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谈改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6 次 更新时间:2004-07-08 12: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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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路明  

  

   前不久,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接受了本报的专访,现将采访内容报道如下:

  

   我们在南韩开会参观了三天。留美经济学会的老会员单伟建也参加了会。他的地位很特殊,他代表一个跨国投资公司收购了南韩的第一银行,收购一年多了,经营情况很好。他自己也是这个银行的一位老板(partner)。

  

   汉城的城市化,由于没有移民限制,现在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入口都在汉城(1千多万)。汉城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美国差不多,满街跑的都是高档的轿车,仔细一看,大多是国产的。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中国的汽车行业允许私人进入,中国的汽车工业绝对比南韩的甚至美国的汽车工业都要好,南韩人口不过四千多万,中国有比它大得多的市场,汽车工业应该可以搞得更好。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南韩的成功,是从战后1945年以来,就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搞自由企业、搞私营,南韩经济进步这么快,是与此有关的。但是南韩的银行虽然基本上是私人的,董事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像中国的民生银行一样。这样政府就对银行有操纵、控制权,政府要银行投资给谁、利率多少等。一般政府把利率定得很低,集中投给政府认为重要的产业,有很强的产业政策。不像香港,香港根本没有产业政策,台湾有一点,但不多。美国也没有产业政策。南韩错就错在它有产业政策,通过政府控制,一些利率很低的资本给了一些大财团。这些大财团就不负责任,与我们的国有企业一样。这些资本很容易得来,又便宜。所以,南韩的金融危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一个私有经济不彻底的问题。这次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银行要彻底的私有化。这次金融危机后,南韩痛下决心,要把银行卖给大财团。所以,单伟建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的条件极为苛刻:第一条,银行原来的坏账全部由政府用税收冲掉;第二条,政府的股权不能超过49%,控股权不能在政府手里,并且,49%的股份不能有决策权,政府可以派观察员来听银行开会。这种事在金融危机前根本不能接受,因为南韩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很强。收购前银行的董事会不过是走过场,现在开董事会就象打仗,董事们有高达20万美元以上的年薪加股权,有很强的利益关系,所以开会时就很认真,管理得非常严格。银行改革有两个条件:政府控制的银行要垮掉、要破产,有危机才会改革。对它们而言,扭亏为盈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如果不亏损,它就不改革了,亏了才会有改革,不能用股票市场来救国有企业,吃了银行吃股民。中国没有真正的私人银行,单伟建在南韩和日本都一直在谈要买他们的银行,因为这些私人投资的银行基础设施、硬件都很好,网络都有,就是因为政府的控制使它亏了,只要把政府控制这一点改掉,绝对会赚钱,所以他们一直有兴趣要买,买下后银行很快开始赢利,政府作为大股东也有了分红,结果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大银行,在南韩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也曾下决心卖,但危机过后恢复较快,一恢复政府就不卖了。现在这个银行仍然亏损,越亏越多。这个命题似乎是:政府控股的银行经营情况越好越难改革;越槽越好改革。改革的第二个条件是有政治民主,政党轮替。单伟建指出,这次如果原执政党没下台,他的收购计划绝对不可能成功。

  

   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金融系统基本上是国有垄断的,对民间金融实行压制。我这次从浙江考察的结果看,真正发达的私人钱庄,一般都不出风险。以控制风险为名来压制它们,其实是不正确的。真正出问题的都是政府集资行为。私人钱庄一般不会欺骗顾客,因为这是它的命根子,骗人以后怎么做生意?因此,以防止金融危机压制私人银行,这是一个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垄断银行后,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总是希望国有银行赚钱。就会禁止私人银行的竞争。所以,不放弃国有银行的垄断权,商业银行就是起不来。

  

   在这个问题上。联系到日本、中国的教训,还使我想起有一阵子有人提出要给洋务运动平反,认为洋务运动是一种改革、进步、学习西方的好事情。我认为不是这样。洋务运动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它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明治维新开始政府确实办了几个模范工厂,是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工厂是什么东西;但是以后很快就卖掉了,以后政府再也不搞国营企业。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搞国有企业,官督商办(相当于今天的承包制)或官商合办(相当于今天的合资企业)。这种东西窒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以打仗打不赢,企业也搞不好,工业也发展不起来。这里面最大的教训:你要坚持官办,私人企业就搞不好,就没有效率。这有几个原因。你要坚持官办,你就有利益冲突,就要想法子限制私人经济。因为私人经济一上去,你的利润马上下降。政府有很多方法去压制私人企业。所以,坚持官办,私人企业就很难起来。我希望国内的人重新反省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一 个砌底失败的改革,这个失败就在于它坚持官办,而日本的成功就在于它不搞官办,对它的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这次在南韩,我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我把南韩的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国做了一个对比,中国现在做了几件事。一件是国有银行的垄断,是由银行法规定的,这个事情不改是不行的。第二件是不准私人企业上市;虽然已有三个民营企业上市,但基本上还是不愿意民营合资企业上。很明显,也是利益冲突。私人和合资企业上市,它们的资产质量都比较好,想赚钱的人就会去买这些股票,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血了。现在一是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二是不给私人公司经营证券的许可证,这些方式保证股市成为国有企业吸血的一个机器,把经济中的血液吸来填充国有企业的的亏欠。这是对经济极不利的事情。

  

   现在,关于匿名存款制的讨论,有人说匿名使政府不能了解私人的财产情况,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私人财产。但另一方面,由于垄断,国有银行付出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间接通过银行抽税,以此弥补丁一些税收不足的困难。有人认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我认为这会使政府垄断银行的意愿更强。因为能够间接地通过银行拍税,就是因为有对银行的政府垄断。如果允许私人银行经营,私人银行利率高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就可能失去很多存款。因此,它会刺激政府更坚持垄断,对经济的破坏更大,而且它还给了贪污一个藏钱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不能搞匿名制存款,还是应搞实名制。但实名制应与银行业向内开放自由化结合起来。有人提出将国有银行股份制,然后上市,这远远不够,因为控股权还是在政府手中。南韩的教训是,政府不放弃控股权,绝对搞不好。另外,银行体系的改革可以学台湾,搞银行自由化,而不是已有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就是让私人经营,让别人进来。我的看法是,中国银行,如果让私人进来,是可以搞得很大的。有人说私有银行太小,私人企业太小等等,这些都是低估了私人企业。像远大空调,几年间就搞成了世界最大的中央空调企业之一,这是私人企业。只要让私人搞银行,搞汽车,我说五年后中国说不定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是私人的,而且汽车可能比南韩的造得还好。我们都知道,剩余索取权是对企业家的无形资产的定价,没有这个定价机制,一切都是空的,根本的动力就在这里。

  

   现在谈谈江浙、上海一行的观感。上海给我一个印象是:它是非常强烈的政府控制和计划的工业化。它模仿台湾的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叫法可能不同,实际上全是那一套。它模仿先进的管理方法,模仿新技术,甚至把城市设计通过招标由外国人来设计,这些都很不错。但是,你看到的是国有企业占了绝大部分。看金桥加工出口贸易区时,我原想应该私人企业是多数,结果只有15%是纯粹的私人企业,其它的都是政府持股50%以上的企业。我认为上海这样的搞法是不行的。它整个体制的改革落在江苏、浙江之后。这次在南韩会议上,一个浦东的国有风险投资公司在那里招商,马上受到了批评,风险投资是最不能搞国有的。因为风险投资有风险,是最容易推脱责任的,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钱不是自己的,那就完了!像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政府的风险投资。国家搞风险投资,搞什么?所以马上受到国际上学者们的批评。这是因为,一般经济成功的,都是没有产业政策的自由化。国家来进行风险投资,它就有一个产业政策在里面。主要挑选那些符合政策的,谁应该发展谁不应该发展,哪个是高科技等等。中国不一定是高科技最好,赚钱的不都是低科技的和劳动力密集的吗?为什么你就知道一定要搞那个高科技呢?本来什么最赚钱,这类信息是很分散很具体的,商人最清楚,你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呢?比如台湾一些企业,根本不搞什么高科技。奔驰汽车上的标牌,哪里做的?台湾做的,汽车后视镜,哪里做的?台湾做的。它没有高科技,甚至连品牌都没有,不很好吗?照样赚钱啊。这种事情,为什么需要你政府去规划?你怎么知道要搞什么东西?现在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很轰轰烈烈,硬件很漂亮:但是长期看是不行的。我们看的还有一个高科技园区,问题更大,那里的私人企业比重更低。我的观点是:西方文献中有一个词叫?后发诅咒?。我们总是讲后发优势,但现在有一个后发劣势。这是说,落后国家,有两种模仿,你可以模仿人家的制度,也可以模仿人家的技术。当落后国家模仿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不愿意搞制度改革。因为制度改革是痛苦的;比如我国的家电行业,靠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进口部件、生产线等,完全由国有企业来经营。因为技术模仿有潜力,似乎不改制度也可以过得去,也会有增长。长期就会有问题,这就是当年苏联的教训。苏联当时就是把私有制全改掉,只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技术,也有高增长但后来怎样?现在中国的技术模仿空间更大了,不改制度,可以象浦东这样搞得象模象样,把技术照搬而制度不改。这是 个致命的要害,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

  

   但我有幸看到,浙江、江苏在改制。江苏年底国有企业90%改制,江浙在制度改革上走在了上海的前面。而上海是技术模仿走在前面。我不主张用民营化的概念代替私有化。民营化的一个意思是国有民营。很多国有民营的企业,把国有的好资产转移到经营者私人办的企业去,而将债务留在了国有部份。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朝真正的私人产权走,搞一半不搞一半就容易也问题。在江浙这边,我的感觉是,这里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相当强。我在江苏时参加了一个咨询会,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参加了,这是个进步,不再是关起门只听谋士的。会上有学者提出取消户口制度等一些观点。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认真听。他们承认,原来的“城镇化”是一个失败,坚持集体所有制的苏南模式也是一个失败。要城市化不能搞什么离土不离乡。这就对了,像南韩,三分之一人口在汉城。城市化不搞起来经济没法发展。我们就说了,城市化,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个就是要取消户口嘛。还提了一个建议是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确。我们讲了很多道理。第一,以前说,土地私人所有妨碍机械化。这是绝对错的,日本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显示,土地贸易租赁自由化以后,就有农业企业家,将小块小块的私有土地租过来,租一些大的农业机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经营,结果是农民出租土地的收入比自己种还要高,农民有很强的激励愿意将土地出租。所以土地自由贸易正是最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动力。因为机械化后租出土地比自己种地赚的钱多啊,干嘛不租给别人种?第二。说个人所有化会使贫富差距扩大,农民卖了地后会一无所有。这也是错误的。这里的问题是无非是说,农民进城务工,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风险,应该有一种保险。以前我们说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土地所有权就是一个最好的保险。为什么?农民到城里去,可以把地租出去。租出去后是有租金收入的,也就是说他到城里去就不是一个“盲流”了,而是一个有钱人了。现在农民进城愿意当盲流而不愿意永久的移民,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永久性移民,他农村那块土地的权利就没有了,就只有放弃了。如果土地私有了,那我到哪里去又有什么关系?土地租出去,权利仍然是我的。我到城去,就不是穷人一个,而是有钱人啦。你看台湾有钱的都是乡下人,城里的没钱。如果土地所有化,土地所有权很集中,那会有贫富差距。但现在土地使用权分布很平均,私有化后土地所有权不是集中的,不会加剧贫富差距,只要土地不出卖,由于土地总是升值的,所以它是最好的保险。土地还可以做抵押投资,可以抵押贷款,他的投资能力可能比我们城里人还强。所以土地私有会加剧贫富分化是不对的。第三,我们可以不说土地私有,而说城市土地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并轨。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有70年年期,农村为什么不可以也搞70年年期?使用权自由转让、租赁,总可以吧?不过说到底,我很不喜欢年期制。年期制是英国在香港搞的殖民制度。因为它估计香港要还给中国,才这样搞。而在英国本土不搞这种制度。英国土地是彻底私有制的,这是英国工业革命比法国要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彻底的私有制度是指不光是土地表面的权利私有,而且地下,天空都是私有的,飞机经过他有权要求赔偿,地下挖出金子、石油都是他的。法国原来土地公有,拿破仑之后改为私有产权了,地底下的资源还是国家的,这其实是法国当时落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年期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我们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要讲爱国主义吗?怎么学它这个东西呢?

  

   原刊《经济学消息报》,20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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