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3 次 更新时间:2004-06-27 23: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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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可一手持盾,一手持矛,但也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只能往前走,士兵所能发挥的个性很少。马其顿的矛后端也有锋刃,防你从后边上来。整个方阵像一只刺猬。当遇到组织的不那么好的军队,也包括骑兵时,它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挤在一块的人肉机器。其实这个人肉机器也说不上什么勇敢,因为没有活动的余地,你保持自己生存最重要的方式是站直了,别趴下。里面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后来的考古证明,那时的战殁者大都不是被砍死,而是被践踏致死。也就是说,谁要想干点别的,与这台人肉机器不一致,就会被大队踩死。这就是当时的战争,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罗马是三个队列,最后一个队列还是矛,前面是投枪,但总体上差不多。

    

  这里我想再讲一下当时军队里的阶级问题。这些重装步兵的主要构成阶级的成分是什么?都是自耕农,即中产阶级。他们是军队的主体。骑兵是上层阶级,最穷的是散兵,不排队的。为什么呢,在古时候,装备都是士兵自备的,骑兵没有钱你是备不起的。最穷的那些人又备不起重装步兵的铠甲,所以重装步兵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而且这种作战方式很符合他们的性格——保守,守纪律。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民主的,这帮自耕农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一起去打仗。

    

  在过去西方的美术作品中,强调骑兵的很多,《剑桥战争史》分析了为什么。它说艺术作品往往是富人弄的,夸大了自身阶级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西方,实际上骑兵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起作用的是重装步兵,即中产阶级。这里我们应该厘清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拥有中等收入的人。中国主流认知在这里把这个概念搞错了,按他们的说法,我们这些人还没够得上中产阶级,但我们想想,在坐的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中国一个还算不错的农民的全年收入。搞清这个概念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产阶级保证了民主制的延续。

  

  自耕农兵士不依赖政府或将领提供的福利。打完仗就回家种地。罗马有一个在非洲作战的叫马库斯的将军,一边打着仗就向元老院写信,请求放假回家照顾自己的庄稼。马基亚维里就分析说他肯定不是很有钱的人,不像恺撒,能从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但后来从马略开始招收大量的贫雇农入伍,这就出问题了,他们需要依赖于贵族豪门,依赖于将领,所以成了将领手里推翻民主制的工具,这在后面还会细讲。

  

  据西方的军事史家说,公元前的中国在军事方面和西方有惊人的相似。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中国战国时期是怎样作战的。但从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的阵势,与西方是很相象的。但西方的传统贯穿下来了,而中国中断了。我想有一个原因,秦朝以后中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内战是没有了,是大一统了。而后只有游牧民族的侵略,历史环境和西方有了很大的不同。

    

  依赖技术和纪律,是西方军事传统中最重要的两点。战术、谋略西方是不重视的,如古希腊的相当于孙子的军事家色诺芬就认为,“战术仅是军队指挥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西方军事传统讲求的是实力的对撞。从整个战争史看,短期内,战术、谋略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就不行了。如汉尼拔对罗马的战争,在坎尼之战中,汉尼拔使用谋略屠戮了人数和组织都占优势的罗马军队,一个下午杀了5万罗马士兵,平均每一分钟杀100人以上。然而,在长期的战争中,汉尼拔还是被打败了,他的祖国迦太基也被灭绝。

    

  如果不想法在真正的实力上强大起来,单纯强调谋略就会变成取败之道。像我们这样,老是强调谋略是不行的。我对于田忌赛马这种故事有些看法。田忌赛马,不光说是违反了比赛规则,其实,就算允许你随意出上中下马,齐王只要随机出马,根据故事里双方马的强弱,田忌赢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多赛几场,田忌是输定了的。战争,往往就是要打许多场战役。已经开战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就是这样了,当然要强调谋略,如田忌的马已经是这样了,赢一场是一场吧。但就长期而言,则一定要使自己的马的速度真正超过齐王。我们过于强调谋略,这不是取胜的正道,正道是拼实力,实力强才能立于长胜不败之地,谋略只能取一时之巧,这一点我们应该像西方学习。

  

  西方的第三个传统可能使很多崇洋媚洋的中国文化精英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但这是西方人自己说的:讲究彻底的毁灭对方,简单说,也就是极为凶残地杀人。这也是西方军事传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剑桥战争史》为此做了关于地理条件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里面说,很多民族自然条件很好,土地很肥沃,人口不多,这些民族的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虏获人口,作者说中国也是这样的,但西方人就没这个地理条件。在印度的英国军官说,印度打七年仗也不一定死七个人,但西方不一样,它是要彻底的摧毁敌人。罗马灭亡迦太基后,不但把迦太基的城墙给夷平了,而且把迦太基的土地都洒上盐,让它永远种不上庄稼,永世不得翻身。当西方人和印地安人作战的时候,印地安人也是弄不明白,西方的军队怎么会见人就杀,印地安人以为最多打输了给你当奴隶,西方人却对他们进行了灭绝性的杀戳。

    

  似乎中国在战争中俘获人口的概念是比较强的。据说有日本人总结过,有三种帝国主义:一个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男女全杀光,自己去殖民;还有一种西班牙式的,是把男人全杀光,女人留下为妾;第三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表现的方式,让被征服的民族归化。那个日本人认为这是最人道的。但中国的这种仁义的做法没有得到好报,劣币驱逐良币了。你人道了,可你最后没强起来,人家也不承认你是优秀文化,甚至不承认你是人道、仁义,你的人道、仁义被认为是搞阴谋,最后发现你也没搞什么阴谋,那你就是愚蠢(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人和世界其他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撤军的)。最后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缺德的“吃人者”了,而杀人成性的的西方文明却被我们中国人自己认为比我们更“尊重生命”。冤哪!

    

  《剑桥战争史》讲了西方军事方面的五个传统。除了前面所讲的三个之外,还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时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以及“具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我个人认为后两个不是那么重要,故此略去不讲。今后的世界可能不会再有大的热战了,但也可能还会有,谁能说得那么准?但西方的军事传统,无论今后还有没有大的热战,都是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好好学洋。第一点就要学西方的战争传统。要学它战胜和消灭敌人的狠劲,要学它讲究技术、讲究实效,要学它依靠组织优势的力量。这些东西不光是用在战争当中的,还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如现代工业、现代科研、现代商业。

    

  二.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和第一个因素是有关系的。民主制的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军事民主制,人类社会早期的形成就是合伙打别人去,是军事民主制。

    

  顺便说一句,人类社会配偶的分配也反映了军事上的需要。人类社会配偶的分配很不同于其他的灵长类:人类社会中,虽然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配偶分配是相对平均的。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文化,也有不那么严格的,但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类社会的雌性配偶分配都要比灵长类中人科之外的动物平均得多。为什么,就是要合伙出去打架,或是打猎。由于要合伙去打架、打猎,往往要动员所有男性,如不给他分配配偶,你上的时候他就袖手旁观,这就要吃败仗了。当然,还有一个来源,是因为人类掌握了武器,使得争夺配偶的争斗特别血腥,会造成两败俱伤,这就会影响种群的繁衍。配偶的平均分配就说明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性。

    

  有一本很不错的书,《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的,从它给民主制找到的远古痕迹和来源看,很大部分都是军事民主。罗马也是很典型的。大家知道罗马的公民大会有四个,权力最大的叫森都利亚大会。森都利亚就是百人团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原来是成年男性公民的军事集会。罗马实行的民主制,就是从军事会议来的。森都利亚大会留下的军事痕迹很多,如大会由吹号召集,会址设在城外,因为罗马的习俗是城区不准召集军队,参加者排列整齐,如同军队站队一般。

    

  古希腊那时侯的军队很简单,大伙一呐喊,投票通过了就出去打。最早的民主制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我在前面说过,西方的军事传统是非常抹煞个性的,但个性、个人利益必须有地方找回来,否则哪有那么多傻子替你卖命?这找回来的地方就是民主制,就是每个参战的男性公民都有民主权利。民主制有一个很重要的效能,就是它能够把这个社区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没有民主制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据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国的早期也有军事民主制的痕迹。

    

  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罗马的强大勇武,主要是在其共和国时期,到了它的帝国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亮点,但腐败到荒谬占据了主要部分,共和国时代留下的那么强大的底子,最后也衰亡了。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疆域的扩张在共和国政府的统治时期,便已基本完成;那时主要依赖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员的积极的好胜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罗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来的罗马皇帝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

    

  有的人说罗马不是民主制,是共和制。这里我稍微做一下名词辨析。我有篇文章,叫《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就是谈的这些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反驳,说我说的斯巴达、罗马等都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其实,简单地讲,人类社会无非就三种制度:一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叫君主制,或叫专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好的就叫君主制,坏的就叫专制;再一个是一群人说了算,但这群人不是大多数人,可以叫贵族制或寡头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好的就叫贵族制,坏的叫寡头制;三是多数人说了算,就是民主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好的叫共和制,坏的叫平民制(当然,这是粗的划分,细的划分就多了)。而孟德斯鸠的分法又有所不同:它的共和制里面包括后两种,即贵族制和民主制都包括。我看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意思,他们把贵族制称为共和制,以与民主制区分,按他们的说法,斯巴达和罗马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但是,如果这样定义共和制,就很容易跟现代的说法混淆,比如现在讲的“党内民主”。这种“党内民主”按亚里士多德的分法,好的就是贵族制,坏的就是寡头制了,它就不能叫民主制了,这词就不对了。可是我们习惯了这么称呼,凡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投票选举的,不管这个投票的范围有多大,就叫民主制,要不“党内民主”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按中国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所有的非专制或君主制的制度,都叫民主制,这样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篇文章中把这种形态都叫民主制的原因,这样说起来大家容易懂。有些人跟我没完没了地纠缠谁的书念得多。其实有些东西我并没有讲错。比如说斯巴达,我说它是民主制,他们说不对,斯巴达是寡头制(这些知识分子坚持用贬义词来给斯巴达定性,我看主要是厌恶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其实亚里士多德说斯巴达是混合制,就是它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成分。斯巴达有双王,故此有君主制成分;有元老院,故此有贵族制成分;又有公民大会,故此有民主制成分。其实双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君王权力,亚里士多德也就是这么一归。真累,没办法,有些人就是要和你纠缠,你一点都不回答也不好。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选举领导人,对重大决策进行表决,这有利于凝聚一个社群,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社区凝聚不起来,就不会有强大的战争效能。有人讲民族主义是一直和专制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在法国。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法国和普鲁士作战,不是普法战争,是1792年的时候跟普鲁士的公爵布伦瑞克作战。当时法国军队被普鲁士人看成是乌合之众,而普鲁士军队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当两个军队对垒的时候,布伦瑞克以为法国人在与普鲁士人面面相对时会转身逃命,没想到在普军进攻时,法国军队发出了一声雷霆般的呐喊:祖国万岁。布伦瑞克就说这仗不能打了,调头跑了。因为他知道这么大的军队,这么多的人能团结成这个样子,是不可战胜的。我想君主制国家的军队是喊不出这样的口号的,也许他们会喊“国王万岁”,可这就差远了。当时正是民主制动员了民众的力量——法国在革命时期进行的总动员,连妇女都动员了,这在欧洲君主制国家是做不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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