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7 次 更新时间:2010-06-13 1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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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十几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毫不为过。

  本文拟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以外冷战国际史(即新冷战史[2])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介绍,主要包括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3]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在笔者看来,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项目通过出版刊物和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大量收集、整理、翻译并公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还接受各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为他们提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参与讨论的机会。目前,该项目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莫斯科转向北京,并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或出版中国档案的协议。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2001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成立最早,重点教授亚洲冷战史。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出版冷战研究学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及冷战研究学术专著系列丛书。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注重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冷战史,探讨冷战史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该小组特别注重冷战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从2003年以来,每年暑期为各国研究生举办培训班,训练冷战史专业的博士生从事档案研究的能力。此外,还为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举办暑期培训班,指导他们如何将冷战研究的最新成果教给学生。自2008年以来,该小组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已连续两年共同举办冷战国际史中美博士论坛,为中美两国高校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在读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提供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纽约大学冷战研究项目这些年主要从事全球冲突研究和美国国内政治与冷战研究,并分别设立了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基金。

  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此外俄国还举办过一些国际会议和圆桌会议,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著作和文献集,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

  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

  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學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论”,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目前,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已经相继解密了冷战时期从杜鲁门到福特各位总统的档案。弗杰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的总统录音项目则收集了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六位总统大约5000 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其中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和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将大批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其中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由莱斯公司(LexisNexis)负责全球统一销售。[4] 此外,上述各冷战研究机构的网站,以及一些专业网站——如圣塔·克劳拉大学的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也大都发布各种档案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为督促政府解密档案所做出的努力,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有关中美缓和的基辛格文件、尼克松文件,就是在他们的催促下得以及时解密的。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蒋介石日记,也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开放到1955年,可望在秋天全面开放。至于学者最常使用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系列文献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目前已经陆续上网,研究者可以自由下载。

  英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解密,外交部编辑出版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8卷(1945-1950);第二系列4卷(1950-1960);第三系列5卷(1960 -)。在意大利,备受关注的是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并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5] 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6] 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俄国档案的收集和使用主要依靠三个来源。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其中很多内容都与冷战史有关,如战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人有关对外政策的通信,斯大林同联合国秘书长的谈话记录,关于苏联原子弹和导弹试制的报告,50年代初克格勃和警察局的工作,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苏联对越南政策的变化,1962年的柏林墙建立,等等。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披露者的主观色彩,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1960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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