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晚清以来西儒关系的演变和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9 次 更新时间:2010-05-04 20:18:13

秦晖 (进入专栏)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交流。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通常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们谈儒学,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如果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大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这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包括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首先我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我们国家老实说,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来,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这套制度被很多早期儒家认为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毛泽东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说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历来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思想史的主线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这个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他为此发动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当然争议很大。但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感而发。就像当年仇恨孟子的朱元璋一样,毛泽东大力反孔扬秦,显然是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反法之儒,就是在“儒法斗争”这个意义上的儒家,是不利于专制统治的。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是崇拜“强者”吗?

  我们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被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纪之交,好像你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後地要学习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打着西化的旗号。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人出现那么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呢?

  有些人说,中国人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我们的人。

  可是毛泽东后来又说:五四时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

  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而俄国就没有欺负我们)。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强者”。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

  这里我要说,国人传统上就并不是对“强者”多么崇拜的。我们讲的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要就是指中原的农耕文明,以及代表这种文明、打着儒家旗号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被人打败,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绝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败。远的不说,距离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当然有人说明是亡于流寇而非亡于清,这本是清朝为标榜其“得国之正”而说的。但就算崇祯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的“顺”朝不也是汉人政权吗?它不就是被满清所灭的吗?其实崇祯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经拥有大半个中国,它也不就是被满清彻底打败了吗,南明是彻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强“欺负”根本就不能相比,败得如此之惨。如果要说打败,到底是明败得惨还是晚清败得惨呢?当然是明败得惨。所谓晚清被西方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大清朝一直还在,虽然“西夷”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据说不知是慑服于“天朝威仪”还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个国家体制并没有被颠覆掉。如果国人崇拜打败自己的人,大明帝国的人首先应该崇拜满族人才对,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没有兴起学习满族的热潮呢?

  大家知道,其实明清之际有一个现象,就是明朝遗民在军事上对于战胜满族,在经历彻底失败之后普遍已丧失了希望。当然有人说以后还一直有人想反清复明,那得看多少。这么大国家什么时候都有极端人物,但康熙以后还在做反清复明军事努力的人能跟晚清以来国人军事上努力反抗列强相比吗?我就说两个最著名的抗清英雄,一个是李定国,他坚持到最后退到缅甸,临死给儿子的遗嘱是“宁死荒徼,勿降也”,你们就在缅甸移民终老吧,绝不要投向清朝。他就没有要求儿子打回去。(实际上他儿子也没有听他的,他死后不久儿子就降清了)第二个民族英雄张苍水,他最后把部队解散了隐居起来,后来清朝把他找到了,但他拒不投降,后来被杀。他们本人都坚持了民族气节,但对军事上战胜满清可以说都绝望了。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他们本人拒绝和清朝合作,但是他们的一些亲人、学生跟清朝合作,他们也默许了,他们也没有再搞军事上的反满行动。

  但是,那时汉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骄傲,没有人认为我们文化上不如满族,以至认为满族文化比我们先进。而且,明清之际很多人反思的时候,都说我们之所以败亡,是孔孟之道贯彻不够,对这一套还是充满信心。尤其像黄宗羲,明亡后大骂一通皇帝,反思非常深刻,说我们现在毛病一大堆,正是因为这些毛病我们才完蛋了,但是他讲的毛病就是秦以后,说秦以后我们违背了孔孟的很多东西,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与南明相比老实说,败得其实并不是太厉害,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就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吗?如果说外国人或者说“西夷”只不过就是夺去了朝鲜、越南,就使我们认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满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孔孟还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萨满教呢?

  因此,与西方接触后之所以使“传统文化”当时产生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败”了。你可以看一看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直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眼中是怎么看西方的,他们是怎么论证学习西方的。

  

“反法之儒”学习西方的几个特点

  当时这些人论证学西方大致上都是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是从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来学习西方的。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带有很明显的古儒“三代”色彩。本来传统儒家一直有一种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情绪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五四以后,反儒的人认为这种情绪就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的情绪。鲁迅先生专门塑造了一个“九斤老太”来形容这种情绪,这种人总认为过去比现在好。按照儒家的传统说三代是盛世,到后面就是一代不如一代。骂儒家的人说这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而称赞儒家的人如余英时先生,则说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

  但是,说是批判良知也罢,说是复辟倒退也罢,所指的事实是一样的,就是这些真正的儒家——我所谓“真正的儒家”就是并非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得到一块敲门砖来当大官,他们是有真正追求的。这些人从传统上就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认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带着这种理想去看西方,忽然发现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这个所谓的追求道德理想,也就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是这些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力量,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

  第二,这些人普遍地从“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面对西方,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秦政荀学”如何如何糟糕,他们往往说西方这样的社会,体现的就是中国三代所达到的文明,他们这个时候学习西方,往往都带有一种所谓引西救儒的色彩。据说我们中国本来是很文明的,但是到了战国就越来越不行,到了秦始皇就是强盗政治,以后中国就堕落了,原来认为儒家那套没希望了,现在看据说还是有一个实现了儒家思想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西方,这套如果实行的话,就可以把秦以后的一套东西纠正过来,使得儒家的理想能够复兴,能够纠正秦汉以来的礼崩乐坏之弊,总之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为了抵制法家那一套。

  第三,与以上两点相应,那个时候这些人经常都强调,要学西方,就是要学如何“引西救儒”,抵制法家体制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是所谓西学的“体”和“本”,学这个体和本是主要的,其次才是学“用”,学“末”。学习西方首先就是要学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这是最重要的,是“本”,至于其他的,不仅是“船坚炮利”而且包括市场经济中赚钱的本事都是“末”和“用”,是次要的东西——这显然带有儒家传统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些人往往都是强调要学“体”,学“本”。

  第四,这些人如果在本土传统中寻求与学习西方接轨的思想资源时,他们往往强调的都是要回归古儒,拒斥法、佛。由于这些人往往都有非常鲜明的反对法家、反对佛老的倾向,所以在儒家道统内,这些人的特点是往往都非常看好孟学而排斥荀学。大家知道,在战国时代“儒分为八”,一般认为,其中的荀子这一派是代表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或者说荀子这一派是半儒半法,这时候的这些学者都对荀子的这一点表示深恶痛绝,而与这相反的一种趋势,就是所谓的孟学。这些人就认为孟学很好,因为孟学有很多民贵君轻之类的言论,这些内容后世的法家也很不喜欢,朱元璋为此还要把孟子禁绝了,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所谓的思想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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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味书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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