奴隶对其命运勉强予以认同,则这种情况便是允许的”(6)。当在极特殊情况下谋杀一位无辜的人,能够给社会整体带来极大益处或避免社会灾难之时,功利主义提不出反对杀害无辜之行为的理由。即便规则功利主义也是与“每个人都拥有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总体福利的缘故而受到侵害”的理念相悖的。总之,功利主义专注于宏观的整体利益,而不顾及每个人所拥有的作为个体权利的基本人权,这与体现在契约主义以及康德义务论上的近代以来主流的价值理念是正相冲突的。人权原则的核心思想在于,人是因为其本身的缘故而作为人得以尊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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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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