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2 次 更新时间:2009-09-09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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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引言]2004 年12 月8 日,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宣科诉吴学源(第一被告) 及《艺术评论》杂志社(第二被告) 名誉侵权一案(以下简称宣科案) 作出一审判决:原告宣科胜诉,二被告须立即停止侵害,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其名誉,并分别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若干。9 个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原审判决的核心部分得到了维持。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宣科案的判决粗疏、乏味,毫无新意。面对那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法律难题,法官们既没有表现出洞察细微的敏锐,也没有丝毫的创造性。更糟糕的是,即使在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框架内衡量,他们的判断也显得武断、缺乏说服力。尽管如此,本文的讨论还是要围绕着宣科案的判决进行。这是因为,宣科案的判决提供了某一类名誉权诉讼的样本,透过这个样本,我们可以步步深入,去讨论名誉权诉讼所涉及的深层法律问题。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在前两个部分,我将在宣科案判决的框架内检讨本案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看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是否确实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接下来,为了正确理解本案的性质,我将揭示和讨论宣科案中被遮蔽和忽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问题,而为了拓展视野,让这一讨论达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我们要考察某些发达的民主宪政国家的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在第四部分,我们再回到宣科案。通过考察本案涉及的若干因素,我们要对法院在平衡名誉权诉讼中不同权利和利益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作进一步的讨论,并在这一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云南省两级法院对该案所作的判决。

  

  事  实

  

  引发这场名誉权诉讼的是一篇大约8 千字的评论文章。该文于2003 年9 月在《艺术评论》创刊号上刊出,题目是“‘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文章作者吴学源是一位资深音乐学者,也是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据作者在文章中交代,他从当年出版的《丽江日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丽江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把纳西古乐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消息引述丽江县申请报告,称“纳西古乐”是纳西族保留至今的原始古老的音乐,主要由具有原始社会遗风的歌舞、有七百年历史的大型管弦乐以及唐宋元时期的词曲和道教科仪音乐组成,等等。而在作者看来,这些出自丽江县申请报告的关于“纳西古乐”的说法,既无事实依据,也没有学理支持。把报告中描述的东西说成是“纳西族保留至今的原始古老的音乐”不仅名实不符,而且是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无知与不敬。拿它来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年一度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更是贻笑大方。为澄清事实,让公众了解有关所谓纳西古乐的真实情况,作者撰写了此文。

  吴学源的文章数次提及本案原告人宣科的名字,原因是,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认为,丽江县申报材料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丽江县大研镇古乐队’的民间文化经济人兼节目主持人宣科先生的商业广告宣传,许多观点与史实不符,有的内容是编造出来的”。对于一些直接出自宣科的观点和说法,吴学源在文章中直指其名,予以辩驳。这方面的内容,正是本案原告宣科认为而经云南省两级法院判定文章作者和刊载者侵害其名誉权的“事实”。

  本案一审判决判定被告侵权的主要理据和逻辑可以展示如下:

  1.“本院认为,名誉是指社会或他人对特定公民或法人的品德、才干、信誉、形象等的综合评价。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就其品质、信誉、声望获得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侵害名誉权的主体是特定的公民或法人”。

  2.本案“诉争文章从标题到内容指向是特定的公民宣科”。

  3.学者有学术问题发表评论的自由,“本院对学术问题不作法律上的裁判”。

  4.公民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本案“第一被告在文章中有借评论‘纳西古乐’攻击、侮辱原告宣科名誉的内容及言辞”。证据有:

  (1)“文章将‘纳西古乐’贬称为东西”,“具有对原告和‘纳西古乐’明显的轻蔑和侮辱的意思”。

  (2)“文章针对原告宣科的内容”中有“‘谎言十分荒唐,完全是对观众的一种欺骗’、‘毫无音乐常识的胡言乱语’、‘不仅蒙蔽了广大的国内外观众、新闻媒体,也蒙蔽了许多不同级别的领导,一些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国内一些不了解云南省音乐情况的音乐界人士,乃至蒙蔽了国外一些国家的高层官员’、‘文化打假势在必行,这样的国际玩笑已该收场了’、‘这完全是商业炒作行为,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希望宣科先生切切不可利令智昏,今后的路要走好’等言辞,明显超出学术评论的范畴,是对原告宣科名誉的贬低、毁损”。

  现在让我们逐条来看一审判决的“理据”。先看“本院认为”。

  一审法官开篇就写下对“名誉”和“名誉权”的定义,显然不是为了给我们上语文课,甚至也不是为了向涉案人员普及法律知识,而是要为紧接其后的判决内容作铺垫并为之提供正当性。那么,这个对于本案当事人具有法律权威性的定义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据该定义,名誉来自于社会评价,名誉权就是权利人维护其获得的社会评价不受侵犯的权利。不过,所有人都知道,社会评价是各式各样的,不名誉同样来自于社会评价。而且,社会评价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的、变化的。实际上,对于同一个评价对象,“社会评价”往往不同,而所谓社会评价,原本是无数个别和具体意见的汇总,离开单个的意见和评价,并无所谓“社会评价”。一个评价不会因为其出于“特定的公民或法人”就是非社会的,也不会因为是负面的而成为不正当的。因此,在事实层面,我们关心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与其获得的社会评价是否一致?

  或者反过来,“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真实可信? 而在规范层面,我们关心的是,不名誉的社会评价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当的,在什么情况下算是损害了公民的名誉而应当被阻止? 应当由谁和通过什么方式去阻止? 很显然,“本院认为”云云并不关心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相反,它界定“名誉”和“名誉权”的方式暗示,名誉不仅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且不容改变,因为它基于“社会评价”而形成,具有客观性;不名誉的评价不是“社会评价”,因为它们出自“特定公民或法人”而非“社会”。在这种隐含的对立当中,撰写[负面评价]文章的吴学源(公民) 和发表文章的《艺术评论》(法人) 当然地具备了“侵害名誉权”的特征和嫌疑。接下来的要做的,只是要判定二被告的具体行为所针对的确实是原告,而且确实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对于本案法官们来说,做到这一点似乎轻而易举。

  法官们只用一句话就判定了第一个问题。“诉争文章从标题到内容指向是特定的公民宣科”。也就是说,这是一篇针对且仅仅针对“特定公民宣科”的文章。但这显然不是事实。诉争文章因为丽江县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特定事件而发,针对的是有关“纳西古乐”与纳西族音乐文化二者间关系的知识性问题。“特定公民宣科”完全是因为必须的缘故而在文章中被提及。因此,说诉争文章的内容涉及到“特定公民宣科”才是符合事实的表述。其实,即使诉争文章只是提及和涉及而非“指向”“特定公民宣科”,“特定公民宣科”依然有可能提出名誉权之诉。我们不大明白一审法官为什么要用这种明显失当的手法来为“特定公民宣科”争取“诉讼主体”的合法性。

  接下来,法官们宣布,学者自有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对于学术问题,本院不做法律上的裁判。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法官们这一宣告的含义。现在还是先来看看经法官判定的被告侵权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就是诉争文章标题中那个恼人的字眼:“东西”。法院判定,在声称打假的语境中把“纳西古乐”称为“东西”,“就具有对原告和‘纳西古乐’明显的轻蔑和侮辱的意思”。诉争文章中“东西”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法院对这个词的解释究竟有无充分依据,这个问题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这里只要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无论文章中的“东西”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说的或者“指向”的都是一件事或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人。换句话说,把“东西”同“特定公民宣科”绑在一起,是臆想,不是事实。

  经法官们认定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前面所引述的“文章针对原告宣科的内容”中的那些言辞。判决书就这类言辞列举了一个完整的清单。拿这份清单同原文比较,人们会再一次很容易地发现,法官们太“粗心大意”了。因为清单中列举的言辞,有一半不是“针对原告宣科”的。比如,在对纳西族音乐文化和丽江县申报材料中描述的所谓“纳西古乐”进行了翔实细致的辨析和说明之后,作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

  十多年来,许多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满天飞,不仅蒙蔽广大的国内外观众、新闻媒体,也蒙蔽了许多不同级别的领导,一些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国内一些不了解云南省音乐情况的音乐界人士,乃至蒙蔽了国外一些国家的高层官员。由于当地一些领导急于打造“旅游品牌”的功利主义,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怪,造成了丽江地区的纳西族群众、纳西族学者不愿意吭气、也不敢吭气。因此,文化打假势在必行,这样的国际玩笑应该收场了。

  综上所述,对所谓“纳西古乐”来说,以下几点尤其需要加以澄清:1. 这只是一种歌舞形式,称其为“古乐”是不合适的。2. 这种歌舞形式在文化渊源上来自于汉族,把它归属于纳西族也是不合适的。3.在纳西族乃至云南境内类似这样的乐舞还有很多,并非就此一种。因此,我认为不论什么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弄虚作假。据内清人告知,申报材料大量列举的是音乐界专家们多年前在不了解情况时所说的所谓“藏匿在深山里面的文化瑰宝”等之类的评价,如果据此作为申报依据,那就很虚假了。对于把“热美蹉”、“白沙细乐”及“洞经音乐”等三个不同类型的音乐品种拼凑在一起而编造一个名不副实的所谓“纳西古乐”的帽

  子来戴上,这完全是商业炒作行为,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段不及全文十分之一的引文,不但透露出作者关心的问题以及文章的“指向”和“针对”性,也足以暴露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的粗疏和偏差。那么。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表现又是如何?

  

  法  律

  

  法院据以判定被告侵权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101 条。这条法律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的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法律禁止任何不利于特定公民或法人的意见和评价。比如,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说某人是骗子、恶霸、窃贼,或者指某商家的行为是欺骗、利欲熏心、伤天害理,除非你准备吃官司。显然不是这样。合乎常识的健全法律,应当区别情况,保护该保护的东西,不管是一个人的名誉还是一个人的言论。而这要求法律给出具体的标准和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它在《民法通则》生效以后曾两度就审理名誉权案件做出规定和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 第140条规定: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在1993 年的一件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更针对因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发出指示:

  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在这些法律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提出了审理名誉权案件时应当考虑的要素。它们包括:宣扬他人隐私、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 在涉及批评文章时]文章内容的真实性等。然而,所有这些考量都不在宣科案判决的视野之内。法官们单凭名誉权方面最具概括性的一条法律,即《民法通则》第101 条,就不容争辩地得出了被告侵权的结论。如果法律适用真的如此简单易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岂非多余,法官职业化的要求甚至法学教育的必要性又在哪里?

  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和法人的名誉。然则何为侮辱? 什么是诽谤? 根据2002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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