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生成的辩证法与现成的辩证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0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4: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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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在国内学界,萨特不能算是被冷落的人。可是,在中国的学人眼中,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195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人们忽略了已经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萨特”,特别是他所撰写《辩证理性批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总是声称自己的人学是一种结构的历史的辩证法。这种新人学辩证法的真实对象,其实是作为历史发展原动的个体存在(实践)与各种社会力量(群体)的关系。在《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中,他从实践的可知性出发,在理论逻辑上走了一条“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生成到被构成”道路。在研究方法平台上,则是坚持了既前进式地关注历史总体化的客观因素,又逆溯式地强调个体实践的具体发生和不可还原的驱动作用。我们在这里,只是概要地描述这一宏大叙事的基本线索。

  

  1、《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逻辑结构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引言的最后,对他的写作意图有过一个基本的交待。他说,第一卷的主要思路是:

  生成的辩证法(dialectique constituante)(当它以自身的半透明性在个体的实践中把握自身时)在它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它的局限,并被转化成一种反辩证法(antidialectique)。这种反辩证法,或者叫做反对辩证法的辩证法(消极性的辩证法)必须向我们揭示出群(séries)是一种人类集合(rassemblement)和异化,异化表现为在群性成分中同他人和劳动对象的中介关系,表现为共同存在的群的模式。[1]

  这就是萨特人学辩证法的独特的范畴群了。

  第一个方面或讨论语境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此试着做一些初步解释。依我的看法,这里有三个问题域。

  第一个问题域是这里所谓的“生成的辩证法”。这是指由个人实践(历史发生的真正原动)能动生成的历史辩证法,这里要突出指认历史是由个人存在始发生的建构过程。由于个人实践是自觉的谋划,所以它首先居有创化性的内里“透明性”,但是这种透明性由于社会历史总体的先在前提和复杂的关联统制,又使它现实地感到自身的局限,故尔实践的显相又总是半透明的。[2]

  这是说,在至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原发的生成的辩证法总会转化为消除个人实践的现成的决定论状态,所以,萨特说辩证法变异化成消极的辩证法或者“反辩证法”。这是第二个问题域。此时已经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第二个萨特”,固然还坚持那个作为历史发生原动的个人,建构性的“实践的个人”,但他已经意识到个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天性自由的个人也不得不“进入各种不同的集合体”,从而被超个体的消极的惰性实践集合(=消极的集体活动)所规制,由此,建构性的“此在”(个人)总是走向无人的外在座架式的群(消极“共在”)。这是惰性实践第一形式。也就是还没有形成统一主体的无能人们的外在集合状态。 [3]

  第三个问题域就是生成的辩证法在人的异化现实中畸变成现成的辩证法(dialectique constituée)。萨特还说明,在人的已有的社会历史存在(异化存在)中,还有第二类型的“辩证集合”——集团,以及阶级和历史等更大社会尺度上的异化现实。其实,萨特认为,“集团必须通过构成实践的施动者的个人实践来构成共同实践”,这主要是指,与群的无能相对抗而产生共同实践的人们集合起来的各种团体。作为外在性人类共同体的集团,其实就是马克思过去讲的人民群众,在这里,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活动只是消极辩证法的基础。而没有被统一正确理念自觉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群体活动,也不过是现成辩证法的发生源。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描述这种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历史发生进程。当然,他的理论底线还是要说,反辩证法或者现成的辩证法只是在生成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4]

  第二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我对萨特新人学逻辑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指证:萨特与传统人本主义处理“应该”与“是”的关系是异质的。过去,在作为理想化的价值悬设的人的本质(“应该”)与总是败坏了的现实存在(“是”)的关系上,人本主义批判的张力出现在抽象的本真存在(类本质)与现实存在的背反;而在萨特这里,存在先于本质了,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存作为一种谋划性的实践成为历史真正的现实动因(萨特有时将作为原动的个人称之为“施动者”),这本身就是 “是”,而不是非现实的“应该”,但是,个人的建构性的存在当历史地处在与对象(匮乏)和其他个人(也是建构性的历史原动)的社会共在之中时,却又总是以异化的类群方式实现的。萨特看到的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败坏,而是一种复杂的现实悲苦关系,“它的条件在经验的各个层面上出现”。[5]这种现实的历史总体关系消解了个体生存的建构性,这才是萨特人学异化观的新的含义。显然,萨特对异化是持批评态度的,可这种批评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如果还有一种批判尺度上的“应该”,那么这是个人与社会总体化的非异化的重新协调。这是一种很新的人学逻辑。我以为,萨特是深刻的。

  第三个要说明的理论前提,萨特专门表明,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那个“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的根本一致性”。[6]这也是个人存在的自由与历史的必然性之间的一致性。与一切旧人本主义不同的是,萨特并不是要简单地凸显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而是要说明在根本上二者在现实历史中的统一。这真是一种很怪的理路。其实,萨特还是为了说明这样一种个人与历史总体的辩证关系:个人的实践作为历史的施动者,也是内在性的自由(谋划)的原动,但他的生命的客观实在却表现为他与物、他与他者的消极共在(群、集团、系统和过程)。在这里,萨特专门以内在性的原动个人(实践)与外在性的惰性物质条件的关系为例。

  人面对世界,总是通过实践来操控外在的物质,不存在不以物质为中介的个人。可是,实践并不总显现为建构性的积极活动,它在历史过程中往往畸变为一种客观的外在的惰性物质环境.这是一种非常的关系。它又很深地关涉到个人(我)与客观总体化的关系。个人存在是历史总体化的本根,可是,个人又很深地沉沦于物化的惰性总体过程之中。《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要揭示这种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结构。

  

  2、个体存在的初始总体化与人类关系

  

  我们知道,萨特人学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定律是:“全部历史辩证法寓于个体实践”。[7]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理论出发点。所以,他在《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实践集合体的理论”)的第一部(“从个体‘实践’到实践-惰性”)中,要做的第一件事即说明个体实践的发生。当然,为了更集中地说明个人实践的存在结构,这里的论说可以是一种逻辑抽象,所以,萨特明确先假想式地排除来自群体和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关联和作用。

  萨特存在观讨论的第一基始环节,是发生在个体存在中的需要(besoin)引发的初始存在总体化。“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需要来解释;需要是物质存在和人同他所从属集体之间最初的总体化关系”。[8]这里的总体化可以抽象理解为一种不间断的有意向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理解中的历史总体化过程。人要活着,就有需要,这种需要是发自存在本身,因此是“内在性”的。这因之于人的生命体是一种新陈代谢的物质系统,不断与物质的交换与吐故纳新使生命体对新的养份的需要成为必须,所以,这会在生命体内部造成一种永恒的缺失,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匮乏(rareté)。[9]这种匮乏就是对生命的消极否定,而生命体本身的存在则 “通过积极性保留它自身,因此需要就是一种积极性”,就是肯定存在的总体化努力。所以,“需要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萨特明确否认在自然界存在辩证法,他所使用的辩证法规定均限定在历史领域。例如他不承认物质变化会构成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和肯定,因为自然物质的变化既不“摧毁”也不“构成”。[10]

  这是非常逻辑化的一种存在论发生。这里我们可以有二个重要的比较性理论参数。一是海德格尔,二是马克思。在海德格尔那里,历史中的具体个人被形而上学地虚化为此在,历史中的个人生存被逻辑地为“此在在世界之中”。他的第一个存在论环节是此在与在世界之中的在者“打交道”。海德格尔是说人与物的关系,但他没有说此在为什么要与物“打交道。[11]萨特说,个人存在是因为外在的物性匮乏,才被迫与世界“打交道”,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与积极的存在之需要。需要就是一种努力和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也说了人要生活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它一些东西”,但他认为历史的第一个环节是创造出这些东西的物质生产。[12]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是真正历史肯定(否定之否定)。海德格尔不说生产,但他挪用了生产中发生的工具“上手性”(日本的广松涉译为“用在性”)。可是,在马克思那里正肯定的物质生产却在海德格尔那里成为此在走向物化的必然结构。萨特在这一点上是赞同海德格尔的。从需要走向物,发生的是对积极的个人实践的惰性钳制。

  开始的需要是生理性的物质需要,这种对物的需要使它周围的物质获得了一种消极的统一,对生命体来说,这是一种以需要为中介的消极总体性,这就是作为惰性体的自然。萨特的一个基本逻辑尺度是以个人存在的历史构成活动为积极性原动,非历史生成的东西则为惰性体,这样一来,自然物与脱离了人的构成性行为的社会实践积淀物都是惰性体。“有着需要的人是一种有机总体,他永久不变地在外在性的环境中将需要变成他自身的工具,有机总体通过一个惰性体的中介作用于众多的惰性体,惰性体是自在的和自为的”。[13]这个中介其实就是工具,这也就形成了人的存在中所特有的目的和劳动的发生。这是海德格尔那个用具的指引和对周围世界的建构。[14]目的由需要的否定(满足)而生,劳动是实现目的达及生成性的实践,由此,形成生命有机体存在的总体化运动。在这里,劳动和实践均是由旨在满足需要为目的来发动的,它们的目标是“将物质环境扭转到真实的总体”,以恢复生命有机体的持续存在。萨特的意思是说,人的劳动作为一种原动性的实践,恰恰是通过谋划性的对象化物性工具来改变周围惰性的物质对象,可是,这一过程也同时是实践落入物性和惰性异化的开端。这一生产对象化=物性异化的理论质点不同于马克思,而同质于黑格尔、青年卢卡奇和海德格尔。应该说,萨特这里的讨论是一种十分抽象的逻辑演绎。萨特在这里很想将此写成一种历史的逻辑学之起点。在这个理论逻辑描述中,历史的发生能得以说明。我以为,萨特这里的历史发生论比起海德格尔的“上手世界”之构成说,无论如何要离现实更近一些。可是,他又离马克思过远。

  存在论的第二个环节是作为“物质性不同部分之间中介的人类关系”。这有些像马克思讨论历史发生时的第三环节,即人与人的关系,或者海德格尔在此在在世后的那个“共在”,可是似乎又更复杂一些。萨特说,如果进入真实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孤立的劳动者”。抽象的逻辑开始具体了。因为任何劳动者的存在总已处在一定的劳动方式之中了。“人仅仅在特定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才为人而存在,所以每一种人类关系都是历史的。然而历史关系就是人的关系,因为它们总是被规定为实践的直接辩证结果”。[15]这明显是马克思的观点。我发现,萨特在他的人学辩证法中,个人存在问题上他偏向海德格尔,而论及社会历史关系时则肯定马克思,可能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生成的历史的人学”逻辑。此处,萨特是要肯定人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历史产物,但是他还有一个特设说明,即人类的社会关系绝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对象,它本身也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人又在自身的活动中不断超越这些关系。“个体的实践总是同它所构成的环境不可分离,环境制约它,使它异化,它同时又是生成的理性,在被看成构成性理性的历史中运作”。[16]

  萨特说,人类关系作为一种相互性,对于每个个体存在来说,它总表现为一种先在的客观结构。人们的存在总是被一定的“集体实践”所界定,个人与个人之间会发生相互的谋划投射。“既然我的谋划的历史内容受制约于我早已处于他们中间,预先被他们认知为某一种和某一环境中的人,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早已被镌刻在物质上的含义固定了,那么,相互性总是具体的”。[17]萨特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与压迫为例。

  资本主义剥削的欺诈是以合同为基础的。虽然这种合同必然将劳动即实践转化为一种惰性商品,但是它在形式上是一种相互关系;这是两个相互认知的人在自由中相互的自由交换;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假装不注意他人被迫因受到需要的约束将自己当作一种物质客体来出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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