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9 次 更新时间:2009-08-06 10: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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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  

  惟有请江苏省长郑谦迅速查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邵华等人即到执政府请见段,要求惩办邢士廉,并将被封团体一律启封。邢后来因海员态度强硬,可能引起严重反弹,故将海员公会启封,对工商学界联合会,认为其并未立案,“应查明所发不稳传单,并须奉张电复核办”。同时,奉系并且有将沪案交涉之主动权转移其手之迹象。这自然不为执政府当局所乐见。

  

  五 关税会议的召开与五卅运动的压抑

  

  执政府对五卅事件之运用主要是想借外交来增强其自身凝聚力,此种政治性运用的主要落脚点则是关税会议的召开。关税会议不但能直接加强执政府,而且会议如果成功,必会因新税则或公认的附加税所造成的收入增加而延长其政治生命。

  按照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所签订《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第2条,关税特别会议应于该条约实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指定日期、地点,在中国开会。第10条又规定,该约将于1925年8月5日即该约批准文件全部交到华盛顿之日发生效力。然由于法国政府藉金法郎案而迟迟不通过华会条约。直到1925年4月执政府与法国换约承认金法郎案后,此事方提上日程。但对于关会的召开,各相关国在五卅前态度均不明朗,舆论不断有以“外债与悬案”之解决为前提的说法。

  沪案发生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列强深感不安。中国政府单独对英的策略更引起英国的紧张。当时有舆论认为关税会议久延不开,是中国排英风潮兴起的重要因素。故英政府似有意以关会为条件促使执政府压抑反英群众运动,并“力催”法国政府批准华会条约。美国政府因五卅一案的冲击亦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对于关会态度趋于积极。7月7日,法国上下两院将条约完全通过,关税会议的举行从程序上来看已无问题。

  执政府催开关税会议固然是因为财政久陷困窘之境,借关会的召开达到增收“二五”附税之款项。不过其目的其实并不仅仅在此。在沪案交涉与五卅运动发生后,政府便想利用此机会扩大关税会议之讨论范围,提出关税自主案,并增加华盛顿会议所定附加税额。是故,如果说关税会议之召开是五卅案前即已预定者,那么会议之内容及中方之条件则与五卅案有密切关系。执政府实际上藉五卅交涉之机力图改变关税会议的内容。

  为了对列强施加压力,6月24日,北京政府在发出关税会议请柬的同日,即照会各相关国提出修改条约之要求,并动员驻外公使游说各国认可修订条约。30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Kellogg)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时表示支持中国的修约要求,并敦促其他列强。然英政府对谈判条约一事开始并不发表态度,尽管其民间有同情中国之“十三条”要求及修改条约的呼声存在。7月中旬,英政府对中方提出扩充关税会议范围的要求似有接受之意,惟表示须以“中国排英风潮终了为条件”。为应付此种要求,执政府通电各省,表示“沪案骤起,各省人民奔走呼号为政府之后援,期外交之胜利,良以爱国、爱群具有同情,举动不越范围,自不得加以抑制。”但是如有“假托名义,阴险煽惑,实行其破坏主义”,则“务应妥筹防范”。司法部亦有“严防过激办法”四条拟定,并通令各省遵行。7月24日,内务部又有“严防共产运动”的密令。这些命令的发布虽然有警惕苏俄势力的用意,但也未尝不是在敷衍各国,与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并不矛盾。8月5日,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就九国公约及关于中国关税之九国公约交换文件,条约始发生效力。18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派员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26日,英国公使照会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日本等各国亦先后表示赞成。28日,国务会议通过并公布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所拟章程。9月8日,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李思浩、王正廷、叶恭绰、黄郛、莫德惠、蔡廷?、姚国珍等人就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当关税会议的召开即将成为事实时,执政府对群众运动便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压抑,与奉张之态度趋于一致。8月6日,驻京英使馆工人罢工。虽然沈瑞麟在答复英方质问照会时曾表示“工人与使馆系雇佣关系,进退为私人之自由,政府未便制止”,但英使馆华员公会准备组织游行却被警方禁止。同时,警厅发布告示,严禁工人同盟罢工及“煽惑者”,以“维持首都秩序”。8月11日,李景林在天津以强力镇压裕大纱厂工潮,12日,驻津奉军更调兵包围该厂工会,据称工人被杀者二十余人。各界联合会、天津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均被查封,工会、学生领袖受到通缉。李景林还呈请执政府下令取缔工潮。20日,段祺瑞批复李景林呈报镇压天津工潮电,通令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嗣后各省区遇有假借号召罢工情事,应责成各该地方长官严切制止,其行凶抗拒者即当场捕拿,尽法惩治。”执政府秘书厅亦饬令江苏省长郑谦,认为上海总工会为非法团体,应予立即解散,通缉李立三等人。邢士廉即以此命令,迅速查封总工会。到8月底,强硬派在执政府国务会议上无疑已占据上风,26日,执政府发布“整饬学风令”,表示“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与此前对学生运动之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至此实际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9月19日,各校沪案后援会正在筹备次日召开天安门国民大会,段祺瑞饬令严厉制止,并对负责北京治安之朱深与鹿钟麟两人表示:“今后对于无论学生市民集会,一律禁止……如有反抗,依法取缔。”鹿钟麟对此表示“惟执政之命是从”。20日,北京各校及各团体门前均有军警严密防守,保安队则驻扎于中央公园等处,禁止行人通行,没收种种旗帜,在军警的全力弹压下,“震动京国之国民大会,竟同雪化矣”。对“段政府的机智巧妙,置全国人民于掌握之上,任意玩弄”,中共方面无疑非常愤懑,表示“五卅惨杀唤起了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猛攻的势力,因此政府藉此得著了开关税会议的好处……民众反倒是在此时是他们的眼中钉”,又称“这是段祺瑞希望在将要开的关税会议席上,多得到帝国主义的宠爱之必有的前提”。

  随着执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上海罢工运动也正渐渐进入低潮,罢工经费无以为继。7月底,上海总工会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俄共中央政治局乃决定“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向指导中共工作的维经斯基(Voitinsky Grigori)等人发出指令,上海罢工运动开始紧急“刹车”。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从8月25日到9月30日,上海各业罢工工人陆续实现复工,五卅运动至此基本结束。沪案交涉也因关会的即将召开而陷于冷却状态。9月15日,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W.R. Oudendijk)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提出重行司法调查,希望中国亦能予以赞同,中方即复照表示坚不承认,但使团决定司法重查仍然进行,尽管后来它几乎成为一个单方面的行动。政府既不愿意在此问题上再激动民气,而又不愿意对重查表示配合,惹起民众之反弹,所以基本上是默不作声了。

  12月23日,重查报告发表,工部局致函中方,表示已核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之辞职,并以75000元作为抚恤被难者家属之费。从其立场来看,似乎意味着沪案交涉到此结束。但正在关税会议上与各国讨价还价的执政府对此结果则不予承认,外交部还训令许沅将工部局之抚恤“五卅”难属的支票退回。此后,沪案交涉便成为悬案,虽然在1926年4月执政府结束之前,还有几次催促开议的照会给使团,但最终除了会审公廨的谈判与工部局华董问题有所进展外,其余条件便多湮没于累累的外交公文之中。

  五卅事件后所爆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受到内外两股力量的牵引作用。苏俄对运动的扩散及收束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而执政府的力量也隐于群众运动的发起及展开之中。

  五四前后中国外交似有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摆脱了“软弱外交”的窠臼;另一方面便是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更多地有意识地利用“民气”,即所谓“国民外交”勃然兴起。五卅运动中,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沪案发生后,如果没有执政府的宽容与支持,不可想象,五卅事件如何能被激荡成如此规模庞大的一次群众运动。

  执政府在初期交涉中对民众运动的利用,表现极为明显。一方面在上海支持工人罢工,一方面在全国造成民众抗议运动。民众运动紧松之调节与执政府之态度有密切关系。外交上,执政府则做出强硬的姿态,显示出对外不妥协的形象,并迫使强势军人在政治问题上暂作让步,政府亦得以在派系均势上保持其地位。沪案交涉移京后,执政府将重点转在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上。政府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将民众运动的压力释放出来,并与南方国民政府的反英运动相互呼应,最终亦影响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改变。

  然而,在列强答应关税会议的召开时间以及对其范围改变的认可后,执政府随即采取了与前面不同的态度,对民众运动进行严格的抑止。9月以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方民众运动便在强力的压制下趋于萧条。五卅运动期间,国闻周报社社长胡政之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凡新政治家不贵能散动群众,而贵能节制群众。盖能发能收,乃可得群众运动之实效。否则五分钟热心本为任何群众运动普通之现象,非事过境迁,毫无效果,即意气所激,反生枝节,二者均有规律有计划之群众运动所宜有。在这一点上,执政府似乎是深谙其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执政府政治策略运用为一面,其成效则为另一面,后人在评价时,不能因为其最后仍倒台而忽略其政治表现。至少从延缓其政府的死亡时间上来看,便是其政治运用的成功。如何在各种军事势力间踩平衡木,是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的,这方面,执政府的表现并不算差。

  以往讨论群众运动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党派运作与民意表达,而忽视政府运作的一面。实际上,从民初的历史来看,没有政府的容忍或者支持,群众运动往往是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的。以往学界多认为五卅运动的形成,是由于民众的热情推动与党派力量的操作,是因为其多关注“群众运动”的表象、规模及群众自身力量的觉醒等等。除了站在前台的中共以外,对隐藏在群众背后的其他政治势力如何“运动群众”多较忽视。实际上,笔者认为政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实际上更值得研究,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有党派运动和民众热情,罢市、罢工等能在上海发动成功,而在许多地方则失败?五卅运动在地方层面具体模式的差异,应与政府及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有较大关系。

  以往研究五卅运动者之所以对执政府较为忽视,或者低估其在此事上的积极表现,可能与研究上的一些预设有关。如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认定群众运动必然是有强大的真实民意基础,对“军阀”的负面评价亦成为一种定式。因此,研究者可能会对五卅运动中段祺瑞及执政府支持运动的史料避而不用,以免与“军阀”惯有解释框架相悖。但是这样一来,研究者描述出来的历史图景与实际的情形可能便有相当大的落差了。

  政府运用民气来打压外人,此例不鲜。较早的1905年抵美运动,从一开始即有清政府之暗许与支持在其中。到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袁世凯政府故意运用民意来为外交助力,手法已至为明显。五卅运动中,执政府更是将此一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在近代中国,群众运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它不仅是在野政治势力的工具,其实也经常是执政当局的工具。忽略“民众爱国运动”背后此一重大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正因为群众运动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所以当政府的利用目的达到,群众利益的被抛弃便将成为可能。这种情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屡见不鲜,甚至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种传统与特色。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罗志田教授、汪朝光研究员的帮助,后复蒙匿名审稿人惠赐宝贵意见,谨此致谢。惟文中观点仍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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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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