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4 次 更新时间:2009-12-08 2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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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原创性”一时成了学界竟相谈论的话题。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原创性”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学术价值相等同呢?一部全是“原创性”命题的著作可能纯粹是胡说,而一部没有原创性命题的著作也可能成为深刻而富有价值的成果。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知识。只有知识增长和知识积累才是裁量学术的根本标准。眼下学术中伪命题、虚假问题和耸人听闻的“酷评”的流行,以及许多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多少是与现行学术体制、学术观念的根本缺陷相关的。

  4.学术评审组织方式不合理,影响到评审结果的公正。在评审的环节,科研成果的界定不严格、学术标准模糊,直接会影响到学术判断力,影响到从课题立项、结项、出版审稿、评奖等各个环节的学术评估。当前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与学术界缺乏真正的权威性、缺乏正常的学术评估机制和能力有极大的关系。

  学术评估的权威性有赖于严肃的学术态度和良好的学术判断力,除了需要评审人员具备学术良知和学术能力,还要求一个纯洁的学术环境和相对公正的程序。时下学术评审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其一,在现行的官本位学术体制中,重要学术评审机构、评奖委员会的成员都以各院校、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为主,他们长期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是否还能保持学术活力和判断力,已让人怀疑,更兼不可避免的本位主义倾向,其学术公正性也是很难让人信任的。其二,各级学术机构的评审委员会,人员固定,而且任职周期很长,很容易产生两个弊端,一是互相熟悉,易形成利益均沾甚或交易关系,这在评职称、评奖和课题立项等各种评审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省级的评奖成为评委间的瓜分,而一些国家级图书奖评出来的书,更是让人莫名其妙,猜出其获奖理由需要超凡的智力。二是长年任职,产生阅读疲劳,评审敷衍了事。三是各种评委会的人员构成往往是不同专业的大杂烩,由于专业多而名额少,往往一个专业只有一个评委,遇到具体的评审对象,经常是一个专家面对一群外行,无论专家能否说服外行,考虑到专家可能有的倾向,外行可能有的盲目,结果的公正性是很可疑的。四是评审人员和被评对象之间缺少必要的回避程序。除了直系亲属,各种评审中很少再考虑必要的回避(如师生、同事等亲近关系)。由于这四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的学术评审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不折不扣地变成“认认真真走过场”。

  5.犯规成本低,缺乏有力的惩处措施。正像我们日常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犯规成本偏低一样,学术界的犯规成本也低到不具有威慑力的地步。沈履伟剽窃案被揭露后,沈某竟恶人先告状,以损害名誉罪起诉揭露其剽窃行为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居然还被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一审判胜诉!在媒体频频曝光的大量抄袭、剽窃案中,除了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黎明、暨南大学教授金建、北京大学副教授黄宗英被取消学位、职称和职务外,很少听到当事人被降职甚至革去教职或主动辞职的,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事人依然稳坐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在内的大学教授的位子上。在国外发生类似丑闻,当事人是绝不可能再留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中的,并且从此不可能再从事学术工作。韩国那个干细胞论文造假的黄宇熙教授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必须辞去大学的职务。严肃的学术纪律和严厉的处罚措施,正是捍卫学术纯洁性的有力手段。对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来说,这更是基础层面的工作。

  面对学界普遍的学术道德沦丧,有人呼唤诚信,有人提出学者的道德底线,这当然都不错。但抄袭和剽窃是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腐败的。抄袭和剽窃就是偷盗,严格地说已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偷知识和偷别的财富有什么不同?侵犯知识产权的罪名不正是为偷知识而设的嘛?由此反观科学技术部颁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25},基本还没有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来看问题,处罚方式只限于行政处分,列有:(1)警告;(2)通报批评;(3)责令其接受项目承担单位的定期审查;(4)禁止其一定期限内参与项目承担单位承担或组织的科研活动;(5)记过;(6)降职;(7)解职;(8)解聘、辞退或开除等。由于缺乏明晰的处理标准,未具体到某种不端行为对应的处罚方式,更兼还有四种从轻处罚的宽限:(1)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的;(2)经批评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3)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科研不端行为不良影响的;(4)其他应从轻处罚的情形。这就使用人单位出于部门利益或私情可以方便地为当事人开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违规者理应承受的行政和法律惩罚得不到落实。事实上,王铭铭抄袭事件和其他大量学术不端行为,最终都只受一点轻描淡写的处罚,既不足以震慑学界,也不能激扬学术界的正气,只能说明中国学术在软件上距离世界一流水平要比硬件差距更大。

  6.缺乏超越集团利益之上的行业权威和舆论力量。过低的违规成本,固然缺乏震慑力,但如果学界能形成一种缺乏超越集团利益之上的行业权威和舆论力量,也能对涉事单位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然而,目前我们学术界的怪现状,正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所指出的:“现在可怕的不是有人作假,或制度上有漏洞,而是很多人明知有人在骗,但抹不开面子,对学术造假采取容忍态度,对欺骗行为熟视无睹,有的单位采取保护主义态度,怕坏了名声,长此以往,终有一天会败坏集体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26}眼下学界的实际情形正是这样,一有学术不端行为曝光,不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是喊冤声四起,总有人从体制和各方面的原因来替当事人辩护,仿佛学术不端行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王铭銘剽窃案发后,著名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在接受新浪网记者的专访时就大声疾呼要保护王铭铭,说“王铭铭教授太受委屈了”,还特别批评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要人们思考“王铭铭教授所谓的抄袭后面是否有别的原因?”{27}学术界也不断有人替王铭铭辩护,北大一些学生纷纷在网上发帖子替他们的老师抱屈{28},仿佛剽窃无错,抄袭有理。南京大学甚至有人放出话来,说北大如果不要王铭铭,我们南大要他。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良知竟已沦丧到这种地步!

  由于学术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目前的学术运作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中,学人普遍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和压力,导致心理失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界不能因此而放弃学术标准,抛弃学术的良知。这方面,我们的学术批评要负很大的责任。长久以来,学术界就像个热闹的集市,爱吆喝、善于吆喝的人就吃香,真正的好书没有多少宣传和介绍,但平庸的著作却不乏吹捧的书评。正规报刊上充斥着肉麻的廉价吹捧文章,网络上则到处传播着匿名的文人相轻和泄私愤的人身攻击。缺乏严肃而有力的学术批评,是中国学术的又一大悲哀。但这绝不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整个社会缺乏良性的舆论环境相关的。即以王铭铭为例,其实学术界对他的著作一直有很多批评,1998年曾有学者在《光明日报》撰文,批评王铭铭校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的常识错误。翌年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长篇书评,对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一书中存在的剽窃、混乱、常识错误做了列举。但这些批评却没有阻挡王铭铭这样一个很不严谨的学者快速晋升,在学术界占据高位。这说明舆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和无力。

  以上的分析还只是从学术运作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或者说消极方面分析的,在实际生活中,学术泡沫化的背后其实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推动,而且这效益对于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多赢”的。杨曾宪研究员曾算了笔账:“目前在我国围绕着‘泡沫学术’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仅就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同样严重,笔者因缺少研究不论)这块,粗略估计一下,在这个链条上各级政府每年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元(包括约50万人的‘人头费’、基建办公科研费、各种基金奖金费等等),它所拉动带动的上下游产业效益在3000亿-4000亿左右,对国家GDP的‘贡献率’在2%-3%之间。”{29}在这个学术经济产业链上,学者、编辑、出版社、评委,人人都在经济上得利,真正是“多赢”的局面——唯一吃亏的是国家。但问题在于,国家是由政府代表的,而对于主管部门来说,这泡沫学术恰恰是政绩所在。伴随着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甘示弱,按计划经济的模式制定了某大学要在某年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时间表,地方高校也制定了某年跻身于国内一流的时间表。不到几年,中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已超过了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制造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泡沫学术”。

    

  三、综合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

    

  经过热烈的讨论,学术界认识渐趋一致:所有这些学术环境恶化的现象都植根于学术体制,是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恶果。改革学术体制,提高学术的自治程度,一时成为最有力的呼声。然而,当前的学术弊端真能由学术自身来解决吗?改变现有的从申报、评审、立项、发表、评价、出版到奖励这一整套学术运作模式,就能改变学术的现状吗?其实目前最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于学术失范、不端和腐败,而在于全面的平庸和缺乏创造性,这是与学术大跃进的逼人形势分不开的,或者说就是学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不切戒这大跃进的浮躁心态,不放弃高等教育和科学进步方面不切实际的要求,就不会有一个正常和良性的学术环境,而学术研究的有序和有效也无从谈起。不明确这一点,以下考虑的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一)减少学术运作中的政府行为,保证学术的自主发展

  1.在观念上要淡化学术运作中的官本位意识,使政学分开,逐步实现学术自治和学术运作的独立。近几年来,“底线”或者说“道德底线”成为一个流行词,政府、学术界、艺术界乃至工商界纷纷都在谈论“道德底线”的问题。所谓“底线”就是最后界限,也就是最低标准。全社会竟然都在为坚守职业道德的最低标准而呼吁、而努力,这样的形势是很令人绝望的。但这种形势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就学术界的情形而论,肯定众口一词说是体制造成的,“逼良为娼”是学人对此的愤极之词。所以,肃正学风虽有赖于学者自律,有赖于学界共同捍卫道德底线,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革现行学术体制,包括科研项目申请、学位点评审、学术出版、学术评估在内的一整套运作机制,否则就绝不可能遏止学术生态急剧恶化的趋势,捍卫道德底线最终也只能流于空谈。

  改革学术体制,首要在于淡化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基金会等与学术有关的机构的行政色彩,代之以专家治校(院)和行业自治的原则,这是保证学术良性发展、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由之路。目前党和国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正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过度。在学术领域,政府应该在大方向上把握学术的发展,用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学术界,用学术道德督责学术界,用法律手段约束学术界,而不需要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术,学术的事应该交给学术界和学者自己去管;政府应该采用税收和其他奖励政策鼓励、吸引民间资金成立支持学术文化的基金会,改变学术投入的垄断局面;同时让大学和学术机构逐步走向法人化,校长和各级机构主管由民主选举产生,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学术问题由专家组成的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行政和学术分道而治,互相监督,这样就可以杜绝或大大减少权力寻租和行政权力转化为资源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2.减少学术运作各环节的行政行为,在招生、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宣传、教育和出版的主管部门应给科研机构、大学和出版社更多的自主权,避免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和过多干预。科研机构、大学和出版社的发展应由其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自行决定,而不应由主管部门以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来决定。大学的招生人数和课程、学位设置,科研机构的研究计划、实施进程,也应自主决定,不能受行政权力的支配,这样才能避免学术大跃进的后果,稳步而有效地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一切都取决于主管部门的放权,已有学者预言:“假如教育部继续抓住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带来的好处不放,那么,崛起的中国,将永远是‘学术小国’;中国大学将永远无法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30}

  3.在大学排名和其他学术评估方面,更多地依靠社会化的机制,避免行政行为的干预。近年学风的急剧恶化,包括学术活动中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学术的日渐泡沫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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