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从蒙田随笔看现代随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7 次 更新时间:2010-05-04 13: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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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安  

  

  【主持人语】书评,当然不是“产品介绍”。它是“随笔”之一种。可是,何谓“随笔”?随笔的定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们那里萎缩到了这种贫乏的程度,以至当今一说起“随笔”,就几乎意味着一类闲情逸致的文字,其可替换的同义词是“散文”、“美文”或“小品文”等等。  郭宏安先生为“随笔”的定义的萎缩感到惋惜,因为定义的萎缩导致了整整一个本来辉煌的文类的萎缩,而他从这种萎缩中发现了文心的萎缩,其显著标志是文体意识的匮乏。他致力于恢复“随笔”的被遗忘的更丰富的定义。  

  当一个写作者带着一种敏感的文体意识来写作书信、序跋、书评、时论、政论、论文、大部头著作等散体文时,他就是在写作随笔。郭宏安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日内瓦学派的著作中,曾屡次引用该派中某人的一句“其含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话──“用法语而不是术语写作。”   

  本刊为书评类刊物。好的书评不仅有一种思想的深度或者学术的根基,而且有一种形式之美。形式不是装饰,它是思维自我展开的方式。地中海式的明晰与日尔曼式的繁复正好显示两种文明的特征。  

  最后,套用上面那句“其含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引文,我们希望本刊作者“用汉语而不是术语写作”。程巍随笔,今天我们是把它当做一种文体来看待的。当初,这一称谓刚刚产生的时候,人们并未把它当做一种文体,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一 

  

  在中国,洪迈的《容斋随笔》大概是最早以“随笔”命名的,当在宋淳熙十一年(1184),他在序中说:“予老志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容斋随笔》之后,以随笔名其书者渐多,如明李介立之《天香阁随笔》、清王应奎之《柳南随笔》、清马位之《秋窗随笔》、清梁绍壬之《两般秋雨轩随笔》,等等;现代则有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和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之类。《容斋随笔》的刊行距今已800余年,这800年间的变化,可谓大矣。中国古代文论家或目录学家的笔下并没有随笔的名目,《容斋随笔》之类皆被归为“史部杂说类”(《郡斋读书志》)、“子部小说类”(《宋史·艺文志》)或者“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并未以独立的文体目之。也就是说,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用25篇叙述文类;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凡例》称“文辞以体制为先”,辨明文体59类;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文体竟达127类,然而其中就是没有“随笔”的位置。在中国古代,随笔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  

  

  然而,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事情起了变化。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仅500字,曰《美文》。他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类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又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它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还说:“我以为文章的外形和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做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它。”最后,他发出呼吁:“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周作人所谓“论文”,我想就是法文中的“essai”或英文中的“essay”,他的文章有首倡之功,不能不表。但是,他的文章简则简矣,而稍欠明晰,因此引起不少误解,以为他只提倡美文,弃“批评”的一类于不顾,尤其是文章标以“美文”之名,更易使人糊涂。我在《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一书中说:“周作人说的是‘美文’,而读的是‘论文’,当中有些夹缠,唯一的解释,是发生了某种误解。”这种误解,焉知不是中国人的有意的选择?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新散文”者,就是中国人的随笔;“公安派”者,就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英国的小品文”者,就是英国的“essay”。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们,于中国,选的是明清的小品;于外国,选的是英国的随笔,两者合成了中国的新散文,即小品文,又称随笔。  

  

  不过,“随笔”这个称谓并不流行,据余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直到1948年,中国文学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说法还是小品文。就公安派与英国随笔的结合来说,周作人提出“美文”一说,王统照称之为“纯散文”(1923)或“论文”(1924);胡梦华称之为“絮语散文”,指明法人蒙田为其开创者;其余诸人,如钟敬文(1928)、鲁迅(1933)、郁达夫(1933)、林语堂(1934)、叶圣陶(1935)、郑伯奇(1935)、陈子展(1935)、夏征农(1935)、钱歌川(1947),等等,皆称之为“小品文”,其中傅东华认为小品文乃是“东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文体,“西方文学里并没有和它相当的东西”,陈子展则反对“公安竟陵的东西和现代小品文的发展,真有什么联系”。说到用什么词来翻译“essay”,有人翻作“试笔”,如李素伯(1932)和朱光潜(1936),后者说:“‘小品文’向来没有定义,有人说它相当于西方的essay。这个字的原义是‘尝试’,或许较恰当的译名是‘试笔’。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书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直到1948年,他还坚持蒙田的随笔应归到“‘试笔’一类”。  

  

  真正比较郑重地提到“随笔”的,是方非,恕我孤陋寡闻,竟不知他为何许人。他于1933年10月7日在《文学》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散文随笔之产生》,从文章的题目看,“随笔”已经以文体的资格登堂入室了。他把随笔与小品文视为一物,同归于“软性读物”,并说:“今日中国之小布尔作者,除了少数例外,既不愿意奔走于封建阀阅和大腹商贾之门,而甘心充其走狗,又不敢投笔从事实际行动,或涉笔于由实际行动而得来的经验之文学作品;上帝又不谅解,偏偏注定他们必得以文而生;他们琐尾流离,他们徘徊瞻顾,他们不得已乃取随笔文为其文学之主要形式了。”他指出随笔的特性,洋洋五条之多,类如篇幅短小,内容无所不谈,现实的衰颓和往昔的胜概之对比,对现状不满而出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叙述描写伦理抒情无施而不可等,而其大端,或最为重要的,乃是“随笔中伦理的成分是非常少的”。  

  

  当然,提到“随笔”的,非止方非一家,李素伯(1932)、鲁迅(1933)、阿英(1933)、林语堂(1934)、茅盾(1935)、林慧文(1940)和唐弢(1947)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随笔,尤其是阿英。阿英1933年编了一套《现代名家随笔丛选》,在其“序记”中,他说:“真正优秀的随笔,它的内容必然是接触着,深深的接触着社会生活。”但是,一年以后,他又编了一部《现代十六家小品》,在他写的序中,于“随笔”未着一字,提都没有提。我想,这其中必有深意存焉。编《现代名家随笔》,说明他有明确的文体意识;编《现代十六家小品》,说明他看到了小品和随笔之间的区别。这不啻空谷足音,然而这只是荒漠中的呼喊,应者寥寥。中国错过了仔细分辨小品文与随笔的一次机会,可叹也夫!  

  

  在整个20世纪中,虽然小品文与随笔往往并称,或者一物而两名,但是,一旦某种文体被称为小品文,而随笔之名仿佛流星一样倏忽而逝,那就说明有两种情况:一是小品文和随笔本来是两种东西,小品文占了优势地位,而随笔得不到发展,处于萎缩的状态;一是它们本来就是一种东西,随笔不过是小品文的别名而已。我想恐怕是第一种情况吧,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实在是看错了西方的“essai”或“essay”,结果是,他们放弃了“essai”或“essay”的“讲理”的成分,只记得“幽默”和“闲适”。所谓中国散文“受了英国essay的影响”,只不过是因为英国的essay与中国的“笔记之类”“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出于同样的理由,周作人可以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郁达夫则可以说:“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们的智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决不会消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势力。”(《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其实,英国散文的影响是通过日本完成的。日人厨川白村在《说Essay》中有一段在中国散文作家中十分有名的话:“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似的麻烦类的东西,……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吧。” 译者鲁迅保留了Essay的英文形式,说明他至少不主张将之径直译做“小品文”或“随笔”,心中还着意于小品文和随笔之间的区别吧。厨川白村对中国散文最大的影响恐怕是“以不至于头痛为度”这句话,郁达夫的话可以为证:“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z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了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  

  

   这里,我想引用陆建德先生的一句话:“赫胥黎、普利斯特利新鲜活泼、不随时俗的见解并不以不至于引起头痛为度。厨川白村所理解的英国随笔未免太闲适、太安全了。”我以为他说得对,尤其是“太安全”三个字用得好,深得春秋笔法之三昧。所以,如郁达夫所说,中国的小品文还是逃不脱“细、清、真”三个字,虽然“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的简单周至”。《容斋随笔》“煞有好议论”,可是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随笔(小品文)却只剩下了公安竟陵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了。小品文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它与随笔(法国的“essai”,英国的“essay”)的区别也是不容不辨的。  

  

  二  

  

  在法国,蒙田的Essais——我们今天译做《随笔集》——初版于1580年,后来在1588年和1592年,有所增加,定为三卷,共107篇。文章长短不一,长可十万言,短则千把字。内容包罗万象,大至社会人生,小至草木鱼虫,远则新大陆,近则小书房,上有怀疑等主义的思考,下有日常诸经历的描绘,但无处不有“我”在;写法上是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汪洋恣肆,但无时不流露出“我”的真性情,表现出一个隐逸之士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的忧虑和思考。《随笔集》从出版到今天,已经过了400余年,这400年间,其变化亦可谓大矣。Essais最初与公众见面的时候,不过是表示“试验”、“尝试”的意思,但是蒙田逝世十年之后,英国人约翰·弗洛里奥就翻译了《随笔集》,于1603年出版。弗洛里奥的翻译有两大功绩,一是他选取了法文的书名,就叫做Essay,二是对培根有很大的影响,他原写有十篇摘记式的短文,1612年和1625年两次增补扩充,冠以Essay之名,收文章58篇,遂开一代风气。“essai”除了试验、尝试之外,本无特别的意义,经过弗洛里奥的翻译,在英伦三岛仍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加上培根的示范作用,随笔遂在英国植根,成为英国文学中最有特色的体裁之一。自此,“essai”或“essay”成为一种文体,我们译做“随笔”,也算与中国古代的随笔接轨了。 

  

   蒙田是“随笔”这一文体的开创者,最终确立其文体地位的却是培根。蒙田的随笔是“无定形和不规则的话语”,是“浑然一体”,是“以变取胜,变得唐突,变得无序”,是“蹦蹦跳跳”、“飘忽不定”,一文一意或数意,不仅有意之所之,而且有意之所由,各章随笔的题目“也不一定囊括全部内容”,往往有名不符实者。然而,蒙田有开创之功,开花结果却落于英国的培根之手。王佐良先生说:“培根对每个题目都有独到之见,诛心之论,而文笔紧凑、老练、锐利,说理透彻,警句迭出”,“文章也写得富于诗意”。当然,培根的后继者不一定都承继了他的风格,如18世纪的艾迪生或19世纪的兰姆、哈兹里特都写得比他长,比他散漫,而且更突出个人的感情,或色彩,或才情。无论如何,随笔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最终确立了,它表明了一种著作,“其中谈论的是一种新的思想,对所论问题的独特的阐释”。1688年,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了《论人类的理解力》,其“论”字用的就是“essay”这个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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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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