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8 次 更新时间:2010-04-04 18: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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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家,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不仅集中地展现了福柯本人对基督教的具体批判态度,而且也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基础。由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近三十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支重要的新型思想派别,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学术界目前研究和批判基督教的动态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某些变化。

  

  (一)福柯的基本思想以及基督教问题的提出

  

  福柯所生活的法国,是传统的天主教拉丁国家,基督教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福柯本人并非研究基督教的专家,而且,他最初的研究工作所感兴趣的,也不是基督教。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他对基督教问题开始给予注意。从那以后,福柯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西方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都同基督教教义、教会制度及其实践保持紧密的内在关系。因此,基督教问题在他的整个系谱学理论批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督教问题,在福柯的中期和后期研究活动中,成为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领域;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基督教在福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意义,就无法真正把握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

  福柯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到基督教的?他为什么要转向批判基督教?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什么地位?为了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对福柯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思路进行概括的说明。

  严格地说,福柯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方向。福柯同其它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为了同传统思想彻底决裂,不愿意使自己的任何一个理论研究,受到传统的同一性原则和其它规范的约束,因此,他一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改变自己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方法。福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自身的状况。他在理论研究中,始终都把自己的思考注意力,集中在‘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按照他的说法,他从事理论研究,只是为了关怀我们自身的现状,也就是说,只是为了彻底了解‘我们自身今天究竟是什么’(que sommes-nous aujourd’hui)?‘我们自身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Foucault, 1994: IV, 814)。

  翻开西方思想史,福柯认为,始终贯穿于其中的核心问题,无非就是‘真理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Foucault, 2001: 504)。所以,在福柯看来,‘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在‘真理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框架中被探讨。他认为,‘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题,又可以翻译成这样的问题:‘我们自身为什么现在非要成为一个主体不可’。福柯强调指出:我们自身究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主体,乃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揭示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制度的奥秘。福柯后来明确地把这个重要问题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他指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所以,福柯强调说:“我所研究的,毋宁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J’ ai cherché plut?t à produire une 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e dans notre culture)”(Foucault, 1994 : IV, 222-223)。

  福柯探索‘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五本论述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奠基性著作《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精神病的历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1961)、《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以及《论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1971)。由此可见,福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的历史过程,并揭示我们自身的主体化过程中,知识、权力和道德之间,通过复杂的三重交错关系,逐步地使我们自身一方面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权力、道德的对象和客体,使我们自身沦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宰制对象。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即从1970年至1976年为止。福柯在这一时期,把研究重点转向知识‘论述的实践’,特别是在监狱制度和‘性的论述’(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中所体现的‘强制性实践’(pratiques coersitives)。所以,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和《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u savoir, 1976)。

  第三阶段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他逝世的八十年代。福柯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性史’,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于‘自身的技术’的研究以及对生存美学的探索。所以,这一时期,福柯发表了《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 L’usage des plaisirs, 1984)及《性史第三卷:自身的关怀》(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I: Le souci de soi, 1984)。与此同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也同步地转向‘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Bio-pouvoir; Bio-Power)以及生存美学。

  总之,福柯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由考古学和系谱学所构成的‘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对于‘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 soi)的批判以及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其中,关于真理与主体性的关系,则成为贯穿上述三大部分的核心问题;而对于‘自身的技术’的批判,则是福柯的政治权力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从‘真理游戏’转向生存美学探讨的关键环节。福柯就是在第二、三阶段探讨知识论述的‘强制性实践’、‘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以及生存美学的时候,触及到基督教的‘惩罚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和‘规训的权力’(le pouvoir disciplinaire),并深入地批判了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基督教的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e mode du pouvoir pastoral)及基督教道德。

  在谈到‘自身的技术’同主体化的关系时,福柯直截了当地说:“我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对于精神病、精神治疗学、犯罪现象以及惩罚手段的研究,我试图指出:我们是通过对某些犯罪和犯精神病的其它人进行隔离的手段、而间接地建构起我们自己。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我还要研究:我们自己究竟采用哪些关于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而由我们自己直接地建构我们自身的身份?这样一种由自己建构自身身份的技术,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对于个人进行统治的政治技术;在西方,它是从古到今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技术”(Foucault, 1994: IV, 814)。由此可见,个人主体化的过程,在西方,是通过两方面进行:一方面,通过知识论述及其论述实践对整个社会的人进行‘区隔’的途径,由知识论述与权力和道德力量的交叉运作,将每个人强制性地分成‘正常’和‘异常’,迫使每个人在知识论述、权力和道德的控制下逐渐地改造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通过每个人自己对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通过一种‘自身的技术’,使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熏陶和自我约束,将自身建构成为‘主体’。对于主体化过程中的上述两方面程序,福柯又形象地称之为主体的‘向内折’和‘向外折’。在上述两方面,基督教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提供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经验’。

  福柯认为,基督教在促使西方人完成主体化的过程中,既创建和实行一种‘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a modalité pastorale du pouvoir),为知识、权力和道德三大强制性力量共同地宰制个人主体化过程,提供最有效的策略;同时,又实行一种特殊的‘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 soi; technologie de soi),推动个人在自我形塑和自我约束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内在的直接的主体化程序。

  由此可见,福柯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和探讨基督教问题;他是把基督教问题放在他对西方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的整个系谱学考察研究的脉络之中,并试图将基督教问题同西方整个知识、权力和道德的运作策略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结合起来。所以,自始至终,福柯都同西方传统研究基督教的方式和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二)对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批判

  

  如前所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为了深入揭示西方人实行主体化过的具体策略及其历史经验,福柯集中研究了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三大历史形态的‘自身的技术’,即古代希腊、基督教和近代模式。福柯认为,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成为了从古代转向近代的过渡形态,在其中,包含了‘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关注和要加以集中解构的‘真理与主体性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关键。

  基督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根据福柯的看法,它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是‘关于真理的宗教’,它非常重视真理的问题,并把真理同信仰的关系当成其教义及其信仰实践的一个关键。第二,基督教非常重视对于教徒个人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形塑和管束,并往往试图通过教徒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管束的途径、而实现教会对个人的宰制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对于教徒个人在信仰和宗教行为方面的期待,主要是通过教徒个人对于教义和教会的认识和实践,通过教徒个人在认识和实践教义的过程中对其自身的忠诚程度的认识。

  基督教的上述基本特点,使基督教所提出的‘自身的技术’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本来早就存在了一系列环绕‘关怀自身’(souci de soi)而实行的一种‘自身的文化’(la culture de soi)。在古代的自身的文化的脉络中,自身的技术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自身的技术是陶冶和培训自身,使自身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地达到审美的高度,实现从一种自由向另一种自由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是个人对于自身进行自愿的约束和自我教育,使自身实现不断地完满化。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身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它是通过无止境的审美超越而进行的自我熏陶。另一方面,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又同对于‘他人’(l’autre)的统治相关,因此,在雅典的城邦时代和古罗马时期,凡是立志从政、而积极参与权力的统治和管理事业的人,都必须在学会和实现统治他人的艺术以前,首先学会和掌握关于自身的技术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身的技术’是实现对于他人的统治艺术的前提。福柯在总结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时说:“对希腊人来说,关怀自身这个原则构成为城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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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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