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7 次 更新时间:2010-09-13 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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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前不久,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对拆除北京旧胡同现象的口诛笔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不约而同地恢复了镇静。北京旧胡同开始变成了一件人人爱怜的“皇帝的新衣”,人们似乎不再轻言拆除胡同的种种理由。坚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开始担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负上忽视和遗弃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责。

  我本人无意反对保留和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在“大众话语霸权”下接受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通过实地考察,人们不难发现,目前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贫民窟,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前不久,我专门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区域作了实地考察,拍摄了数百张照片。这次考察,再次印证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说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呢?首先,新中国定都北京后,没有采用梁思成等专家关于保护旧城的规划方案,而是由毛泽东等人决定采用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将北京定位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模式。这样,原来只有62平方公里的旧城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现代工业的肢体破墙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就成为危房。居住质量暂且不论,居住安全甚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时至今日来奢谈保护北京老城,虽然是亡羊补牢,但实在是太迟了一些。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状态,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不得不尴尬地加以面对:今天,当人们在长安街上漫步,可以看到很富丽堂皇的景象,但我们稍稍沿一条巷子往里面走走,马上就看到贫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个人穿了件新棉袄,外面看上去是绫罗绸缎,可里面却到处暴露着烂棉花。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新旧交替阶段的典型写照吧。

  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年月里,我曾有机会在胡同里的一个亲戚家里生活过两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没有基本的卫生和防火排水取暖设备。一个胡同几百人,就那么一个很小的公共厕所,所有人早上起来挤在那里排队。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连消防队的救火车也开不进去。我住在里面两年,似乎没有体验到多少那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所谓邻里之间的亲情或友情。相反我看到了太多的贫穷、拥挤、愚昧、落后、争吵乃至斗殴。或许在外面的人觉得很美,但至少我没有发现美在什么地方。什么张大妈、李大爷以及老槐树的故事等等,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观者的角度杜撰出来的。

  有些海外来客,自称是专门回北京来寻找当年的胡同的。他们发现,原来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变成大杂院了,拉洋车的祥子们也开上出租车了,于是好不伤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实,这些人平时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记着我们北京胡同的事儿。他们只是偶尔或顺便回来一次,然后充满怀旧地唠叨几句。这些人和那些现在一天到晚在胡同里晃来晃去的某类老外有些类似,他们已经提前“现代”过好几把了,只是希望别人还保持原始。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为这些人的怀旧情感支付多少代价?当我们奢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们?今天住在胡同里的人,都是现时代的人,别把他们想象成明朝人、清朝人或北洋军阀张大帅时候的人。用今天的话说,他们也一样想过某种大家都期待已久的“小康”日子。如果说“小康”这个说法还不够清楚和具体,那么我们不妨在这里换一种说法:一个3口之家,应该拥有一套6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套房子是安全的,有稳定的供电、供水、供暖和供气,可以洗澡,有干净的饮用水,有安全并营养适量的食品,有体面和保暖的服装,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这样的要求其实并非奢侈。然而,在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里,很多家庭还远过不上这样的“小康”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保护所谓“古城风貌”而降低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可行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北京的胡同没有文化价值,我也不赞成把它们统统拆掉。比如像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应当保护的。奇怪的是,有人一谈起北京的胡同,好像以为现在北京到处都是像梅兰芳、老舍故居那样的完整的四合院。其实,这类保存完整的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多。这么多年来,这种把胡同大杂院和有文化价值的四合院混为一谈的说法,不知误导了多少海内外人士。

  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所谓北京胡同民居,大多是典型的河北农村民居小院在城市里的翻版,色彩单调灰暗,缺乏生命的绿色,有的胡同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既没有江南水乡的清秀,也没有西域边城的神秘。文化遗产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没有必要一概保护。就像一个家庭里常年积累了很多旧家具,挤满了生活的空间,那么就免不了要抛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中一定会有日后令人垂足叹息的古董。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心留着旧东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们变成古董,这些“古董”也就不值钱了。自古以来,人类对待古董古玩的心态其实就是在有意无意地保留和遗弃之间孕育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北京城建都以来,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人群隔离现象。一面是红墙碧瓦气势恢弘的皇家园林,一面是色调灰暗混乱简陋的胡同杂院;一面是富贵堂皇的满汉全席,一面是鸡零狗碎的牛羊下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长久以来北京城里只住着两类人:一类是皇亲国戚,一类是骆驼祥子。皇家贵族式的东西讲究招牌气派,令人叹为观止;而祥子家里的东西则是因陋就简,寒酸得上不了台面。即便这样,祥子们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因为再寒酸,咱们也是在皇城根儿底下拉洋车的。

  最近,有人一提起北京的胡同,就开始扯到人家法国巴黎的街道。这些人讲话的口气倒是有点像钱锺书小说《围城》里那个教育部督学的口吻:“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在此动不动就说,“兄弟”在法国的时候,你看看人家首都巴黎的老街道保留得多好!瞧瞧人家巴黎,简直就像个贵妇人,无论什么新式的东西加在上面,就好像在身上多了个项链或首饰。反正是怎么看怎么顺眼。在此似乎不难看出,这些“崇拜胡同”的人,表面上谈的是正正宗宗的“民俗”和“国粹”,其实思维方式却是来自地地道道的西方逻辑模式。

  不过,“兄弟我”(请准许我借用钱老的语言)最近也刚从法国旅行回来。仔细看过法国巴黎的大街小巷后,也是感慨不已。在路易十四的年代留下的法国街道,的确保留得很成功很完美。但是殊不知,与我们北京不同的是,这些街道上的多数建筑其实是介于王室和平民之间的贵族们的住地。当年,这些贵族在巴黎可以拥有可观的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为数众多的拥有一定政治话语权的阶层。这些贵族在巴黎建筑的房屋,可以用和皇宫接近的外墙颜色、美观统一的内外建筑设计、坚固考究的铁柱石材,它们和北京的平民胡同杂院岂可同日而语。别忘了,这些巴黎贵族们在周末是有机会去凡尔赛宫参加宫廷舞会并在皇家庭院里展开社交活动的。在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周围,有这样一个为数众多的贵族阶层吗?即使有,敢在紫禁城里展开社交活动吗?他们敢用和皇宫一样的红墙碧瓦的颜色造自己的房子吗?他们敢把自己的房子造得和皇宫一样巍峨气派吗?如此张扬的人,在北京城里,除了极少数皇亲国戚外,恐怕早就被推出午门斩首好几次了。记得有个欧洲朋友对我说过一段精彩的话:“当你走进凡尔赛宫时,你很想在皇家庭院里翩翩起舞;可当你走进紫禁城时,你却不由自主地想下跪。”

  1949年后,北京城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最高领导层入住了昔日皇家的园林,北京市的主要人群也随之被分配为以下四个大的区域:以三里河地区为代表的国家部委机关居住区;以公主坟地区为代表的海陆空三军以及各兵种驻扎区;以中关村地区为代表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区;最后一个就是以天桥地区为代表的老北京市民聚集区。在通常情况下,这四个区域的人群各走各的路,各说各的话。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你凭人们讲话的声调和内容,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居住区的方位。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发现类似北京城里的官僚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如此严重割裂的现象。

  这种割裂现象其实一直在延续。在北京的官僚核心阶层(包括文化知识阶层和军伍阶层)长期以来和生活在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老北京人)并没有密切的来往。在那个颇具轰动效应的50集电视剧《渴望》里,平民出身的刘慧芳和官僚出身的王沪生之间的婚姻,通常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导致“公子落难”的非常时期才得以发生。而在一切恢复常态(王的父亲官复原职)后,婚姻顿时陷入了危机。这个电视剧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在这样一种畸形变态的文化生态中,老北京人练就了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的所说的“当了一辈子的顺民”的心态。他们大多时间里安分守己,服服帖帖。据说有个老北京人,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像马季和赵炎在相声里互相调侃时说的:“别看他肚子这么大,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炸酱面。”当有人嘲笑此人时,他的回答是:“我就好这一口!”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有人赞美说这地地道道表达了北京人与世无争得过且过的精粹人生哲学。北京人长年累月生活在皇城脚下,到头来并没有栽培出几个像样的官僚。据说老北京人掰着手指头算,最后也只算出一个在非常时期当过部长的大官:这个老北京人的后代名字叫庄则栋,打乒乓出身,在“文革”期间当过一年零十个月的国家体委主任。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追问:北京人真的就好这一口炸酱面吗?北京人睡不着真的就能这么眯着吗?北京人难道真要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下去吗?假如这就是人们呼吁要保留和挽救的所谓“京城胡同文化”,那么,无论于情还是于理,显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当然,据史料记载,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时候。据说当年八国联军及英法联军打进北京那年月,有些人发现皇城里空了,老佛爷也跑了,顿时胆子就大了很多。他们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着京城里的混乱,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宝,然后用板儿车拉回家。皇城里的东西,到底是八国联军抢的多,还是这些暴民偷的多,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我自己悟性迟钝,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骑自行车的人和喜欢骑自行车的人,过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到北京,又忽然发现:住在胡同里的人和喜欢胡同的人,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有些喜欢胡同的人眼里,老胡同如同一个古玩般的大鸟笼子,忙碌的时候可以挂起来,闲暇的时候也可以拿出去遛遛。至于笼子里的鸟儿们的感觉如何,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很多自称是酷爱北京胡同的人,其实大多都住在高楼大厦和洋房别墅里。他们内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祖祖辈辈住在胡同里的人被称之为“胡同串子”。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在报道北京新闻时还用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

  同属一个年代的老朋友、作家王朔曾和我谈起过他对胡同的印象。他回忆说,上小学时,老师经常在班里点名要那些交不起两元钱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结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学,几乎全是“胡同串子”。班里有个很霸道的男生班长也在其中。每当看到这个班长也站着被老师羞辱,王朔就觉得特开心。王朔说他对胡同烦透了,真觉得有一天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王朔到底是王朔,我们可千万别拿他的话当真。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们血腥斗殴为结尾的影片,足以使官方体验尴尬,以至于这部影片迟迟没有被批准在国内公开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摄像师刘杰是这样叙述他对美的认识过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的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多么矛盾的语境!刘杰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属于弱智群体的人们大概都不难解读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这类人不要去住的,我属于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但是,在电影美学的视野中,这些破房子实在是“美极了”。

  在中国,洋人们的意见似乎从来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爱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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