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4 次 更新时间:2009-12-08 2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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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主管部门过多的行政行为,这是专家们的一致看法。过多的评估造成无谓的竞争,使大学和学者疲于应付,整天为“迎评”而填表和开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在国外,大学排名和学术机构、出版社的声誉都是靠社会化的方式获得的,往往是大众传媒或一些专业机构通过民意测验和分析大学的各项指标(比如经费、录取比率、招生人数、淘汰率、重大科研成果、获奖人数等等)来做出,因此有较高的公信度。我们的评估也应逐渐走向社会,让社会舆论说话,大学排名可以根据发表论文数量尤其是引用率等客观指标来确定,避免政府行政行为和人为因素起作用,干扰视听。

  (二)合理配置学术资源,建立切合实际的考核和晋升制度

  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学术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中国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触目惊心。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学术投资的源头上加以扼制,具体说就是要合理而有效地配置学术资源,同时建立切合实际的考核和晋升制度,使有限的学术资源能得到合理的使用,保证有效的产出。根据目前的情况,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资源分配和考核制度加以改革。

  1.区分教学型和科研型的大学,将科研经费投入到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研究条件的学科和专业去。高等院校由于地域、条件和人才情况的不同,并不一定都能胜任科研任务;甚至较好的大学,也不一定每个系科都具备科学研究的条件。放眼国外的高校,也不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都要求科研的,只有名校和有实力的重点学科才有科研要求,所以大学、系科及其教师都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两大类,研究型的大学或系科以科研为主,教学型的大学或系科以教学为主。在中国,一方面是许多不具备研究条件的大学、老师都要搞科研、做课题,逼得他们不得不炮制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而另一方面是,应该搞科研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却很不景气,办公经费和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科研人员福利待遇低,人才流失。省级社科院由于经费短缺、研究人员收入低,以致人心浮动,提不起做研究的劲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研究条件较好,但因收入、住房和其他福利与高校差距较大,也出现人才流失、军心涣散的情形。研究人员看似都在忙碌写作,却不能将精力投入到有价值的课题上去。为弥补收入的不足,不得不去编书、讲课,将时间用到学问以外的地方。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有250人在编,如今只有160余人;古代室当时是40人,现在只有21人,人员锐减。一个国家直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到底需要多少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社科院系统的萎缩却是显而易见的。

  社科院的重要,在于它承担着众多基础课题和前沿性的社会调查、对策研究,这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高校教师因有教学任务,往往很难胜任同类的课题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科院是学术领域里一支能打攻坚战、持久战的生力军,同时也是一支随时可以调遣的快速反应部队,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中央再三强调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科院系统应该说也面临新的机遇,但由于体制上的行政机构属性,在科研经费、人才竞争、福利待遇、学术交流等方面仍受到很多限制。一个规模庞大的智力资源,令人遗憾地未获得充分的生长和开发。这从中央政府的投资来说是个浪费,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则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就我国目前的科学水平和国力而言,集中人力、物力攻克高精尖和规模、难度大的课题,是很有必要的,因而有必要装备一支国家直属的精锐部队。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这样一支特殊部队。对过于庞大的学术队伍,已有学者发出“裁军”的呼吁。裁军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裁哪部分人马。精锐部队非但不能裁,还应该加强。所以,裁军命题的真正含义实际是学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其配置的原则应是合理和高效,不能拿装备导弹部队的费用去武装民兵。而目前我国学术资源的配置却正好是在压缩导弹部队的预算以装备民兵。高校的全民科研和不切实际的数量要求,正在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有限预算投入到大片毫无希望的学术荒原中去。   

  要改变这种状况,保证投资的有效,首先应在观念上解决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可以将现有涉及科研的机构加以区分,重点扶持各级专门的研究院所,培养这支专业队伍。国家应加大对研究机构的投入力度,使广大科研人员能安心做学问。同时还要改革研究院所的体制,将经费主要用于提高研究人员的工资,鼓励个性化的研究;严格控制项目,使学术资源得到集中有效的使用。再将各类高等院校加以区分,使教学与科研分流,将学术资源投入到有研究条件的大学、有发展可能的系科去。对教学型的大学和系科则一般不提出科研成果的要求。一句话,就是要使学术成为一小部分人的工作,改变目前专职研究人员不专心做研究,非专职研究人员却严督科研成果,即该做研究的人不能全力做研究,不该做研究或不能做研究的人却勉为其难的怪现状。实际上,在今日国内学术界,绝大部分有价值的成果是由极少一部分学者做出的,大量的出版物严格地看都不具有学术价值,减少这部分出版物,将节省大量财力物力,中国学术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相反只会提升它在国际上的形象。   

  2.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特征,采取不同的资助方式和评估标准。当前学术不端行为的多发与学术评估体系不健全大有关系。现行评估体系的缺陷不只表现在单纯追求数量一个方面,还表现在不尊重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漠视不同学科的学术特征,对不同的学科一刀切,提出同样的评估要求。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的理、工、医、农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性质。众所周知,无论是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两者的目的、性质和实现方式都是很不相同的。“从长远来看,基础研究的成果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又是短期内无法用经济效益衡量的,因此通常是以研究论文或著作的发表为评价基础”{31}。如果拿应用研究的目标来套基础研究,更辅之以僵化的数量管理模式,就会出现很荒唐的结果。要想恰当地评估科学成果,首先就要对各种科学的学科性质加以认识,在此基础上再确定适当的评估方式。对应用科学,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市场需求,用课题招标的方式进行学术投资;而对基础课题,应鼓励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学术兴趣开展自由的研究,以资助学者个人的长线投资方式代替资助课题的短线投资的方式。对需要长年积累、出成果晚而慢的人文学科,投资和评估更应该着眼于长线,由课题资助逐渐转向学者资助,鼓励学者进行长期投入、深入开掘、专门性强的独创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戒除轻率浮躁的学风,杜绝“短、平、快”的成果,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和扎实。

  3.改革职称评定制度,改变单纯以科研成果为评价依据的观念,对不具有科研条件的机构、学校和专业,不强求科研成果。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曾指出,当前学术界的种种混乱现象,都与现行学术评价制度有关。目前的职称评定制度,不仅大学和研究院所,甚至中小学教师、杂志社出版社编辑、党政机关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晋升职称都需要论文和专著。结果就形成全民科研的局面,既无谓地消耗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又迫使各界人士不得不炮制学术泡沫,形成种种学术不端行为。毫无疑问,科研是保证高校教学、专业编辑水平甚至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前提。但具体到每一位大学教师、编辑和管理人员,是否都有强求科研成果的必要呢?以古代文学专业为例,一所本科大学的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起码有十多位,全国有中文系的高校应在一百所以上,加上专科学校、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编辑,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科研和编辑的专业人员起码有几千人,也许过万人。如此众多的从业人口,人人都要搞研究、出成果,一年论文就是几万篇,又岂有如此多的成果可出?不少学校根本不具备科研条件,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研究时间和能力,勉强从事,结果当然是鱼龙混杂、江河日下。   

  学术研究是一种高级精神劳动,对学者的精神素质和体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正像不是每个物理教授都能成为科学史上的发明家,也不是每个哲学教授或经济教授都能提出新的学说,生产新的知识,学者也需要天分和才能,尤其需要大量的时间。许多优秀的教师不一定能成为学者,反之亦然。有人适合做研究,有人擅长讲演,故而应该在不同的岗位各尽其才。国外大学的职称晋升主要是看年资和教学水平,只有研究性大学的教授,或普通高校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的教授,才强调科研;也只有上述教授席位,才要求科研成果。日本的大学老师晋升职称以年资和教学业绩为主、研究成果为参考,这种评估和考核制度培养了日本大学教师举世公认的踏实敬业,不盲目追求科研成果数量的严谨学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借鉴的。为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职称晋升制度,大学在区分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确定岗位的类型,研究型的岗位以研究为主,教学型的岗位则以教学为主。对科研机构和大学以外的人士,更应放弃对他们的科研要求,以本职工作的业绩作为考核和晋升的依据。比如编辑和管理人员的职责首先是编辑和管理工作,就应以编辑和管理业绩作为晋升的依据。总之,应该使科研和教学、编辑、管理等分流,使科研成为一小部分人的事。教学、编辑和管理等一旦与科研分流,其从业人员的科研压力减少,就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编辑、管理工作中去,有利于业务水平的提高;科研人数减少,资金投入将更趋于优化和合理,有利于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措施。

  (三)改革学术出版体制,避免学术刊物形成权力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曾一度由出版社所引导,主要是各类短平快的丛书激发了学术界逞才使气、轻浮空洞的写作习惯,那么到90年代末就变成学术期刊左右学术界的风向了。由于现行学术评估体制突出了论文尤其是权威期刊论文的权重,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到论文选题、语体风格,小到篇幅字数、注释体例,学术期刊的要求无形中制约着学术的趋向。比如说,许多期刊规定来稿不得超过万字乃至八千字,仅此一点就极大地限制了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容量,造成大量的论文停留在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肤浅层面。现行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体制显然存在许多缺陷,有些缺陷还是非常致命的,不少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学术期刊本身的制度性缺陷。要根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绝对绕不开学术期刊的问题,其中最迫切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取消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制度,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兼职方式。当前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发表—评估体制有关,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发表环节的问题又与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化有关。“核心期刊”及相关问题,病根其实也在编辑职业化。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的编辑,即使拥有相应的学位,具有一定的学术训练,一旦成为专职编辑,处理大量的稿件,没有时间做研究,天长日久也会与学术疏离,把握不到学术的脉搏。这时,他们就常会被一些表面的喧哗所吸引,猎取一些题目新鲜或标榜新理论、新方法而实则空洞无物的论文;或者为作者所欺,将老掉牙的问题当原创性成果推出。前文所举的一稿多投的现象所以会产生,与编辑的职业化是有一定关系的。   

  受转载和评估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吸引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注意力成为学术期刊追求的终极目标。职是之故,当今的学术期刊很少有知识积累的意识,一心只想着如何吸引读者的眼球,宁愿登一些题目大而无当、内容一般的文章,也不愿意刊登题目小而有深度、专门性强的论文。由此产生的流弊,已对学术造成很大的伤害。至于编辑职业化形成的权力机制及由此导致的腐败风气,更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学术刊物编辑的职业化,可以说是行政干预之外,中国学术的另一大不幸。国外的学术期刊一般都是由基层学术单位(如大学的系科、研究室)作为学会机关刊物发行的,编辑由有关机构的学者兼任,审稿则由同行专家或学会的学术理事机构成员承担,一般采用双向匿名的方式。这样的编辑方式,学者和刊物没有固定的关系,既不会形成固定的权力,更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能保证学术上的公正与严格。相比之下,如今国内的学术期刊编辑中,人为因素和程序缺陷给学术带来的不公正和偶然性就太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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