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6 次 更新时间:2002-09-13 14: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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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红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本文使用这个新概念的目的在于揭示基层普遍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中央政权对基层控制力弱化的根本原因。广大农民一方面在宏观大环境方面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被人为地限制在农村这个狭小的天地之内,另一方面又在微观小环境上遭受着社会转型时期蜕变成“逐利主体”而直接盘剥农民的三级利益共同体的联合挤压。不研究三级利益共同体,就不能全面了解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县乡村三级之所以结成利益共同体,除了客观上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外,更主要的在于一系列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传统政策制度设计促使他们自然结成“利益同盟”,这些传统的政策制度,一是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既然干部的升迁决定于上级领导而与农民群众无关,干部们自然不可能真正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即使迫于上级要求做些“亲民”的事,也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上级领导而作的“表面文章”,对干部来说,绝大部分情况是下级对上级附首贴耳,对农民则颐指气使,这种对领导的卑恭和对农民的傲慢,构成了干部的“二重性”。二是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这种目标责任制通过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指标层层分解,从县分解到乡镇,乡镇分解到村,村再分解到每个农民身上,年初各级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年终进行考核,以确定“政绩”。在实际工作中,凡是与目标责任制有关的“指标”,各级领导和干部就想方设法完成,反之,则一概不管。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困惑:各级各部门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状任务,有的还荣获“双文明目标管理先进单位”的称号,可往往就是这些地方和单位,农民的意见最大,各种问题堆积如山。三是政绩至上的任务完成制。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行政的目标就完全由口头上的“为民造福”转变为实际工作中的“政绩至上主义”,而这种“政绩”,又仅仅体现在一大堆空乏的虚假的“数字指标”上,所以不妨称之为“数字型政绩至上”。在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的行政理念驱使下,各级干部为了炫耀自己“政绩”和表现自己的“才华”,就不择手段地提前和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以及自己加码的“数字任务”,其结果就是弄虚作假填报泡沫数据,四处借贷完成财税任务、任意加重农民负担、涉农恶性案件不断发生、党群干部关系恶化等。尤其令人揪心的是,在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内,为了完成“数字指标”任务,乡村干部随时闯入农民家里,不由分说牵牛、抬猪、抢粮食,动辄将农民捆绑起来毒打,这些乡村干部的作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横下一条心,剪断两条根”、“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等等,这样被乡村干部直接逼死打死农民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而县级政权为确保乡村两级完成自己下达的指标任务,也有意无意地放纵乡村干部的胡作非为,甚至调配公检法“联合作战”。受到伤害的农民连告状的门都没有,只有选择集体上访。从法学上说,任意加重农民负担、逼死打死农民,决不是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和“工作作风粗暴”的问题,而是对农民财产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的粗暴剥夺,是典型的犯法犯罪行为,是对农民人权的严重侵害。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些乡村干部和公检法人员随意毒打、关押甚至置民于死地,往往又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他们常常是在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部署下进行的,有的就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亲自带队,所以对于直接逼死打死农民的干部来说,他们是在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因而毫无“负疚感”和“罪恶感”。笔者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发现,每当中央政权三令五申要求基层干部转变作风、依法行政时,一些乡镇干部却常常抱怨中央“太软”,他们的意思指中央对农民“太软”,不实行他们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见,这些人完全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完全忘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完全不知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完全不习惯于依法行政,完全无视农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如说中央“太软”,就“软”在对这些违法犯罪干部的严厉惩处上。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体制性惯性,形成强大的排他性权力漩涡。中央政权年复一年禁止增加农民负担,他们则我行我素,中央又输入民主性质的“村民自治”,却又被他们视为“尤物”而竭力加以阻扰。一旦发生诸如涉农恶性案件、小煤窑安全等重大责任事故,县乡村三级大都是牢牢结成“攻守同盟”,相互隐瞒。总之,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央政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意愿,成为压制和束缚农民自由的一个重大的直接因素。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郑重提出决不允许存在“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摧毁三级利益共同体的强大思想武器。要解放农民,给农民自由,就必须加速摧毁三级利益共同体,实行乡镇自治,取消干部任命制,实行民主选举罢免制,取消企业化性质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树立提供公共物品的行政理念。

  

  促进每个农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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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改革与理论》2002年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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