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翻译主体的身份和语言问题——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2 次 更新时间:2009-11-04 0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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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  

  

  1929 年9 月10 日,梁实秋( 1903 -1987)的批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新月》杂志上刊出。此文引发了1930年代前期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梁文发表半年之后的1930年年3月,鲁迅(1881 - 1936)发表回应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争局面初步形成。1931 年12 月,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由此可见论争之延续性。同样是在1931年12月,鲁迅与瞿秋白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翻译问题,并先后将通信发表在《十字街头》和《文学月报》,有关翻译的讨论高潮再起。鲁迅对翻译论争的参与,至少持续到1935年4月《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

  这场翻译论争①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和“翻译洪水泛滥”②的特殊时期,由于众多翻译家的参与,涉及翻译的政治性、译者的身份以及翻译美学等中国现代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并与清末至1920年代中国固有的翻译观念构成关联。本文试图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相关文章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

  

  一 翻译理论与政治性

  

  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立论是从讨论“死译”和“曲译”的优劣开始的。文章开头引用陈西滢的观点——所谓“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在此基础上反陈西滢之道而行之,认为“曲译”与“死译”相比尚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曲译”不会通篇皆“曲”,“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不妨同时是曲译。”那么何谓“死译”? 梁实秋依然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③在此基础上梁实秋批评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④译文的晦涩难解,借用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的“硬译”一语,将“硬译”与“死译”等同,从而否定了鲁迅的译文。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对鲁迅译文的批评是在技术层面(即译文质量层面)上进行的。但是,“硬译”(“死译”)本来是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对自己译文的否定性(自谦性)评价,是一种自我批评。鲁迅说: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⑤

  不仅如此,鲁迅在《艺术论》译者序中甚至说自己的译作“诘屈枯涩”。可见梁实秋的批评不过是对鲁迅自我批评的重复,提出之初即被鲁迅的自我批评消解,并无建设性,无法构成一种价值。“硬译”在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是一个伪问题,然而论争却发生了。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别一层面的冲突。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作为一篇讨论翻译技术问题的文章,其真实意义必须结合此文发表的背景及其与梁实秋思想观念的关系来认识。一目了然的事实是,此文在翻译技术层面对鲁迅译文的否定是为了达到思想目的。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刊载于新月派同人杂志《新月》,并且是和梁实秋的另一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同时刊出。与前者谈论语言问题和翻译技术不同,后者表达了梁实秋的思想观念——对文学之阶级性的否定与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否定。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明确表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近年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据我考查,在理论上尚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并未成功。”⑥对于梁实秋来说,此种思想具有一贯性。

  1926年3月以长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正式登上中国文坛之初,他就从人性论观点和精英主义观点出发,对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展开批判。他说:

  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同情心”,更确切些应是“普遍的同情心”。这无限制的同情在一切的浪漫作品都常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新文学里亦极为显著。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同时又以为劳动是神圣的,觉得人力车夫值得赞美。其实人力车夫凭他的血汗赚钱糊口,也可以算是诚实的生活,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但是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者觉得人力车夫的生活可怜可敬可歌可泣,于是写起诗来张口人力车夫,闭口人力车夫。普遍的同情心由人力车夫复推施及于农夫,石匠,打铁的,抬轿的,以至于倚门卖笑的娼妓。⑦

  由此可见梁实秋1920年代末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否定与其对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批判一脉相承。《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在这个脉络中出现,尽管在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被鲁迅的自我批评消解,但却通过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冲突获得了思想意义。梁实秋批评鲁迅的译文不仅仅是因为“硬译”,更主要的是因为“硬译”的对象是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著作——即卢那察尔斯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著作《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受白璧德( 1865 - 1933)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新月派政治意识形态与鲁迅等人持有的无产阶级文艺观之间的冲突。相关思想问题学界已多有论述,⑧无须重复,这里要强调的是梁实秋作为“硬译”批评者在进行这种批评时的身份——并非一般意义(技术层面的语言转换)上的翻译家,而是政治倾向鲜明的思想者。其批评手段与实际目的之间具有明显的错位,在他借助语言层面的批评达到思想目的的批评过程中,语言层面上的“翻译”问题被工具化并且被傀儡化。谈论翻译语言问题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是通过在《新月》这种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杂志上发表、通过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的并列获得思想意义的。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人道主义者并且是阶级论者,1919 年11 月也曾写过赞美人力车夫的作品《一件小事》。⑨他对梁实秋思想的批判至少在1927年4月8日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讲于黄埔军官学校)中就已经开始,在同年年底所作名文《文学和出汗》中,则对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进行了更集中的批评。鲁迅对于梁实秋写作《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的真实动机一目了然,所以撰写了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合二为一,于是梁实秋放置在“硬译”后面的思想问题被推到前台。文题本身不仅表明讨论对象是被置于语言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来表达的,更主要地是表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在随后的讨论中,鲁迅沿用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的观点,将梁实秋定义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先于鲁迅将梁实秋定义为“资本家的走狗”的冯乃超为左联成员,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的《拓荒者》为左联刊物。这一事实表明了翻译论争与思想阵营的关联。1931 年底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表现出更鲜明的政治性。瞿秋白称鲁迅“敬爱的同志”,并在信的开头部分盛赞鲁迅所译《毁灭》:“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他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贡献给读者。) ——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⑩

  关于翻译论争中比语言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政治性,参与论争并受到鲁迅批评的赵景深(1902 - 1985)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写于1978年的《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一文中说:“恐怕鲁迅不仅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说错了话而批评我。我胆子小,没有加入左联,虽然在《现代文学》上偏重革命派的著作,但也刊登颓废派和别的派别的著作,虽然这刊物只出了半年六册,就被国民党禁止,究竟还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革命分子,不是对于革命文艺非常热爱。”[11]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作为一种国民国家建设的手段素有鲜明的政治性,时常表现为政治思想行为。《天演论》、《物种起源》、《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翻译均对中国知识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影响。译者通过翻译活动确立起来的“自我”首先是某种思想者,其次才是语言学层面的操作者。五四之后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翻译的政治性凸显为具体的阶级性,译者的阶级立场、社会身份、目的性决定着翻译对象的选择。在此意义上,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或法捷耶夫与梁实秋翻译白璧德背后存在着相同的政治逻辑。[12]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放在这个脉络上来看,可以看出此文最大的认识价值在于显示了翻译的政治性如何深入地影响到语言层面的评价,显示了“思想的译者”与“语言的译者”分裂而又同一的矛盾关系。

  不言而喻,《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在语言层面上对相关问题的提出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鲁迅也没有将梁实秋的批评简化为单纯的思想问题,他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 月撰写的《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13]等文章中,讨论了赵景深等人提出的“顺”的问题。由“硬译”问题引发思想问题,再由思想问题回到语言层面的“顺”的问题,这种思想问题与语言问题的交织、互动,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翻译论争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同思想观念者将翻译语言问题工具化,被作为思想问题提出的语言问题继而回到语言层面,翻译作为一种涉及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的话语行为重新获得完整性。

  

  二 “硬译”?转译?留学背景

  

  在对鲁迅、梁实秋等翻译论争参与者的身份进行界定的时候,与“思想的译者”层面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语言的译者”层面。具体说来就是论争参与者的留学背景以及与此相关的外语能力问题。一目了然的事实是:梁实秋是留美派,其所属新月派成员如胡适、陈西滢等均为英美留学生,而鲁迅为留日派,和鲁迅同样受到梁实秋批评的郭沫若、冯乃超亦同属留日派。身份中这种留学背景的差异是重要的,“硬译”、对“硬译”的批判以及对“转译”的态度等等均与此有关。

  两部被梁实秋指为“硬译”的鲁迅译著均为自日文转译。《艺术论》是根据 曙梦(1878 - 1958)的日译本转译,并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多种卢那察尔斯基著作日译本。鲁迅在译者序中说得明白:“原本既是压缩为精粹的书,所依据的又是生物学底社会学,其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化学,哲学等,学问的范围殊为广大,至于美学和科学底社会主义,则更不俟言。凡这些,译者都并无素养,因此每多窒滞,遇不解处,则参考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内有《艺术与产业》一篇) 及《实证美学的基础》外村史郎译本,又马场哲哉译本,然而难解之处,往往各本文字并同,仍苦不能通贯,废时颇久,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至于错误,尤必不免。”[14]《文艺与批评》同样是根据尾濑敬止、金田常三郎、杉本良吉等人的日译本编译。在鲁迅的译作中,从留日时期所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界旅行》到晚年所译《十月》、《毁灭》,自日译本的转译占很大部分。甚至他对曹靖华所译《铁流》的校读,也是以日译本为参照。这是他的留日经历和日语能力决定的精通日语并且是在日本开始文学活动,使鲁迅作品具有鲜明的“留日生文体”特征。这里所谓的“留日生文体”具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多用日语汉字词汇。这在早期留日中国人的作品如《留学外史》(平江不肖生民国初年在东京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中表现突出。小说直接使用了“奥样”(夫人) 、“运转手”(司机) 、“料理”(饭菜)等日语汉字词汇。清末发生的“日本名词”之争表明了日语汉字词汇在现代汉语中所占比例之大,在此意义上现代汉语文本均具有潜在的“留日生文体”特征。二是行文中多用“的”,导致“‘的’字句”大量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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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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