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6 次 更新时间:2009-08-06 09: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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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  

  

  兴许是这些年来的意识形态斗争让很多人都神经紧张起来了,不管看见什么,第一反应都是先帖上标签。似乎不帖标签,就无法讨论问题。所以,《中国不高兴》一面世就马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即使几个作者百般剖白、辩解,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还是稳稳当当地扣在了《中国不高兴》头上。而扣帽子总是与打板子接踵而至的,帽子戴稳当了,接着便是主流媒体上落下的雨点般的打向它的板子。

  坦率说,我并不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一本质量有多高的书。恰恰相反,因为《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都有个人博客,而且我经常浏览,被收入这本书的文章在如果放在他们的博客上也许并不算什么特别出格的文字,至少我认为,他们的博客上的许多文章都远比这些文章要更精彩,更具时代穿透力。但在这本书遭到围攻的当口,讨论这本书的水平如何是不合时宜的。比这本书的思想水平更重要的是,围绕这本书引发的讨论,还有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

  

  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在回答《新京报》记者访谈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们在这本书里原本提的“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是出版商在出版时才在书的腰封上将这个说法改成了“内修公正,外争族权”。而且,照王小东自己的说法,这个提法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也没变。

  王小东没变,但时代变了。在199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人权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曾经引发过诸多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最重要的当然非“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莫属。但在今天,人权与主权到底谁优先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权与主权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是民主党在美国执政的时候,而民主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民主党特色就是喜欢就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问题在文字上计较,以此攻击别的国家。但意识形态上的作秀并没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取向。正是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的那几年,一边是美国每年都要例行公事般地在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而另一边却是中美贸易规模的稳步增长。虽然保守党以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著称,但在布什担任总统的八年里,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显然没有没有克林顿时期那么关心了。

  另一方面,应该归功于施密特2000年以来在中国的大行其道。通过施密特,曾经的公共讨论的热衷参与者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重要的不是与文字上的对手讨论到底是人权优先于主权还是主权优先于人权,而是要去说服有权决定主权优先还是人权优先的人们相信自己的说辞。至于那些本来有潜质发展为新一代公共讨论主力的年轻一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或者已经断定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已经知道了答案。

  但这并不等于那场讨论不重要。这场讨论至少得出了一些今天已经成为顺口溜一样的思维惯性。而且,随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延伸,民族主义也大体上被划到了新左派一边。坚持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常常被当作是新左派的立场之一,自由主义一方则通过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伊拉克战争等网络上的讨论成功地发明并推广了一个崭新的汉语词汇:爱国愤青(有时也被称为爱愤)。

  当然,不能否认,由于这种先划分派别再讨论问题的方式已经渗透到了每个问题的讨论之中,双方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某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立场范畴之内的东西。比如说,民族主义一派由于被划分为新左派一边,就被迫接受了一些新左派的立场,包括对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成就的正面评价。而自由主义一方也在2004年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讨论中出现了内部分裂,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原来的说法,支持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对蒋庆等人鼓吹的文化保守主义积极支持,另一部分人则坚持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立场,习惯性地拒斥任何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正面评价,鼓吹中国应该接受“普世价值”。

  不妨说,这本书实际上也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分裂。王小东说的他原来的提法“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实际上是在1990年代“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思想背景下的调和的产物,显然是一种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持守中立的立场。王小东的这一提法表明,他并不认为主权优先于人权,也不认为人权优先于主权,而是认为人权与主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所以他坚持认为那些批评这本书的人大多没有读完这本书,把这本书简单地判定为民族主义是误会。

  出版商在出版时给书的腰封上标注的“内修公正、外争族权”的提法改变了这种中立。众所周知,要公正还是要效率,这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坚持社会公正优先被当成新左派的主要立场之一。出版商决定作出这一修改时也许是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在当下的中国,公开谈论人权只是极少数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的特权,而要求社会公正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冲突则要小得多。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这一修改,让这本书更像是一个新左派立场下的产物。既要求社会公正,又旗帜鲜明地要求外争族权,这不是新左派又是什么呢?

  正如王小东所说,在自由主义一方坐拥80%的主流媒体的今天的中国,这样旗帜鲜明的新左派立场,又怎么可能不引起“著名学者”们的口诛笔伐?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的是,几乎所有对这本书的指责都无一例外地声称,这本书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大众媒体的炒作,而他们却几乎都闭目塞听地忽视了,这本书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时基本都是批判对象。除了几位作者——主要是王小东和黄纪苏——在个别报刊对他们的访谈中所作的辩护之外,很少能看到对这本书的正面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似乎从来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如此口径一致地批评却丝毫未能妨碍这本书的迅速流行,这是否也能说明所谓的“精英”们与普通社会公众的对立正在变得日益严重、而主流的大众媒体一向来自相标榜的代表公共舆论的说法正在变得日益虚妄呢?有趣的是,批评者们却又声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无论是网上的评论,还是这本书的销售情况、还是社会关注的程度都可以说明,到底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还是批评者们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更何况,两方面都不可能在实际上真正代表全体中国人,作为一种声音,为什么不能存在呢?

  回到正题上来。对那些批评这本书的“著名学者”们来说,将这本书判定为民族主义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失之于简单化的。正如有人说过的,即使这本书的不少作者都是19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民族主义旗帜《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也不能如此简单地就将它定性为民族主义。一方面,正如有人已经说了的,他们曾经是民族主义者,不一定今天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并不是这本书的所有作者都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

  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的立场也未必相同,比如黄纪苏就一直以来都是新左派的积极同情者,王小东确实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而宋晓军所关注的军事问题实际上是价值中立的,无论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宋晓军所谈的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即使可以轻易地将官方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判定为对国内公众的欺骗,也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的现实,今天的全球格局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无论普世价值是否真的普世,人权与主权到底谁更优先,国家安全都是不可能不要的。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都是重中之重。而要维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都需要更多的资源。当国内资源无法支持时,只能转向寻求国外资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向外延伸,中国日益增加的对外投资也要求国家为其提供更加强大的国家保护。即使是这本书的批评者们可能比较欣赏和寄予厚望的民营企业,也同样需要这种保护。客观地说,正是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为民营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对外投资条件。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需要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去争取。同样的,民营企业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经常性遭遇的反倾销,也需要官方出面交涉。把今天的中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固然不能说服所有人,把国家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划上等号同样没有说服力。

  而且,即使是曾经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的美国,也并没有一切都以人权为准绳,国家利益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考量因素。克林顿时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没有影响中美贸易的扩大,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理由同样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输出民主”。美国指责中国的理由或许会因时因政党而异,不变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取向。如果美国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发动对别的国家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不能在国际上更加旗帜鲜明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还需要在这里提到的一种批评是,部分批评者认为,《中国不高兴》不仅没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是在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他们的看法,本来“中国威胁论”就已经在国际上相当流行了,《中国不高兴》的出现更加坐实了国外的这种看法,因此长远来看,对中国不利。这个问题黄纪苏回答得比较好,值得引用: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语言必须要谨慎稳重,而民间的声音未必要与外交部的调子保持一致。

  

  民族主义在成长

  

  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中国古代思想背景下并不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之一。坚船利炮给中国送来不平等条约和现代化的同时,也送来了主权国家的意识,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样,都是主权国家意识确立之后的产物。历史地看,每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高涨都出现在与外部交往较多的时期。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在面临全球化时对自己的一个重新确认。

  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强调最早出现在晚清时期。虽然那时的主权国家意识仍然淡薄,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维护已经出现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先去还是反满革命的志士仁人们,甚至李鸿章、袁世凯和蒋介石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一方在宣传中对共产党的攻击的一个主要罪状就是,中共是苏联利益的代理人,而中共内部也在延安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公共宣传中也从苏维埃时期的实现共产主义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才有所谓“救国压倒启蒙”之说。

  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也曾有人提出将爱国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一般社会公众中,民族主义并不是主要的意识形态。相反的,倒是鼓吹要用海洋文明代替中国的大陆文明的声音更有市场,极端者甚至有让中国被殖民三百年、中断中国文化传统。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苏东剧变后继续前行,经济政策上比1980年代更加激进,与外部的接触更多,中国人对外部的了解越来越多,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也越来越大。《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和流行是这一波民族主义的高潮,这是改革开放后民间第一次自发地出现不再追随西方而要求独立自主的声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与民族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的是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外国投资在中国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1999年“南海撞机事件”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促使更多人重新认识美国,也重新认识世界,民族主义也进一步扩大。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次民族主义高潮都是对美国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自身的重新定位——更直接些说,就是对美国的否定与对中国的肯定。对美国的重新认识包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重新确认则包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最先受到质疑的是1980年代输入到中国的美式意识形态观念。1990年代美国与中国虽然在经济关系上日益密切,但在政治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化不大。因此,通过“南海撞机事件”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使不少普通社会公众意识到,美国对中国并不是那么友好,来自美国的那些观念也许是一种欺骗。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1990年代的主要改革都遭遇严重困难活造成严重后果,让人们对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所许诺的前景的怀疑与日俱增。因此,有人宣称,中国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

  2004年前后,文化保守主义异军突起。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宣称,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不应对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负责,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改革开放的过程都证明,中国不能也不可能沿着西方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而必须回到传统上去,为中国寻求不同的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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