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挚友、不幸英年病逝的叶长青先生！
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活动，如潮水一样骤然兴起、强盛，而又象流星一般很快衰落、消失，却没留下任何社会意义的痕迹，是文革中的一大特色。本文以一个省份里的文革群众组织的概况，及其运行轨迹，向读者展示文革历史中的某一页现在巳较鲜为人知了的画面，以使人们对文革的历史，增进力求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一、群众组织产生的背景
文革中曾产生了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仅是文革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值得书一笔的大事。尽管我们可以对文革作种种批判，但，所谓“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的确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虽然，其中，仍是不完全、仍是有局限的自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文革前，在机关单位、工厂企业或学校里，只要有几个兴趣相投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卫部门的监视，即使不被关押，也得打成反党小集团。
而在文革中，却为什么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群众组织？
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一点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央核心层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人小组，扫清了外围。
不过，这时毛泽东仍是希望利用现存的组织系统，来开展文革。
为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
工作队主持运动，当地党委靠边站，亦符合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开始时是欣然同意。
然而，工作队却依旧依靠党组织，仍然是按传统方法，矛头向下，把斗争的矛盾对准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如北京的作家老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师大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
因此，从1966年5月开始，在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所谓“黑七类”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这次运动，他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工作队起了破坏作用，指示要“统统驱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由群众驱赶和批斗工作队的风潮。
对于驱逐工作队的风潮，刘少奇、邓小平有些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同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好、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以能全面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华，牛宛平、张承志等一些中学生，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无疑，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他们的举动，也确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
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1966年8月1日亲笔写信，表示对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予以支持。随后，8月10日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
得知成立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刘、邓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马上也让他们的子女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组织，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但是，这些半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其斗争矛头却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整肃的对象即“党内走资派”，而是执行了继续“矛头向下”的作法，大肆围攻、打击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来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员。
毛泽东似乎察觉他支持自由结社、排开党委的策略，再次被“变味”，他便突然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各地各单位党委有意见的少数派群众（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而正是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群众与普通干部，对这种阴暗面比较了解、比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这一支持造反派的主张，导致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很快就打乱了刘少奇、邓小平原来的领导文革运动的部署。
为了将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在文革造反运动初期，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中学大学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串联。随后，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北航红旗）”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派出小分队开赴全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成立联络站，发动并参入当地的造反运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建立。
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毛泽东对允许“结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实际还是规定有一些范围的。除了政治上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与林彪等极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这些明示的规定外，同时，也绝不允许建立产生全国性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组织），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许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与存在。所以，当1966年底，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等时，中央便立马于1967年初专此事下文，宣布取缔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国性建制的群众组织。
文革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实际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间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止。自那以后，造反派虽然还以联合统一了的“红代会”（红卫兵）、“工代会”（工人组织）、“农代会”（农民组织）活动过一些时期，但，整体上巳基本没有自由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了。
二、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之概况
文革的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
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也就是以其省会长沙市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什么“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XX兵团”，反正是没有谁来核查他们，谁愿意“竖杆子”立山头，你只管竖只管立就是，绝不会有谁来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团”。
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
这些群众组织，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
文革中的“保守派”，在开始时，是被造反派们称之为“保皇派”。因为，最初《人民日报》上曾有权威文章，将拥护党内走资派的人冠之以“资产阶级保皇派”予以批判。不过，《人民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保皇派”并不是指群众组织，而是指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意指他们是在保刘少奇。
自1966年11月左右起，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崛起后，这顶“保皇派”的帽子，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委及各单位党委的那些群众组织头上。最初，这些被斥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头头与成员，对甩过来的这顶帽子不仅不反感，相反还曾扬扬自得地说：“老子就是保皇派！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
但是，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各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大道与小道消息，都在指责“保皇派”是错误后，才没有人公开自称是“保皇派”了，而都换成了造反的旗号。不过，两派群众组织虽都变成造反旗号（弄得后来的人，根本无法从组织名称上分辨其性质，分不清谁是造党委的反的组织，谁又是保党委的组织了），但在当地，谁“造”谁“保”，不仅两派双方都自明，就是中间逍遥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保皇派”的名称在群众组织中大约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将思想上一时跟不上形势、因而有些保守的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了。
这样，造反派便将对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改称为“保守派”。
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保皇派”的帽子，便换成了“保守派”，并贯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争之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年8月产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月时间。之所以称之为“第一轮”的保守派，是因为，这保守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直至四人帮垮台、造反派们覆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其组织势力强大，开始时人数达十多万人，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小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保”为荣。
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与“红色怒火”。
1、“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它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学生为主）。
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
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月28日也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
现在很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椐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
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各学校叫“军分部”，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导致“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的因素有三：
（1）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发展得很快，在人数与气势上，逐渐压倒了保守派。
1966年12月29日至31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实力大搏斗，因为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结果，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而逃出收场。故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2）1967年元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此文一出，彻底埋葬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组织，使其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从此，没有人再敢打“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号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马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
面对在实力与舆论上都巳完全处败局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只好全部停止活动。
李正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
对于“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四个多月，便完结了的现实，李正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可他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正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李正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校总指挥部的两位负责人刘爱华、唐德元，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20多年后，她（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湖南省的某厅级领导干部，当年领导大学红卫兵的才干，又获得了新的施展机会。
2、“八·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
——于1966年11月14日成立，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巳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张本科、省市委负责人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则直接负责“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曾一度成为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
但后因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担心出现第二武装，即下文命令这类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一律解散。加之，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很强，又针锋相对建立了同样是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与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
3、“红色怒火”
它于1966年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象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其组织负责人曾有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和“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但，它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仅仅几百人而巳。它的所谓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红卫兵总部等，基本属于只有虚张声势意义的几块空头招牌。
“红色怒火”组织在长沙的第一轮保守组织中，还根本没有一点名声。它的鹊起，是在长沙市的第二轮派性大战中，才一跃而上的。因为，第二轮派战中，武斗巳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铁杆死对头。
虽然，后因文革中枪杀了人，其主要负责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数年，并于1979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但，巳是文革后的大治之年之际，居然在长沙市中心广场与市公安局大院内，其成员却能够自发为曾有根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一连数日，全市很多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都纷纷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而对这一切，当局也居然没有人来阻止与处罚。
可见，它这个准暴力保守组织，的确是能得到省委和省军区的同情与支持。
（二）“新保守派”
所谓“新保守派”，这只是造反派方面的定义说法，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组织，自己是绝不认这个帐的。他们称自己是“老造反派”。
的确，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确有相当多的组织与成员，是第一轮派战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这些组织在第二轮派战中，第一，大都得到出来支左的地方军区的支持；第二，原来的旧保守派成员，在改头换面重建组织而出山后，都对“新保守派”组织表示了支持。因而，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记。
在文革的派性大战中，造反派与“新保守派”的斗争之激烈之长久，远远超过原来与第一轮旧保守派的较量。这个特点，不仅是湖南如此，在全国各地，亦大多如此。
湖南长沙的“新保守派”力量，便是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
4、“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
“高司”是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成立二个月后，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的。
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被聘为“高司”顾问，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开除。
成立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
“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整个“高司”组织，都是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其中包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属下组织。
“高司”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是他们在1966年的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八·一九”事件中，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把；《人民日报》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而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又是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大学生组织起来，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也是他们积极帮助湖南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同样，也还是他们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是，不幸或有幸，自进入大夺权的1967年后，“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问题的实质是：究竟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湖南省夺权后的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
矛盾终于导致了分道扬镳的大分裂大内讧。
以赞同或反对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夺权的“1·15大会”（即元月十五日大会）为分水岭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轮派性大战。
在新一轮派战中，有些“高司”成员从中退了出来，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后来与它对立的“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员中杀出来的学生所组成。但，自始至终，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却始终是多数派，即便后来被打败了，他们的势力却仍能对各高校发挥影响。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有关，但其以詹先礼为首的负责人的领导才能，确也有着重要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首都红卫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重庆“八·一五”、成都的“红成”、浙江的“红暴”、哈军工红造团、西安交大“文革筹”等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与“高司”有着联系。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驻长沙联络站，是反对“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属有些组织，却公开支持了“高司”。
毕竟，“高司”是一个老造反派组织，所以，后来支持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也显得很复杂曲折，并非象第一轮派战中那样，“造反”与“保守”，阵线分明。
在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下达后，本巳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与“湘江风雷”等造反派强大势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气势更是再上了一层楼。同时，“新保守派”阵营则顷刻瓦解。
拥有二万多名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巳属孤掌难呜，在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
在这轮派战中，“高司”其实本还有过能保不败的机会。当时，新崛起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联”造反派头头，还是认为“高司”与“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属性质不同的组织，也认“高司”是老造反派。因而，曾向“高司”方面传话联络，抛来橄榄枝，要求“高司”放弃对“湘江风雷”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的攻击，而一道携手，再创联合，共同夺权。
但是，可能是大学生因年轻而特有的傲气，只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够全面审视问题权衡利弊，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加之，又得到省军区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绝了“工联”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从而，使“工联”只好成为它那“你死我活”的强硬对手。
是不是学生就具定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治领导人呢？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了，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别人打倒。”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的学校。
显然，学生或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度”的准确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年学潮中也是如此。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至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
詹先礼，虽然作为湖南高校老资格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高司”的主要领导，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先礼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先礼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能说会道的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已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辨子”。这也是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一种奇特现象。
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先礼及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后尘，被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的舞台。
詹先礼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先礼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新保守派”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很不错，造反派垮台了，他应能出头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先礼当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能弄个省革委常委当当的时侯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概，詹先礼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保”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保”还是有区别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先礼与“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已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已组织，詹先礼与“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先礼与“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毕竟，詹先礼与“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而不是保守派的代表。
后来，詹先礼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厅级老总，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其中，也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5、“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
1967年2月8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主要成员有：
“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这些组织除“高司”和“钢长造”、“公捡法”以外，均人数很少，影响很小，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些组织如“毛主席的真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则均系原“长保军”下级组织的变种。“省红联”的任务就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
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7人；
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
工人代表为：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3人；
农民代表为：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3人；
红卫兵学生代表：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3人；
另还有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表等5人。
但是，省军区指导支持下的“省红联”，却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组织、特别是各大工厂的造反派集团的一致反对，经过大半年的特别是1967年6、、8、三个月殊死的斗争，终于在同年7月27日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后，“省红联”被迫解散。
不过，在“新保守派”的“省红联”阵营中，除了有“高司”这样一个的的确确的老造反派组织外，之中，也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员：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革造联）。
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不到50公里。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第一轮派战中，由大学生红卫兵们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
湘潭“革造联”的主要负责人叫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然而，在文革初的1966牛9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
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10月下达的紧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轮与第二轮的派战中，都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的“省红联”一个支柱。
所以，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区分，确是件很复杂的事，之中，不仅不能只按其所宣扬的表面口号来识别，而且也不能不按其在不同运动阶段的作为来划分认知。
（三）“湘派”
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有二个集团代表。
前期是以“湘江风雷”集团为主，后期则是以“工联”集团为主。
以后“湘江风雷”与“工联”之所以又成了派别的简称，是因为在第三轮派战中，“湘江风雷”与“工联”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被称为“湘派”与“工派”，虽然，他们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组织。
6、“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雷”是1966年10月14日，由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人发起，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于北京成立。
其领导成员为：
政治部主任叶卫东，（团员、教师）
组织部长李敬林，（党员、原航运政治指导员）
宣传部长李仲昆，（干部）
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党员、工人）
后勤部长赵南西，（工人）
办公室主任柳梅青，（党员、工人）
接待室主任黄长春（团员、工人）等。
时年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师与能言善辩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首脑。
该组织建制为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
“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如叶卫东、罗新发（省航运局副局长）、李铁凡、李敬林、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都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的“9·24”抓右派动员报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或“现行反革命”。
“湘江风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该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竟达百万之众，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
“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广东的“旗派”、重庆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联筹”、广西的“四·二二”等造反组织，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是该组织初期的指挥和参谋，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飚（郭翠琴）还参加了“湘江风雷”。
1966年10月“湘江风雷”成立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曾被聘为该组织的顾问。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该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当时，是原保守派人员带路，省军区战士则荷枪实弹动手抓捕。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巳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临时拘留所。
后来，到1967年5月30日，其总部正式恢复，其组织也公开活动。中央撤消“二·四”批示后，8月4日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再后，其组织左翼，组成“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加入激进的“省无联”，致总部负责人中的张家政、李仲昆、陈本望等，再次被抓，并被判刑。
“湘江风雷”组织的活动，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其于1966年10月在京成立起，至1967年2月4日夜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时止，约三个半月。
在这期间，该组织人数发展极快，竟达到百万之多；其影响，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都要与“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商谈处理全省运动的事。
第二阶段，则是自1967年8月10日，中央发文为“湘江风雷”组织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后。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止。
在这期间，“湘江风雷”内部分裂成为两派：以总部主要负责人叶卫东为首的主流稳健派，站到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方；而以总部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的少数激进派，则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到反对革筹小组的“省无联”一方。
结果，后来，叶卫东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张家政则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抓捕、并判刑20年。
在“湘江风雷”问题上，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军区的一份报告，发出过一个批示（因是在1967年2月4日下达的，故被称为“二·四批示”）。在这个批示中，中央文革命令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从而，引发了省军区竟能在文革运动当中，大规模地镇压抓捕造反群众组织成员的事件。
当时的中央文革，为何竟然下令镇压自己天天在喊着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为何下达这样一个显然与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战略相违的“二·四批示”？对此，不仅当时的造反派们深感迷惑，就是在今天，也还难使人明白。只是，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文件中，批示过的一段话里，责备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似乎是批评中央文革没有对事情调查清楚，就胡乱行事的意思。
“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谨慎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党总支与工作组，将他打成为一个什么“右派”，他本来是可以做好一个教师的。文革造反的风浪，将他推到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高位，结果，虽然使他进入了湖南省的历史，但他本人却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人帮”垮台后，他第二度入狱，并被判刑。刑满后，有关部门则仍使他继续了一段教书生涯，使他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
7、“井冈山红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预备党员、一中学生，时年19岁）、谢东子（12中学生）。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莶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
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反正，1966年的8月，谢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若冰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薰淘。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湖南省便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中学生的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若冰，更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67年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20岁的谢若冰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若冰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年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若冰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若冰，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47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一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
1970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1976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
现在，作为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虽然，谢若冰此时她在IT业的名声，远不如她当年做红卫兵司令时响亮，但她却绝对是活得很有质量，且有滋有味。
8、“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准暴力的组织。只是，它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并且在发生两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巳颇有势力，人员远比“红色怒火”多。
“青年近卫军”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后不再出山。中、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便改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其总部其他负责人为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工和中学生。
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中，该组织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大部份成员，都身着只没有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
“海司令”在文革中的湖南与长沙，也是一个赫赫大名的人物。“青年近卫军”的名声，也是在他领导时，才大了起来的。
谭海清（海司令）是一个建筑工人，时年24岁，为人豪爽，文革前在单位时，还当过“先进生产者”。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享有盛名，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居然打电话给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谭海清，乘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
1967年9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三天就会倒台。”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湖南“省无联”时，那位说话历来随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领导人说活时，插进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本来，这个组织的名称，确是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英雄团体“青年近卫军”而搬来的，但，这只是一种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与“苏联修正主义”是无关的。可是，江青的话语中，却明显地是厌恶任何来自苏联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还是恶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青年造反组织。
1968年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
当时，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之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该组织却只有其中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做一名委员。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还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关押10年，却又只能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这也算是有关文革中的怪事一件）。
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各路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所以最终，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1997年去世。
9、“孙大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它是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于1967年2月14日成立，即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的第10天。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其组织不大，但它成立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镇反”的阴风惨惨中诞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
邹定国是一个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水电勘察队员，后来，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当然，四人帮垮台后，他没能逃脱被撤职清查整肃的厄运。
10、“长沙工人”——“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长沙工人”于1967年4月1日成立。它由区属工交系统的“红岩”兵团、二轻系统的“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的“红总站”、外贸系统的“革联”及“狂飚”战团等造反派小组织联合组成。其主要负责人：周喜庆（铁路工人、党员）、李建军（工人、党员）、张楚梗（工人）、吴超人（工人）、范令龙（工人）、熊长庚（工人）、杨炳文（教师）。
后张楚梗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做过省革筹小组的成员、省革委委员。
该组织属于“湘派”的正统派，实力不大，因为，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后来不是属于“湘江风雷”，就是投奔“工联”等组织了。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湘江风雷”被镇压期间，敢于出头与新旧保守派组织作斗争，并敢于抵制省军区的压力，因而，虽然组织不大，但前期影响却有过一段很风光的时侯。所以，后来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也都留有他们几个席位。
（四）“工派”
所谓“工派”，即“工联派”。
前面巳说明，“工联”是湖南文革运动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组织。由于，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又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便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
“工派”阵营的核心，就是“工联”。
11、“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工联”的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是吸取了前段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湘江风雷”，容易遭致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的情况，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形式。
而这种组织方式的改进，以后却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便明显偏重于重视“工联”。在中央的“八·十”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是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
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
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
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
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
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工联”总部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各大厂矿的主要头头都是“工联总部”的常委或委员。
在1967年夏季的“全面内战”中，“工联”还组建了一个专业武装团体——“工联直属兵团”，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中共党员）为该“兵团”政委，团长则由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朱香桂担任。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从1967年长沙汽车电器厂“5·9”夺权开始，“工联”各下属组织便曾一度掌握着本单位的权力，直到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联”是文革中带有一定正统观念的造反派组织，它组织严密、内部单纯、注意斗争策略、紧跟中央部署，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后来其主要头头几乎都进入了省市及本单位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在省革筹小组成立后，长沙“工联”发起，联合省内各地区“工联”组织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又组建了“省工联”。不过，因为，随着局势的稳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区的群众组织一律撤消，其成员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故，“省工联”成立不久，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代替原工会、而成立的“省工代会”机构了。
“工联”一号头头胡勇，时年31岁，复员军人，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后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是中共“九大”代表与“十大”代表。
胡勇是一个因文革而必然会进入历史的人物。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因毛泽东听说胡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约40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胡勇于五十年代在部队当兵时，是在时驻海南的47军属下某师。文革派性武斗高潮中，解放军第47军奉命进湘支左，而47军军部首长们经常要与其打交道的，正是巳为湖南第一大工人造反组织主要头头的胡勇。某天，47军副军长请胡勇，去给他们47军下属团级以上干部做路线斗争教育的报告。胡勇在会场上，便遇到了他当年在47军当兵时的连首长营首长与团首长们，当年的小兵现在竟然给自己过去首长上课，而且被他们尊称为“地方首长”，这倒也是文革给胡勇带来的一段开心巧遇。
凭胡勇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经历，他自然会进入湖南的史志。但让他能进入中国历史画页的契机，则是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关系。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1967年6月21日的乘飞机进京。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与华国锋谈了话，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第二天他又陪送华国锋登机赴京。
胡勇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底，由省革筹小组中的47军两位副军级领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巳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
1969年4月，中共党的“九大”召开。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巳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侯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但是，“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巳内定为中央委员，便说了一段话：“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
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
对此，与会的“九大”代表、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当时即奉命给胡勇做工作，宽其心，以消除胡的不快与失落感。
由此，“工联”的第二号头头、文革前巳是中共党员的唐忠富，便有幸被换了上来，代替胡勇而连续做了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被拘押清查，并被判刑。出狱后，巳过55岁的他，曾也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也经商办过公司，小有收获后，便收山安度其晚年。
“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比胡勇大两岁，原是国营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便巳是中共党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唐忠富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尚居胡勇之下。
但“九大”中，他被当选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共“十大”中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所以，后来，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义上的第一号头头。
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审，并被判刑。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因身体不好，于1997年病故。
12、“市农联”——“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于1967年5月26日成立，其负责人为刘友贵（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员）、甘德桂（市郊综合农场社员）、周福贵（长沙县坪塘人民公社社员），它是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影响不大，但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农民代表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领导机构。
13、“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专院校”是人们对这个组织的、令外人会莫名其妙的简称。它于1967年6月25日成立，其负责人为朱顺祥，一个湖南大学的大学生。在湖南各大学出现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司”之际，独立不羁的朱顺祥就创立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它的成员还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击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方面与“高司”的斗争时，其阵营中，尚没有正统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朱司令便率领他的小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此，朱顺祥后来进入了权力很大的“省革筹小组”，后又担任省革委委员。
总体上讲，该组织能量不大，影响亦很小。
14、“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它于1966年8月29日成立，系长沙最早的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由胡宜民、陈振国、张春利、范钧兰、陈国斌（均为市十二中学生）等5人为领导核心。
1966年8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长沙市委大门墙上，贴出了震动全市的“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即反对“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运动初期，因“血统论”的影响，“造反有理军”尚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参加。
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造反有理军”开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对“湘江风雷”的。但不久，内部发生分裂，1967年4月28日，胡宜民带领大部分成员出走，另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为正统的“工联”派。
胡宜民后来也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
而少部分支持“高司”的“造反有理军”成员，便在其组织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即“钢长沙造反有理军”（简称“钢长造”），表示做钢杆“高司”派。自然，“钢长造”后来随着“高司”的垮台，也烟消云散了。
（五）“极左派”或激进派
湖南文革中被称为“极左派”的组织，其实，其“极左”，并非后来人们对“极左”性质定义的概念。这些“极左派”组织是属于当时造反派队伍之左翼，有一种“不停止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之激进味。因而，现在也许应该视其为“激进派”，还确切些。
湖南的极左派或激进派的活动，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实并不大，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
因为，当极左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大肆鼓吹他们的新“不断革命”论之际，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巳倾向思治，颇有些厌倦动乱了。而在现实中，自省革筹小组这一权力机构建立，各群众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巳从社会性形态，先后转变为回归本单位本系统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这四大新的半官方组织了。因此，极左派们的主张，不能得到大多数的造反派成员的认可与支持。
更重要的是，由于极左派们的鼓吹的观点，不仅与中央对文革运动步骤的部署相违，而且，他们不少激进的社会革命观点，更被中央视为异端邪说。同时，也不为当时大多数造反派们接受。
所以，以“省无联”为组织实践的极左派，正式独立活动的时间仅三个月左右。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省无联”就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随后，湖南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均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领导的稳键造反派们，予以摧垮了。
可以说，这段时期极左派们活动，留给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召开的那些大大小小而零乱自由、并大多只有慷慨言论却再无实际行动的会议，也不是他们的各种攻击省革筹小组与稳健造反派们的大字报与标语，而是他们之中，有些大、中学生写下了若干不全是派别政治、而确有着一定社会思考意义的大字报文章。例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等。
自然，这些在文革中，就憧憬“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社会制度的年轻学生们，为他们的这些思想与言论，不久即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最终被以10年、15年等长长的刑期，陪伴了他们的青春。
15、“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它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于1967年10月7日（“公告”成立日期是10月11日）成立。该组织成员，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当时也确被人们称之为“极左派”。早在8月至9月，“湘派”中许多组织及“极左派”组织，就签署了对时局看法的“8·30声明”和“9·30声明”。不久“湘派”中的稳健派分离出去，后来，就以上述组织，联合组成“省无联”。
但是，所谓“省无联”，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仅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或年轻学生们发表激进观点的一个讲坛，而并非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纪律与行动号令的机构，它的成员人数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为政。从组织实力上讲，它是远远不能与“工联”相比的。
1968年1月24日后，“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16、“湖南红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
于1966年12月6日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其发起人为贺孟宣、陈忠华、聂其权、彭文彬、黄厚泉、杨福臣、彭寿南。它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针锋相对，也是以原军人为主体，组织纯洁、成员素质高、造反精神强。它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看好，曾一度成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1967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来了个批示，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1967年7月以后，通过“变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复员转业军人的社会人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后期负责人为毕健，他因加入了“省无联”，在1969年即被判刑10年。
17、“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
于1967年3月19日在长沙文华剧院成立，其负责人为黄杏英（女、市一中学生、党员）、汤建平（市三中学生）、刘建成（市八中学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学生）等。
长沙市各中学、中专、技校均有它的二级组织机构：市一中钢“三·一九”（包括“夺军权”、“齐卫东”、“新共工”、“小老虎”等战斗队）兵团、市二中“旭日东升”兵团、市三中“农奴戟”、市四中“红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五·一六”兵团、市八中“横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冈山”、市十中“战犹酣”、市十一中“风雷师”、湘江中学“井冈山人”等组织。
“红中会”为长沙市中学生的红卫兵激进派，当时，他们与全国的红卫兵激进派组织，有着一些的联系。文革中著名的激进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即出自于“红中会”下属的“市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红卫兵杨曦光之手（杨现名杨小凯，定居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
18、“东方红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东方红总部”是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并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它于1966年9月7日就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又召开了规模达数万人的公开成立大会。
主要负责人：刘定安（曲艺演员，时年19岁）、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正明（工人）。
“东方红总部”虽系长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造反初期，组织也曾极其庞大，高峰期，它也发展达百万之众，几乎长沙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下属组织。但是，年轻的刘定安等人，显然缺乏组织经验与领导才能，自“湘江风雷”被镇压后，该组织便随同垮下来，其成员逐步转入其他造反组织。到它作为“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时，“东方红总部”巳仅只剩下极少数区街工厂的下属组织了。
19、“高校风雷”——“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于1967年4月上旬成立。主要负责人为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刘荣华（中南矿冶学院学生）、金胜利（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红斗（湖南医学院学生）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为“湘江风雷”翻案为已任，故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很大也很嘉。其成员思想激进，主张推翻特权阶层、改革社会，并试图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理论根据。后成为“省无联”的发起组织与思想库，因而，最终遭到中央文革与康生、江青的镇压。
（六）“炮打三红派”，或“湘瓷派”
所谓“炮打三红”，这顶政治帽子完全是属于“莫须有”的产物。
因为，在文革高潮之际，有什么人能有胆子、或会愚蠢到去公开反对“三红”（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而湖南的“炮打三红”罪名，却竟是由某些造反派组织，以推行所谓反“三右一风”（即“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与为‘二月逆流’的翻案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一轮派战，结果，反而演变为遭致此惩罚的。
从实质上讲，这新一轮的派战，是湖南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因对他们在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中，被分配到的权力职位太少太低而不满，由此发动的。
发动方以反“三右一风”为旗帜，应对方则以“炮打三红”的政治炸弹甩了过来。最终，由于应对方（以原“工联”大部分组织为主）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盾牌，再加上人心巳普遍厌乱的形势，所以，只经过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的较量，最终，以发动方一派的失败告终。
在这轮新派战中，虽然，发动方也有很多原“工联”组织的工人集团（湖南建湘瓷厂、省新华印刷厂、原市总工会机关等），但，其意识中心与核心组织，却是原省委、市委机关的主流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
这些发动者，当时又被称为“湘瓷”派，那是因为湖南建湘瓷厂的“工联”组织负责人刘炎生（该厂中层干部、中共党员、劳动模范），是这个新集团的主要的工人阶级领导人。
之所以后来，却被称之为“炮打三红派”，那则是获胜的一方给其定的政治罪名。
20、“永向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省委“永向东”于1967年4月25日成立，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
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
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后台与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也如法炮制“永向东”组织，各县区机关也照此葫芦画瓢，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
它上下保持联系，成为一个系统，故被其反对者称为“永向东政府”。省、市、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其实际掌握着政权的各部门机关，因而有着很大的实权。终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介入地方的军方和工人造反派闹翻。
最终，在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后，1968年7月底，“永向东”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
以上20个组织，是湖南长沙文革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群众组织。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较著名的组织，在此亦列举出来，因篇幅有限，恕不细介绍：
“湘派”红铁军负责人：付辰才。
“工派”邵阳工联负责人：胡求生
“工派”湘潭红造联负责人：沈桂华、金世钧。
“湘派”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郑开诚。
“无联派”株洲湘江风雷负责人：张传信。
“无联派”邵阳无联负责人：梁固中、陈果亿。
三、各派群众组织的历史命运
湖南长沙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体经过了四轮回合；
1、第一轮回合：“高司”、“湘江风雷”——“红色政权保卫军”
（1966年10月——1967年1月）
1966年8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的公布，少数学生、教师及较敏感的青年工人，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此次运动不是1957年的“反右”，而是矛头对准在朝的当权派。
但是，1966年8月19日，发生了中共长沙市委调动工人镇压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的事件，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九·二四”报告，均指出：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一时间全省范围内，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有的被关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围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如省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了批评市委领导人的《奔命记》一文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的邓守宇，分别于9月27日和26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的头头的叶卫东、罗新华、李敬林，“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联”的兰云飞等，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而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运动初期遭到地方党委政治迫害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发动了要平反、要人权、要销毁黑材料、废除政治歧视为中心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而历次运动走红以及这次抓“右派、黑鬼”的骨干，在省市委领导的授意下，首先成立了文革中的组织，以阻挡这些“右派”、“黑鬼”平反、翻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司”、“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便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八一兵团”、“赤卫队”保守派组织等，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斗争。
正当两派组织势均力敌、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了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指出“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走资派的御用组织”。6天之后的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又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从此，湖南的第一批保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以失败告终而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头头和成员，虽然基本上未受到任何政治惩处，但该组织分化、瓦解后，却没有能像湖北武汉的“职工联合会”，与广西的“盾牌兵”、“无联”那样，成建制的发生演变。前者演变成了著名的“百万雄师”，继续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对立；后者则组成了“联指”，始终压制了“四·二二”造反派。
湖南群众组织之间的混战，第一轮回合，是以保守派组织的失败而告终的。
2、第二轮回合：“工联”“湘江风雷”——“高司”
（1967年1月——1967年9月）
在要平反、争人权、销毁、封存“黑材料”，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斗争中，以“高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湘江风雷”为首的工人市民造反派，在对待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书记的看法上，在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员平反的方法上，在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上，和以谁为核心的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分歧。1967年初的“望江楼协议”（“高司”单独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订的有关全省文革运动的协议）一事，和要不要召开的“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则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高司”人数，相对“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造反派组织，虽然不算多，但它是高等院校的多数派，组织严密，具有很强凝聚力。大学生思想总体单纯，有文化、有能力，其头头又都是家庭出身很好的活动分子，因此，“高司”组织的能量非常大。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抓右派的“九·二四”报告后，“高司”总部即按照中共的传统方法，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宣传队，不辞劳苦分赴各地、市、各大厂矿，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大量的调查报告、整理出了大批材料。这些报告、材料，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告了“九·二四”抓右派报告所产生的恶果，控诉了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了反。
但是，当时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司”负责人，却从此以救世主自居，轻视其它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造反组织及其作用。而“湘江风雷”号称百万之众，其头头则自认为是湖南造反派的当然代表。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击败保守派组织后，终于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内讧。
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宣判了“湘江风雷”的死刑。使“湘江风雷”和武汉的“钢工总”、河南的“二·七公社”一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几乎全部被抓，据统计，这次二月镇压被抓的造反派群众人数，全省有数万。
这第二轮派战的前期回合，是“高司”胜利了。
它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这次，与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在各地市，各大厂矿，他们却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风雷”的保守派。
在曙光电子管厂，他们支持保守的“工总”，伤害了造反的“联总”（多数派）；在汽车电器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多数派）；在长沙机床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怒火铁骑”，而排斥造反的工人“3·31造反团”；在红旗内燃机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无联”，打击“红总”（多数派）等。而在长沙纺织厂、省航运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制药厂等单位，原本就是“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的天下，他们却为了反“湘江风雷”，而不惜去支持他们也曾反对过的保守派。
在肃所谓“湘江风雷”流毒的过程中，又伤害、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这样“高司”就失去了长沙大部分造反的工人、市民的支持，丧失了控制运动的主动权，而成为了“新保守派”。
特别是以十多万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的“工联”造反组织，及能量极大的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团”，与敢闯敢冲的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红中会”等组织的出现，使造反派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长沙市强大的工人造反派势力，后来，甚至迫使中央文革都不得不承认，它下达的“二·四批示”，是其“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取一面之辞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1967年7月27日，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湘江风雷”，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同年的“八·十决定”，则宣告了“高司”与“工联”和“湘江风雷”两大派，长达9个月派性斗争的结束。
这第二轮派战的结局，是“高司”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
3、第三轮回合：“工派”——“省无联”
（1967年10月——1968年2月）
早在反击“二月镇压”中，“工联”与“湘江风雷”两派之间，就逐渐地产生了斗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后来“省无联”得以产生的政治与组织基础。
“工联”、“省委永向东”、“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立后，因为其组织严密，经验丰富，人员构成有工人、干部与红卫兵。他们对于紧跟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这一点，做到非常好。虽说是造反派，但自从中央表态支持他们后，他们便基本不再越出中央规定的造反活动范围。并按中央要求，撤消组织山头，按行业、系统、单位实现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委会，等等。
而“高校风雷”、“红中会”、“红旗军”与“湘江风雷（左翼）接管委员会”等组织的头头，思想激进，特别是其左翼认为：第一次“文革”任务远未完成，目前走向安定的形势，是出现了“十月逆流”，是“二月逆流”的继续。还认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培养一批新官僚，等等。这些极左派便一连发表了“8·30、9·30、10·30”三个关于对时局看法的声明，将巳获胜利的造反派们的内部矛盾，予以公开化和白热化。
“极左派”知识分子（“高校风雷”、“红中会”、“矿冶井冈山公社”等），还公开宣传着一种“新思潮”，这股“新思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解放17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
确实，重立造反山头的“省无联”组织，虽有些令中央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筹小组不快，但却还没有到令他们不能容忍的程度，毕竟，当时还是“造反有理”时期。
但是，年轻的极左派们的这些“新思潮”言论与宣传，则极大地惹恼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几乎全部出面，一致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陈伯达、康生这两个“党内理论权威”，甚至在会上搬来马列著作文章，逐条逐条地针对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极左派学生的文章，进行指斥咒骂。
最后，在湖南文革史上的两派斗争中，得势的一方，再次动用了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头目与极左派学生、以及所谓“黑手”（主要是有支持“省无联”倾向的老干部，与原来有较高身份的“右派分子”），并施之以刑罚。
“省无联”方面的“湘江风雷金猴战团”负责人陈本望，在此轮派战中，成了失败者，加之他家庭出身又是“黑七类”，便以其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件糊涂人命案有责任为由，将他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1957年著名的《湖南日报》“右派”案成员的刘凤祥，此次也作为“省无联”的“黑手”的被判刑15年，后于1970年被枪毙：“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张家政，被判刑20年；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中学生杨曦光（时年19岁）被判刑10年：“红旗军”司令毕健被判刑10年：“高校风雷”的头头、湖南大学学生周国辉被判刑7年：“矿冶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中南矿冶学院大学生张玉纲，被判刑3年。
这一轮派战的特点有二点：
（1）两派之间除了一些大字报、标语的舆论战外，互相的有组织性冲突不多，规模也很小。
（2）“省无联”被摧垮，完全是当时中央的指示，而主要并非对立的“工联”等组织的进攻压力。所以，后来中央领导人康生等，还批评“工联”方面对“省无联”的活动，是“熟视无睹的右倾”，是“缺乏无产阶级义愤”。
4、第四轮回合：“（工联）汽电派”——“（工联）湘瓷派”
（1968年5月——1968年8月）
在摧毁“省无联”的斗争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各群众组织取消山头，实行大联合，分别加入四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红代会）。长沙市工代会于68年元月17日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市革委会和省革委会则于2月28日和4月8日先后成立，形成了军队负责人（47军、省军区）、领导干部代表（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和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工联”与“湘江风雷”稳健派领导人）联合掌权局面。
但是在权力的分配上，省委机关“永向东”，与军队和工人方面发生矛盾。前者借助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联合“工联”内部的“湘瓷派”，拉拢原“湘江风雷”组织中的稳健派，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
由于“工联”主要头头胡勇，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因此，当时便对这部分被攻击的“工联”势力，称之为“汽电派”。
但是，军方、省、市革委会与“汽电派”工人，则利用“7·3布告”和毛泽东的“7·18批示”、“7·19通知”及“7·24布告”等一系列为消除动乱、实现稳定局面的中央文件精神，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梁春阳、尚春仁控制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随即，梁、尚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至此，到1968年9月左右，湖南省除统一并按系统性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机关干部性质的统一组织）外，基本上不再有其他社会型的群众造反组织了。
这第四轮派战的活动，除了有一些大字报、标语交锋外，重要的派战战场，则主要是各种会议。“湘瓷派”的确就是被一系列会议打败了。因为，“湘瓷派”与“永向东”当时都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成有形山头，而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职代会”中搞“议会斗争”。因此，当省革委会与军方决定对其反击时，真的只开几个会（包括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湘瓷派”与“永向东”便被会议的大多数给否定了，并给其定了罪。
实际上，经过近二年的激烈派战动乱，湖南全省各级革委会又都巳建立，整体上人心都巳不想再乱而想安静，能控制局面的原“工联”、后为“工代会”的各级头目，也因都成为了“掌权者”，更不想再出新变故。因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所有说法，都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还招致反感。由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确有其逆形势而动的注定原因。
“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也标志着湖南文革中有“自发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活动，从此以告结束。此后数年中，虽然造反派们也还曾活动过若干回合，但，那时却都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或“工会”框架范围中跳舞，而不能随意建立组织、自树“山头”了。
5、幸存造反派的历史命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开，可视为文革中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这时原有的旧体制秩序，也开始逐步的恢复。省、市、县三级革命委员会，均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非党群众组织代表，逐步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1970年春开始进行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入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
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达成共识，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当然，凡意识形态上与当时的文革当局不相容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更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惩。北京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枪杀）、辽宁的张志新（1969年9月24日被逮捕）、银川的田涛（1970年2月10日被判死缓）等志士，就是在这次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遇难的。
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巳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也无一漏网。之中，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知何故，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又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
然而，“一打三反”运动刚结束不久，1971年夏天，全国性“清查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但是，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和压迫。
到1974年春天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保持文革的“正确性”地位不至受到挑战与动摇，于是又一次对原造反派所受到的压制情况表示了关注，上海造反派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更是作了一系列讲话，以恢复造反派的权力地位。
这次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而提供的政治机会，使湖南长沙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再次聚集起来，以省、市总工会与各单位工会的名义（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由造反派的“工代会”转为的“工会”组织中，一般都担任有职务），又展开了一次以平反、销毁被整被批斗的材料、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直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斗争。这个情况，更促使了原造反派成员的再度试图公开结社（各级、各种“运动办”机构），并以此作为与当时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谈判、以求解决上述目的问题的组织。
由于中央王洪文的讲话压力，湖南长沙市的原造反派们，基本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局。对文革造反风暴尚心有余悸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的领导们，担心“批林批孔”就是又一次文革造反运动的前奏，因此，他们面对原造反派成员的压力，都只能应诺照办。对原挨了整的原造反派成员，或予以平反，或予以恢复革委会职务，或接纳其入党（但在1976年后，都被称为“突击入党”，一概不予承认）。
1976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新一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粉碎，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遭到了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全军覆没”，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分别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唐忠富10年（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老干部）8年。
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
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四、结束语
文革中貌似强大的造反派势力，实际上，最初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借助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特殊运动，以被迫始而后才主动得以集合到一起，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昙花一现的短短一幕。批斗当权者，夺权掌权，原本不是造反派们所能想到过的目的。大多数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群众，最初“造反”的动机，的确只是为了使自己能从新“右派”、新“反革命”的恶梦中解脱出来。
文革长达10年，湖南长沙的造反派真正掌权，大约只有2年左右时间（包括动乱不定的1967年）。而挨整的时间，则大大超过掌权的时间。其中，在文革中二次、三次坐牢的头目，也为数不少。造反派得势时，便被中央舆论称为“群众运动”时期，使他们对曾将自己整为“右派”、“黑鬼”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头目，充其量只能用批斗、反省（少数泄私愤者也打人报复）的手段，可是，最终仍还得按中央要求，对其实行“团结”，请其归位。但是，当权派与保守派每每对付造反派，却能动用、也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手段：拘留、逮捕、法办判刑，直至枪毙（特定历史条件还无须经过司法程序），更可以将造反派定为“右派”、“反革命”，贻害终身，殃及子女。
学者何清涟说，文革中“殊不知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痛，远远高于这些高干，高知们，只是历史从来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所以高干，高知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有机会倾诉苦水，……而不少罹难灭门惨祸，死得猪狗不如的普通民众，却永远没有办法再伸张他们所受到的冤抑，他们的悲惨遭遇只能消失在茫茫历史长空”。
2003·6·19·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