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公平绝不意味着软弱——评纽伦堡审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5 次 更新时间:2009-08-04 15: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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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进入专栏)  

  或是违反国际条约、协议和保证的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任何罪行的一个共同计划或阴谋。

  (2)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罪行。这种罪行包括--但不限于--杀害、虐待、放逐、奴役占领区的平民,杀害或虐待战俘、海上人员,处死人质,掠夺公共或私人财产,野蛮毁坏城镇和村庄,或以假借军事需要为名而进行的蓄意破坏。

  (3)反人道罪: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于任何平民的杀害、种族灭绝、奴役、放逐的非人道罪行,或是以政治、种族、宗教为由而实施的迫害。无论它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只要该迫害属本军事法庭判决权限之内或与之相关,均属此罪。

  杰克逊大法官为此而做出的贡献[1],不仅仅为纽伦堡审判完成法律的实体正义扫清道路,后来也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规则,更成为后来全世界公认的基本国际法准则。正是确立了这三项罪名,侵略战争才在人类基本生活准则意义上成为罪行。而且这三项罪名第一次使得某些国内法成为恶法,也就是非法律意义的法,自然法获得了真正的胜利。

  在审判期间的11月29日,杰克逊放映了一部纳粹自己拍摄的名为“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这部电影反映了达绍、布痕瓦尔德和波尔根——贝尔森三座死亡集中营的状况,其中一个画面是推土机将成山的尸体推入巨大的坟坑。另一个画面是从一部德国电影上剪下来的,党卫军将一大批“犯人”带进一座仓库,然后在仓库边浇上汽油,放火点燃。这只是纳粹无数罪行中的沧海一粟,但是,它已经足以反映纳粹高层战犯应当对此负责,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整个阴谋中的一部分,党卫军作为一个犯罪集团已经无庸置疑,具体执行的人员也可以被认定为罪犯无疑,而且下达屠杀命令的高层纳粹罪犯要为此负主要责任也是确凿无疑。

  作为主诉检察官,杰克逊用事实证明了纳粹犯下的罪行:

  1、夺权与征服德国,建立一个极权国家;

  2、准备并发动侵略战争;

  3、蔑视国际法的战争;

  4、对被占领国的奴役与掠夺;

  5、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迫害;

  这些罪行无一例外地经过了共谋和策划,因此,从纽伦堡审判确立的法理来说,整个纳粹集团应当对此负责,具体执行计划者,上到将军,下到普通士兵,甚至参与了犯罪的一般民众也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单以上述第五项罪行而言,从1942年3月到1943年11月,德国人屠杀了大约200万波兰犹太人[2],而在整个二战期间,欧洲总共有大约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光艾希曼执行“最后解决方案”就策划并且完成了约200万犹太人的屠杀。

  纳粹的暴行如此罪恶累累,用罄竹难书都是无法形容的,对于这样的罪行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审判,它就可能被遗忘,因为很少人会愿意在未能定罪的情况下,还去有意识地回忆。因此,杰克逊大法官的创造性罪名给所有这些罪行找到了最恰当的归宿。正如杰克逊法官在法庭上的起诉时所阐明的:“没有哪半个世纪曾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如此的残酷与非人道,如此大规模地将人们放逐到奴役的状态,如此灭绝少数人种。…我们起诉非法的侵犯,但我们不审判他们的动机、企图或失意,尽管这些都有可能使德国利用侵略战争作为策略手段。…对德国或其他国家…寻求扩张的这种行为,我们要说它是非法的、犯罪的…”[3]他要起诉的是纳粹的公开罪行,而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而是他们赤裸裸的犯罪行为。他就是要让人类决不能忘记曾经有过的罪恶,这些罪恶就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当这些行为发生在无组织的个体身上的时候,人类自古以来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可是,人类不曾有过象纳粹这样邪恶的总体策划和全民参与,如果法律不能对这样大规模的罪行作出正义的判决,人类将没有资格再声称自己是文明的,而是野蛮和不配生存于世的低劣种群。因此,纳粹的罪行在纽伦堡审判这一意味深远的法理念支配下,被前所未有地审判,将人类历来难以应付的“法难责众”问题极富智慧地解决了。

  

  四、人类文明的曙光:“公平决不意味着软弱”

  

  人类的历史,战争连绵不断,但是象二十世纪这样经历两次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战争却是空前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两个20年,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是一份死亡遗产,其死亡人数超过了古代或中世纪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中被卷入的全部军队人数的总和。许多人对人类的前途不再担忧,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我们可以从无数杰出者的身上看到这种绝望。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2月22日当天自杀,他在遗书中写到:“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暗之后还能见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4]纽伦堡审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告慰这些人类良知的英灵,告慰几千万被无辜杀害的亡灵,它的意义在当时就已经被许多人认识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伟大意义弥久愈新,日益突显出价值,而成为人类非理性历史中理性和正义的新标志,尽管“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几乎所有对战争罪的审判都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而且,这些审判是由个别国家而不是国际机构主持的。”,尽管“在纽伦堡执行处决后不到一个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九五(1)号决议,确认‘纽伦堡法庭宪章认可的国际法诸原则以及国际法庭作出的宣判’。实际上直到昨天,这些原则和宣判仍然不过是原则罢了。它们从未被应用于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5]如果说这是纽伦堡审判未能发生预想效果的证据的话,这只能证明人类嘲笑了自己,人类在继续非正义的战争,却没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以正义的规则阻止战争,这不是纽伦堡审判的失败,而是人类自己的失败。纽伦堡审判毕竟为全球的和平共处确定了规则,而且当今世界已经开始艰难但努力地接受它了,无疑,它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最重要的审判,它所留下的丰富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遗产,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

  1、应该,但不可能的万民法

  自从格老秀斯以来,寻求人类永久和平的法学家们殚精竭虑,构筑各种法学理论和具体国际法(即现代意义上的万民法)规则,他们试图给人类的和平相处制订种种规则,希望人类接受某种共识,并且许多国际法准则都已经成为多国签署的条约,而人类似乎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因为总有一些人想突破规则,突破规则之后依然可以躲在用黄金和奴隶堆砌起来的掩体里,一如既往地快活。因此,条约的签署并不能解决战争问题,对于某些人而言,条约就是废纸。当君子与小人相处的时候,君子必须按照小人的规则,而不可能由小人按照君子的规则,否则,君子将死路一条,于是世界的规范就这样被破坏了。康德在他不朽的名篇《永久和平论》中提出永久和平的前二项正式条款就是:“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和“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6]可是,在世界范围内要确立这两项基本规则,恐怕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如果从全世界来看,自由国家尚且是少数,更多的是专制甚至是极权国家,与这些国家谈国际法准则不啻是对牛弹琴,因此康德的国际法设想是对的,接受它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至少以现有的历史来看,可能直到人类将自己毁灭于炮火中的时候,康德的设想依然只是设想。

  象所有的法律一样,国际法也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比任何一种国内法更加需要自觉,因此它对人的自律要求更高。法律是一种他律性规范,当这种规范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时,如果再缺乏自律精神,那么这种法律就形同虚设。表面上看,纽伦堡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但是给战犯以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却完全不是强权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胜利者自动给予失败者的权利,同时胜利者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对失败者的恩赐,而是失败者诸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告必须享有的,任何人不能剥夺的自然权利,这正是胜利者自律的结果。如同丘吉尔坚持的一样,盟国完全可以不经审判枪毙战犯,但是,也正如杰克逊所坚持的,法庭就是为让罪犯服罪而设。杰克逊的设想和纽伦堡审判的规则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它指向所有与战争罪有关的罪犯。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不能依靠强权,而必须依靠公平和正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克逊说:“公平决不意味着软弱”,只有不以强权而以公义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找到共识的基础。因此,当人们为全球秩序寻找规则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制订法律本身,而是要寻求万民法法律被全球认同的可能和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伦理基础,这种万民法就必然是空花泡影;如果再往前推一步,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作为共识的伦理基础要成为可能,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人类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实际上,法治最根本的精神深藏于宗教智慧之中,因此就象西方的法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样,人类试图寻求全球和平的可能,寻求共同的规则也只能深入到宗教智慧中。没有一个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信仰体系,共同的规则就不可能。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芝加哥召开了包括几乎每一种宗教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第一次提出并且制订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认为,“只依靠法律、常规和惯例,无法创造或强加一种更好的全球秩序…没有道德的权利不可能持久,而且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7]。人类已经向着和平共处的共同伦理基础迈进了一大步,《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四项基本原则:“1、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2、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3、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8]这种努力是可喜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时间,而且与国际法制订规则类似的是,全球伦理宣言为了打破宗教信仰的彼此隔阂,避免宗教纠纷而不能向全人类推荐(而非强加)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尽管全球伦理宣言是在各大宗教共同认同的四个宗教诫命(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撒谎、不要奸淫)基础上提出,但是难以回避的是许多宗教的教义经常自相矛盾。三大宗教中都多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当任何一个宗教,在其教义内部本身尚未取得统一的情况下,上述诫命延伸出来的伦理准则就不可能被广泛认同,因此,值此全人类都有可能寻找新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如果有人或者组织创立一种新的教义统一、充满仁爱精神的宗教信仰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毕竟人类的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即便如此,世界上还有无宗教信仰的民族,要让他们成为宗教信徒,本身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真正的统一信仰并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既然信仰不可能统一,那么伦理就不可能统一;伦理不可能统一,那么实践的万民法就不可能真正存在。

  尽管纽伦堡审判没有给世界带来预期的希望,但是,它毕竟开创了一种先例,这种先例的价值是永恒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第一次在敌对的各国之间践履万民法(而不是象巴黎和会一样的分赃),给这个愚蠢的世界留下一线曙光。

  2、底线伦理:良知拒绝恶法

  1961年,美国好莱坞出品了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电影《纽伦堡审判》,该片讲述了三个大夫因为执行命令而给犹太人施行断种手术,从而被检察官起诉的故事。这部影片最终要表现的是在一个集体性的罪恶中,个人到底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多大的责任。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一项重要规则即上文提及的反人道罪罪名,在这项规则中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于任何平民的非人道罪行或是迫害,无论它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只要该迫害属本军事法庭判决权限之内或与之相关,均属此罪。”其中“无论它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直接涉及到作为某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必须遵守其本国的一切法律,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路,公民应当守法,因此就应当遵守所有的法律,无论法律是不是恶法。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许多不懂法律的人的看法,也是许多法学家的态度。尤其在一些法治传统非常稀缺的国度里,自然法还根本没有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时候,人们容易不遵守或者仅仅把自己当成遵守法律的机器,前者的不遵守现象往往是因为如果遵守将对自己不利,尽管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后者的遵守行为往往是因为遵守会给自己带来利益,或者虽然不会带来利益,但是遵守法律就不会失去既得的利益,尽管从良心上来衡量,他们遵守的法律是邪恶的法律。持这种态度的法学家们是从秩序稳定的目的出发,认为如果允许人们拒绝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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