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1 次 更新时间:2009-12-08 2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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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更兼还有国外学术刊物没有的稿酬和奖励制度,更使学术论著的编辑和发表环节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写作—投稿—发表—评估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如果学术刊物取消专职编辑,由所在学术机构的学者兼任,或编辑只处理日常编务,审稿、编辑、发稿工作都由学者承担,相信一定会提高学术刊物的编辑水平,肃正学术风气,同时也解放一批苦于编务缠身的学者。

  2.取消“核心期刊”和各种行政手段的定级制,不将转载、文摘作为学术评估的硬性因素。近几年间“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遴选此起彼伏,各种政府机关和学术机构确定的“××期刊”层出不穷,据统计已多达三十种,所谓“核心期刊”也有二十多种。由于选出多门,刊物一年内碰到几次遴选是常有的事,不仅严重分散办刊人员的注意力,干扰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也给学术评估造成极大的混乱。可以说,这些名目繁多的“××期刊”遴选,非但没有促进学术期刊的发展,反而使学术期刊疲于应付、钻营,使学术期刊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因为一切评估都与经济利益相联系,一旦评上“××期刊”,随之而来的就是提高级别、增加拨款、改善待遇、吸引稿源,获取更多的版面费。到了论文网站都可以代办发表论文的地步,“核心期刊”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呢?所以要建立学术期刊发展的良性机制,根本问题是在改革编辑体制,而不在于搞类似“核心期刊”这样的评估。再说,学术期刊封面上排列一串“××期刊”的名号,实在是很滑稽的现象,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类似的情形,只有显示中国学术很“初级阶段”的特色。因此我觉得取消所有“××期刊”的遴选,而且在学术评估中不以这类外在因素作为评价的砝码,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四)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和数码技术时代,知识生产的速度日益加快。传播和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写作、编辑和出版变得更为方便。如何保证学术出版物的质量,成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很显然,没有严格的发表制度把关,没有良好的评估机制导向,学术成果产出程序中的种种弊端就难以避免。像一切生产活动一样,当外在环境无法控制和约束时,产品质量的保证就只有依赖于生产者的职业道德。若职业道德也沦丧,那就无可救药了。为避免这一可怕的结果,迫切需要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同时还要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奖惩制度,使恶者惩、善者劝。

  1.颁布详细、周密的学术规范,并贯彻于大学教育中,厉行惩戒制度,对犯规者严惩不贷。几年前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北大在世界著名大学中的排名问题时说,中国的大学距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的差距。这是很清醒的认识。但谈到北大未来的发展,他将进步的困难锁定在经费上,却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首先缺乏的是严肃而高尚的学术品格。严肃而高尚的学术品格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标志。《哈佛学习生活指南》在非常显著的位置,以加大加粗的字体醒目地印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把他人的著作或者观点化为己有——即所谓剽窃。每一个这样做的学生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直至被从大学驱逐出去。当你在准备任何类型的学术论文——包括口头发言稿、平时作业、考试论文等时,你必须明确地指出:你的文章中有哪些观点是从别人的著作或任何形式的文字材料上移入或借鉴而来的。”{32}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Baltimore)教授由于他署名的一篇论文被指有假数据,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严格调查,尽管巴氏对具体工作中的弄虚作假并不知情,但作为署名作者之一,仍不得不引咎辞去校长职务。世界名校的学术风纪就是这样形成并保持的。像王铭铭这样存在严重学术道德问题的人竟仍当着北大教授,他的剽窃行为被揭露后,他的学生还群起而为老师喊冤,这样的大学还有什么学术品格可言呢?据说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讲课时介绍一个新观点,正赶上下课铃响,未及说明所据,立即为学生所告,最后那位教授只得辞职。这才是名校的品格。如今国内的大学纷纷打出创建世界名校的口号,制定获取诺贝尔奖的日程,而一边却是剽窃外国同行论著、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丑闻频频曝光;一些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或任何学者都必须遵循的起码道德,竟然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2001)的主要内容——中国学术界将学术道德的标准降到如此之低,真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了严肃法纪、培养高尚的学术品格,应责成大学和科研机构认真对待每一起对本单位人员涉嫌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和指控。对学术腐败行为,像公安大学任士英教授说的,“有必要尽快实现司法介入,借以对其进行超越行业与地域局限的严厉打击,从而打破各种形式的本位保护等护短现象”,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共识{33}。对学术不端行为,应组织专家审验,经确证属实者则严惩不贷。处理必须简单明晰,不应该有任何从轻处罚的宽限,以便用人单位有各种开脱当事人的借口。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应通报学术界,使当事人不得继续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在厉行惩罚的同时,还要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在2002年2月、8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教育部在2004年8月又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随后又出版了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读本》等专门性书籍。2004年5月,叶继元、许明、邢东田、刘曙光、余三定、杨玉圣、贺卫方、赵虹、徐思彦、袁玉立、曾军、蔡曙山等十二位学者和出版人在湖南理工学院联名签署了以“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为宗旨的《岳阳宣言》{34}。同年10月,杨玉圣、王逸舟、贺卫方等三十二位学者和出版人在北京大学联名签署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35}。这表明学术界和教育主管部门已充分意识到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对于学术有序发展的重要性,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教育部颁布的《学术规范》还只是原则性的指导纲领,在学术活动中需要制订具体的详细周密的学术规范,包括像《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芝加哥文体手册》那样切实可行的条文,并从大学本科就开始贯彻于基础学习和科研教育中。   

  2.减少官方的学术著作评奖,用奖励有成就的学人作为奖励具体著作的补充。应该承认,奖励是学术评估的重要机制,完善的评奖活动能鼓励、引导学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目前国内的学术评奖种类很多,除了中央政府的五大图书奖之外,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各单位还有不同等级的学术评奖活动,多则两年一评,少则一年一评。这些评奖活动除了评审过程中的不公正因素外,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周期太短、评奖密度太大。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伟大的真理都有一个长期的被接受、认同的过程,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价值,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一两年时间,根本不足以让学术界真正认识一部优秀著作的价值。一部杰作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其经典化的过程,一个深刻的结论或许要经过长久的争论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孙冶方的经济理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都是这样的典型例证。迄今为止,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及其运作明显还是很幼稚的,这种幼稚的体制一旦为一些缺少学术公心和必要的学术史素养的人所掌握,评奖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场闹剧,亵渎的是学术的崇高感和严肃性。所以近年报刊舆论都认为,作为政府行为的官方评奖,在学术界越少越好,国家图书奖中的学术著作部分可以取消,留给学术界以行业和学会的名义来评。事实上,与其在一两年内仓促、轻率地评估一些价值很可怀疑的学术专著,还不如根据广泛的调查和民意测验遴选各学科真正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进行奖励,也就是说,像评国家科学进步奖那样,用奖励有成就的学人作为奖励具体项目和著作的补充。这更能鼓励甘坐冷板凳、严守学术标准的学者,鼓励有远大志向、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学者。这种奖励显然比草草评比一两年出版的新著,更具有公信度,更具有崇高感,更能树立学术的正气。

  3.各种评审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和匿名制度,地区性的评奖可采用异地评审的方式。尽管目前官方的学术评奖在各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但在没有更好的方式取代它的前提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改革其运作方式来求得公正。在当今的学术评奖中,首先需要改革的是浓厚的官僚化色彩。为避免行政权力的干扰,必须确立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的权力,使行政和学术分流。同时要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其他类型的学术评估,比如单位的职称晋升和学术奖励则要实行匿名制度和外聘评审。在学术分野日益细化、日益专门化的今天,学术的权威性也在日益淡化。现行的学术评估体制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权威性可言的,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只有一两个专业对口的专家。而即使是他们,也未必精通所评审的研究课题,能准确地鉴定它究竟比前人的研究推进了多少,基本上只能凭着感觉评议,其他隔行的评委更只能凭着感觉投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学术评审机构,引进外单位的专家参加评审,是比较可取的方式。上海的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委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北京评审,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在评委会的组成方式上,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国外,学术评奖的评委一般人数都比较少,而且经常在媒体上公布出来,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这些评委当然是各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专家意味着判断力和权威,人少责任明确,名单公布则有利于舆论监督。当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有限的几个人头上,众目睽睽都盯着他们的评审时,想来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遇到自己不了解、没把握的地方,一定会广泛征求其他专家的看法,最后的意见必然出于集思广益的结果。这样评出来的奖项,相信公正度也会比较高。

  (五)加强舆论监督,开展有效的学术批评,形成严肃的学术风气

  最后要提到,加强舆论监督是惩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手段,这里说的舆论监督包括社会舆论(如大众传媒)和学术界的学术批评两方面。学术作为社会文化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应该像其他经济行为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受到舆论的监督。学术资源的配置、使用和效益也应该具有透明度,处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发现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也应向社会公布,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在学术界内部,则需要开展有效的学术批评。正常的、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是保证学术良性发展的重要机制,有无高水平的学术批评是判断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好坏的根本标志。国外的学术期刊都十分重视书评,书评往往要占刊物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篇幅,而这些书评的选题也是由刊物决定的,编者根据最近的出版情况,挑选值得评论的著作或论文,约请专业对口的学者撰写。这样的书评大多篇幅很长,对作者的观点有阐发有补充,也有商榷甚至反驳,学术起点高,专门性强,本身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国外学术界都很看重学术期刊上的专业书评,学术价值几乎与论文不相上下。反观国内的学术期刊,书评似乎只是一个装饰性的栏目,文章篇幅都很短,主要是重复和肯定原书的观点、内容,最后公式化地指出一点不足,轻描淡写地提一两点意见,在学术上毫无发明。这样的书评于学术发展是没什么意义的,至于那些受作者托请而撰写的基本是廉价吹捧的书评,就更等而下之了。这样的书评充斥于大学学报和书评类刊物中,败坏了学术风气,也降低了学术批评的品格。要开展严肃有效的学术批评,当务之急是要在观念上提升学术书评的地位,刊物加大书评的分量,重视书评栏目的组稿,不滥发吹捧性的书评,而代之以自定选题约请专家撰稿的方式。同时,在学术评估和业绩考核中提高学术书评的品级,在学术期刊发表的长篇书评可视同学术论文,这就能逐渐改变学术书评的面貌。在学术界更应提倡一种坦率、正直而善意的批评风气,逐步形成一个宽容、开放而又严肃、认真和习惯于正常的商榷、争论和反驳的批评环境,使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受到关注,假大空的学术泡沫受到谴责、得到遏制。什么时候这样的学术环境形成了,中国学术界就成熟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即使不能根除,也自然会大大减少。

  在目前这种权力腐败盛行、经济秩序混乱、法律威信下降的社会大环境下,要有效地根治学术腐败、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显然是十分艰难的事。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原本就是社会环境滋生的,不铲除或改换其植根的社会土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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