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模式再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8 次 更新时间:2010-05-04 21: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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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值得人们关注。笔者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说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发表在该报2010年2月1日A16版上。意犹未尽,与友人闲聊,又申说了若干意见。

  

  友:我注意到你多次谈论“中国模式”都持否定态度。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争论,你的观点是不是太绝对了?

  

  袁:这件事关系中国下一步的走向,含糊不得。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政治家和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抓住要害,当机立断,全面推进改革。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不是引导人们看清危险所在,寻求突围的路径;反而沉迷于肯定现状,美化和固定缺陷。

  

  友:这样说似乎太笼统了。

  

  袁:看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就清楚了。

  

  

  经济快速发展与“中国模式”

  

  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去年又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袭击,取得增长8.7%的好成绩。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这证明中国政府做对了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显示威力。你否定这个模式,是不是有点不顾事实?

  

  袁:问题不在中国经济是不是高速发展。我比许多人都乐观,深信如果不再犯违反常识的大错误,中国还会有二三十年的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分歧在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哪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

  六十年了,前三十年上了俄国人的当,搞计划经济,就不要说了。后三十年也是跌跌碰碰走过来的。说到底,这三十年岁月,无非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相应的制度层面角力的过程。成就的根本原因来自学习市场经济和摒弃了斗争哲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层面,从宏观到微观,中国人仍然处于学习阶段。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比较得力,赢得海内外交口称赞。但是,有远见的人们不应沾沾自喜,对发展中暴露出来问题视而不见。官本位没有消退,官商勾结,官员腐化;市场混乱,治安不良;法治漏洞百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教育制度有些地方不如国民党时代;包括医疗、住房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等等最需要显示社会主义的领域,在我国恰恰是社会主义因素非常稀薄的软肋;贫富差距远远大于四小龙起飞时期……这些都是制度性缺陷带来的恶果。

  总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改革的任务非常繁重,有待解决的问题成堆。面对这样的状况,急急忙忙唱赞歌,呕心沥血称之为“中国模式”,太不合时宜了吧?

  

  友:他们认为坚持现在的思路,这些问题都能妥善解决。

  

  袁:这个假设有待检验。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带普遍性的现象,如何解决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香港直至80年代都没有政党政治,但它的反贪非常成功;靠的是廉政公署、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强大的舆论监督的合力。要移植到内地,司法和传媒的独立就很难实现。

  即使在单纯的经济领域,中国模式论者强调国家(政府)要垄断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按照国际经验,那不过是要重蹈20世纪40—50年代英国工党政府的覆辙罢了。中国各级政府驾轻就熟!不过,这是一条腐败丛生和效率极低、投入产出极不相称的老路。这才是真正的陷阱!

  此外,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三条支柱是产权保护、信息自由流通和法治。中国的现状是每一条柱子都锈迹斑斑,有待努力修整。此时此地,与其侈谈“模式”,毋宁埋头修理好关系未来发展的这个三角架。

  

  社会管理与“中国模式”

  

  友:他们设计了几个子系统,为未来社会绘制了美好的图景。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是成功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挑战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的改革。今后坚持这条路,避免西方的陷阱就行了。

  

  袁:这既是他们对过去的总结,也是描绘未来社会的图景。不过,健康的社会制度,都是逐渐生长出来的。按照理想的蓝图去建造一个社会,往往事与愿违,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而且的设计与经验事实和众多学者对现代社会的认知有三个明显的不同:

  第一.能不能以民本代替民主?

  民主与专制的分际可以抹杀,这超乎平常人的相像。不过,这并不新鲜。清末民初,梁启超就起劲贩卖这个货色。可是,他坦诚申明这是开明专制,实践中则成了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文饰。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换个名词恐怕也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这不可能调和。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理论基础,官员是公仆,必须得到选民授权,还要受到公民的严密监督。否则,就会主仆颠倒,导致政权变质。民本是以官为主,最终是圣君贤相为民作主;如果碰上能干的清官、明主,居高临下,亲民,惠民,老百姓会得到一些实惠。可是,要是上台的是贪官、暴君,老百姓就要遭殃了。而后面这个情况司空见惯。现代政治学在权力来源和运作等方面已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并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完整的经验。中国模式论者冀图推翻现代政治学,另立一个学派,这个雄心壮志值得称许。但是有三个关口等待着他们:

  1.经得起反驳吗?

  2.实践中能给公民带来更大的自由和幸福吗?中国人有不吃嗟来之食的传统,未必给口饭吃就万喙息响,甘心情愿当顺民。

  3.老百姓愿意接受吗?一呼百诺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果公民不听教诲,坚持自己的宪法权利,要不要动粗啊?

  第二.社会要不要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

  他们的设计不要公民社会;势孤力单的个体公民,面对强势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不但如此,他们美化一直延伸到社区和“单位”的控制体系,赞美其中的家庭气息。我相信有些“单位”和社区的领导者比较关心人,但相反的情况不也比比皆是吗?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公民享受应有的自由和尊严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政府是为保障公民的自由(比如毛泽东肯定的四大自由)而存在的;公民与“单位”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权利、义务有明确的契约规定。至于社区,是公民自由选择的居住地,居民可以民主自治,社区对家庭和个人都没有管辖权。为什么公民反过来要受各“单位”和社区的严密控制呢?

  第三.承认不承认公民个人是权利的主体?

  中国模式论者与众不同之处是处心积虑抹杀个人,力图以家庭或其他集体取代公民作为权利主体。“集体”掩盖的是几千年宗法关系的延续。压杀个性的苦头我们吃得太多了。

  说到底,论者的整套理论不过是冀图粉饰现状,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政治体制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主体部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公认的事实。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型的管理体制早就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与公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差距。面对社会矛盾尖锐的多事之秋,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及时妥善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否定这个领域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文化复兴之路

  

  友: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最少在文化领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剔垢磨光以后必然焕发创造活力,从而支持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模式”。难道现代社会,一定要依赖西方文化吗?老早就有人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袁:这是很有迷惑力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过,这是实践问题,无论多么好听的言辞都无法掩盖严峻的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很多瑰宝,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靠它自身的力量没有培植出民主制度,也没有孕育出独立的知识阶层,而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坚实的基础。

  

  友:民贵君轻的思想传统,不是民主制度良好的思想支柱吗?

  

  袁:不要忘记:几句劝善良言约束不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的献策,是规劝君主的箴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警告统治者必须亲民,以免丢掉社稷;暴虐统治害民误己。这些箴言的前提是承认君主的专制权力。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中国的臣民在君主面前没有法定的权利。如果劝说几句就能让专制君主一心向善,历史的进化就太容易了。

  制度和社会结构才是决定性的。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没有产生出足以牵制专制统治的制度结构,更不用说演化出民主制度的制度架构和思想基础了。

  而从实践的后果看,直至19世纪结束,中国专制统治的趋势是加剧而不是终结。

  

  友:中国的知识阶层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从东汉的太学生到明末的东林党、晚清的清流,士大夫的反抗不绝如缕。

  

  袁:那些事例都是汉民族维护正义的传统,弥足珍贵,应该继承和发扬。

  应该明确的是,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目的是培养忠于君主的忠臣。他假借孔子之口阐明这句话的内涵:“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荀子·子道》)也就是说,要为捍卫君主的封疆、社稷而勇于争谏。从思想体系看,他是绝对专制主义者,这里说的道是忠君之道,不是为士大夫阶层和民众谋利益之道。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是王权的附属体,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可以制约王权的势力。这对后来中国社会转型十分不利。

  也就是说,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性的缺陷,不要盲目美化传统,特别不能信口开河,似乎今日中国崛起渊源于中国文化有特别优秀的基因。

  

  友: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变为无源之水了。难道中国人要永远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吗?

  

  袁: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很有迷惑力。这里涉及几个很有趣的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在某些人看来,文化复兴总要搭上中国古代文化。其实,眼界可以放得宽一些。文化繁荣,中国上升为文化大国,就是最好的文化复兴。这里当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继承和发扬,但又不囿于传统,敢于接受和创造新的东西。先秦思想家的建树在当时是辉煌的,进入现代还照搬他们那一套就是思想的贫乏了。要出比孔孟老庄更伟大的思想家。要有一大批烛照未来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

  第二.文化复兴或文化大国的源头在哪里?

  只盯着传统,不可能出现世界一流的文化巨人。文化繁荣的基础是建构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创造的源头在自由的制度。至于应该运用哪些资源,让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自己去选择。别人指指点点,有必要吗?

  第三.学术和国界有什么关系?

  不要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学术文化无国界,只有是非和高低之分。什么附庸之类的说辞,都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不利学术文化发展的毒药。自然科学、技术、医学等等固然无国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是无国界的。后者只要经得起检验,能让人信服,就会越过国界向外传播。选择了市场经济,你就不能不读保罗·萨缪尔森等人的著作。拒绝西方经济学著作,视之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批判相对论一样荒唐。

  多年来,一些人高喊新文化运动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学术被殖民化了!哗众取宠,摆出一副思想家的架势,赢得一些粉丝和“上头”的恩宠,还是小事;如果多数人被忽悠,甚至让他们把这一套上升为国策的梦想成真,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再次发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灾祸就会接踵而至。

  

  友:照你这样说,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可是,睁开眼睛看看,好莱坞的电影,西方的电子游戏,情人节,圣诞节……风靡全国,世界各地谴责美国文化霸权的声音此起彼伏。难道我们不应该强硬回击,反而当孱头,听之任之吗?

  

  袁:十多年前,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其实,所谓文明冲突无非是不可抗拒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与前现代国家中反对这个趋势的极端分子的冲突。历史已经证明、还会继续证明,主动融入世界是民富国强、经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违反这个趋势必然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大小不一的灾难。明确这个大前提,观察具体问题才不会见木不见林。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观察和处理文化问题,首先要有平常心,不要动辄将文化、风俗习惯和娱乐政治化。年轻人爱热闹,圣诞节、情人节高高兴兴到处逛;美国大片进来,手拉手进影院;如此等等,就是上了美国佬的当,成了他们“文化侵略”的俘虏?说这些话的人有没有想一想,在纽约、伦敦、东京舞狮子,过春节,办孔子学院,放老谋子的电影,是侵略还是反侵略?

  其次,要研究为什么美国文化影响会那么大?它的“霸权”不是靠枪杆子或秘密警察威胁、恐吓建立起来的。要敢于承认美国文化有强大魅力,所以受到那么多人欢迎。要实现中国朝野的文化大国梦,不妨向美国佬学点东西。

  再次,根深蒂固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的心态应该调整了。国际之间当然还有利益冲突,间谍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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