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精英主义和举国体制,未来优势更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3 次 更新时间:2009-12-14 00: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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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乃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使中国能快速工业化,能搞出“两弹一星”,能有效地控制人口,能以全球8%的耕地养活22%的总人口,能在奥运中夺得最多金牌,能快速大规模动员救灾。共产党下定决心要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修正自己的路线,它都一定会成功。这显然是有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上的优越。 (摘要)

  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在《中国评论》月刊十二月号发表专文《中国经略2020之指导思想》。作者表示:“知道良好管治需要有理想的专业精英于完善的法制底下运作,而非靠职业政客,和鼓励民粹主义及制造人民有权力的假象;清楚市场的作用并瞭解它的局限,而能以政府机器有效推动改革开放,政府与市场双翼齐飞,相得益彰。这是中国体制上的两大发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可以说是精英主义和举国体制结合的成果。展望未来十年,这两大优势,将随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工具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朝向法治的发展,加强公民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和制衡,其威力将只会加强。”文章内容如下:

  

  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刚去世的歌星米高积逊生前曾多次漂白皮肤,但他至死仍不脱是黑人。日本百多年努力脱亚入欧,到了今天,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比欧洲国家强,但是日本人始终觉得自己不够西化,依然崇洋。中国致力现代化的时间跟日本差不多长,而且在沦为次殖民地之后,民族自信彻底破灭,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试图把任何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全部扫清。到了今天,除了吃之外,我们内内外外,几乎找不到太多的中国痕迹,但是我们还整天到晚担心没有“跟国际惯例接轨”。

  我们很多人都误以为现代就等同西方,并且相信现代性是普世的,因此西方的就是普世的。当前的国际经济及金融体系,基本上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所主导。西方经济及金融出现了空前的结构性危机,亦标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我国的学界和舆论界,至今仍被食洋不化的新自由主义者充斥,思维上始终跳不出人家的坎陷。明知西方经济理论已经进了死胡同,我们仍继续跟人家的老路走下去。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贬低自己的成就。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以相对低的代价,万二分成功地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规模之大、速度之快的社会变迁,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奇迹。这总不可能完全归结为幸运吧?我们总有些事情是在这段期间持续做对了的。

  而作为全球大国的必要和足够条件,是能自主制订和执行证实优越的游戏规则。中国是自上世纪90年代苏东崩塌以来,国际上极少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自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之后连续5次中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眼(十六大之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趣的是官方整天到晚都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重拾社会主义的精粹,以补其不足,但我们这个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国家,大部分国人,包括著名学者等,竟然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优越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有别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根据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我们又搞了不少自己的东西(‘中国制造’),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为纲,反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等等……其主要内容就是,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1

  社会主义,以致全球的左派,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不把市场机制放在眼内。吃尽了苦头之后,东西方左派都开始尊重市场。到了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填补了这个缺陷。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看来,邓公自己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了十年,于1992年南巡的时候,才能简单和清晰的作出表达。他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是否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在这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核心定义,而且这是无可疑问最权威的论述。

  从此可见,“中国特色”也者,不在于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现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论述之外,另辟蹊径。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特色的论述,确实是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更忠于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的突破,堪与唐朝时我们的祖宗把印度的大乘佛教加以“中国特色”的阐述,创立更上一层楼的禅宗相媲美。

  问题的出现,也即是我们为何要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在于马克思哲学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一向以来有关的理论,主要都集中于批判资本主义、为何及如何革命,推翻资本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问题的核心。这样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对待“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很尖锐的现实问题,并因此爆发了“文革”这“十年浩劫”。“文革”结束之后,搞“改革开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人很清楚,在建设社会主义期间,继续深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改造世界是没有很大作用的。阶级问题的核心是剥削,消灭剥削,就解决了阶级问题。所以在上述邓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中,突出消灭剥削,根本就不正面提阶级。后来发展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也不提阶级,思路是一贯的。

  这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牌子社会主义最大的分别。我们不能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对待它。因为于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内部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需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框框。这里并不存在熄灭与否的问题,因为这已经是不再重要,毋须突出的矛盾。这也是中共作为革命党与执政党在看问题时角度的分别,“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执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大部分其他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这问题之上栽了跟头,当地的共产党亡国亡党,政权变天。

  阶级矛盾的基础是所有制,这个问题不能回避,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因此也正面接触了这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3

  邓小平非常睿智的认识到,要从建设的角度考虑社会主义,就要追溯到源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标不是把资产阶级斗臭斗垮。这大不了只是中期手段而已。从目标出发,“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要人人都能过更美好的生活,一语中的,再没有别的了。

  

  “以人为本”解放生产力

  

  这同时也是胡锦涛“以人为本”的思路。“以人为本”一方面可追溯到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回归到青年马克思“异化”的概念。资本主义把人异化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人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条件底下,才会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为每一个人民、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服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解放生产力”,在于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亦即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发展生产力”是经济改革和建设,其中,“发展第一生产力”就是科技的突破,也就是“科教兴国”这基本国策的由来,并且是下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而“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下,持续发展的工具箱,之后再进一步具体化和政策化为 “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固然可以实际的实践成果来检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跟当代其他公认是正确和先进的理论阐述相比较。

  于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崩塌之后,国内外都有不少人认为,中国适宜放弃社会主义,走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分枝,主要的分歧点是放弃了武力革命;这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西欧颇为盛行。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

  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分析架构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及政治发展是一个零和游戏,两者不可兼得。今天中国不少官员和学者,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也看到这分析架构的影子。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绿色运动中,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要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育三者需要平衡。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它除了突出环保之外,还提出了隔代公平,“不夺子孙粮”的要求。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先进的理念,因而不时挂在嘴边。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高峰会”于里约热内卢举行,李鹏总理代表中国出席,率先签署“21世纪议程”,正式拥抱这全球崭新的理念。1994年率先提交国家“21世纪议程”,今天全国过半省市提交了各自的“21世纪议程”。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跟“科教兴国”并列为基本国策。

  简而言之,可持续发展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方程中加入了环保这绿色元素和平衡的底线。思路是一贯的,还是停留在零和游戏,“平衡发展”这一层次。

  但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跟我们都开始明白到市场机制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效率和公平,不是彼此不能相容,多一些这个便一定要少一些那个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全新态度,西方也提出“第三条路”的方向。

  简而言之,“第三条路”认为效率、公平与环保,是可以同时兼得,达到最优化:更多的社会公平会增进经济增长,因而有更多资源去进行环境保育,等等6。我们很多时候都说,让各种矛盾于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其实背后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这从零和游戏的范式飞跃至非零和范式,是观念和思维上一大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多走一步,从和谐社会的阐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抓的变数已经超过社会、经济和环保,还加上政治、道德、人的解放等,要一起抓,全部都要。可持续发展过分注重环境保育,和看不见、摸不着的隔代公平。对绝大部分平民老百姓来说,虚无飘渺,陈义过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图画,对老百姓来说更加实在,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更具操作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可持续发展和“第三条路”更加内容丰富,气魄宽宏,并且更具系统思维和现实意义,目标要在当代就解决一大堆互相连系,互相制约的问题。

  

  协调发展与“举国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中文这个“人”字既是单数,也是众数。目标是共同富裕,“共同”是由个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放在舞台中心,把人与人、人与经济、人与政府、人与社会、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最终人与自然放在这舞台上加以协调,追求最优化的结果:和谐。与“平衡发展”相比,这可称为“协调发展”,后者无疑是较先进的。

  协调发展要求一个有效机制,把社会上一系列复杂的目标集中起来,排出轻重缓急的优先次序,通过不同的政策和资源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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