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2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1: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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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对于公共生活的经营管理式治理

  

  进而言之,回归常态政治,意味着以技术官僚式的、经营管理式的方式来对待公共生活。在一个已然形成优良政体和公民社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虽然这一方式也会造成韦伯所预警的工具理性与官僚化社会联合宰制的弊端,但却不致于完全窒息对于政治和社会本身的多元性思考。① 否则,则“公民的政治经济”或者说“启蒙的政治经济”,势必为“市民的政治经济”或者“消费的政治经济”所取替或者遮蔽,导致“公民的政治经济”未彰,“消费的政治经济”先行。事实上,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叶,“以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工厂劳动给人以它本身包含着一个政治成就的假象”,甚至政治进步的幻景的话,那么,此刻这一技术官僚式的经营管理式的处理公共生活的方式,提供的不仅是政治成就的假象,而且同时确为一种政治成就,准确地说,一种治道的胜利,从而恰恰是对于真正的政治的“温吞的谋杀”。实际上,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只能视政治为“私性政治”,一种对于私利私欲的满足和交易,而非公民参与和公共精神的展现,一如其服从法律仅仅因为趋利避害;其所需要与追逐的是民众的物质丰裕与国家的强盛,伴随着消费文化,首先培植的是“私人”而非“公民”,而这一切悉以国家威权为前提,国家威权以对于它们的承诺为自己赢得历史前提。职是之故,借用卢卡奇有关小说是“一种超验思维的流离失所形式”这一名人名言,不妨说此种治道是政治的无家可归形式,它在将政治放逐的同时,也使自身危乎殆哉。

  进而言之,从政治社会的建构来说,三十年间逐渐显露、提炼出来的此种技术官僚式的、经营管理式的处理公共生活的方式,不仅告别了政治浪漫主义,抛弃了乌托邦道德想象,信奉“发展是硬道理”,凡事“不争论”,甚至于“打左灯向右走”,而且,它放逐了对于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反思,消隐了——如果不说阻止的话——对于“共善”和“良善生活”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追问,斩断了有关政策、法律和国家的德性之维的自然法考察,着意模糊民族理想和基于公民理想的政治热情,满足于整个社会安于生产和消费,甚至于着意追求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的私性幸福状态。换言之,以对于市民生活的私性幸福而非公民的公共生活的满足,以换得公民的政治认同,以对于“国家实力”所营造的“光荣与荣耀”,来争取国民的政治忠诚,是此种治道自我设定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政治底线,说到底还是在于排除各种制度备选方案的竞争性。晚近十年来逐渐强化民生的营建,包括减免农业税等等,在表明民生本身就是国家实力这一常识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谐社会”这一政道的共和主义自我理解之于治道的影响,同时并说明了以对于民生的回应来回避对于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反思的制度用意。

  同时,“技术官僚式”的管制之能应运而生,因应了而且基本上源于平凡时代常规政治的需要,属于“现代化”这一除魅历史的制度后果,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此而言,1990年代汉语学界开始的“思想消隐,学术登场”,其实有以然哉)。也就是说,造就“强人”的时代不再,威权随着代际递减,② 一个相对平庸的政治社会过程开始,所需要的恰恰就是技术官僚与技术官僚政治。迄至常态政治成型,世态更趋平庸,则“经管政法”类背景官僚将会大量登场。今后三十年,这一世态将会表现为中国的世相。此种政治的特点在于,以“趋利避害”和“现世现报”为人性前提,将一切作平面化处理,于眼前算计中考量决策,经由价值稀薄化和历史观的悬置,摒除历史和德性顾虑。其极端者,例属马克斯•韦伯所喟言的“专家没有心肝”一类。凡此昭彰于西方先发国家的近代历史,后发国家的“赶超”历程似乎也在重蹈覆辙。中国三十年来的社会政治生活,至少自邓公以降,人人求安,举国思定,居家过日子的小康憧憬取替了形上冲动,消费才是“硬道理”,决定了再无“强人”出世的可能,正好步入这一平凡时代,也就是“法制”的常规政治时期。

  实际上,将国家当作公司来经营,使得国家真正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巨型公司式的政治经济结构,原本就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症状,也是现代性驱导出来的统治术,不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数目字管理”,利弊均在于此。如果说差别的话,前者似乎多为“私营公司”,而后者更像“国有公司”。其“战斗力”在此,其之毫无“魅力”,丧失人性,同样渊源乎此。③ 也正因为此,在寻求合法性的语境下,对于“现代化”的承诺是二者共享的历史前提,并构成了它们达成诸如“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联盟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一起沉湎于现代主义的欣悦狂症之中。进而言之,只有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为何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打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同时,也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实现了对于人的几乎全面统治。④ 技术官僚式的处理公共生活的治道,一种将人与人的关系换形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社会关系技术化的技巧,其实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胜利的历史成就。这一切,不仅构成了晚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面相,而且说明了凡此面相的由来,恰恰是法制登场的基本背景。

  就是说,一个缺乏民主基础的立法和服务于政府意志的司法,抽离了政治正义,正是将公共生活进行“经营管理式”运作的绝佳体制搭档。政制认同和政治忠诚的要求,在此辗转换形表现为希望公民献出自己法律信仰的努力,进而落地还俗为具体遵奉实在法律的直接指令,不仅是政治世俗化的结果,而且是“以法制合法化政制”,或者以“法制换政治”的治道,就未来前景来看,也未尝不可能进境为“以法治正当化政治”,演绎“既受命亦革命”的政道。其间关联,仅就其初级形态而论,恰如特定情形下的“以行政吸纳政治”或者“以经济吸纳政治”。⑤ 于是,“社会关系技术化”的技巧在此表现为“社会关系法律化”的法权回应,以所谓“依法办事”一言以蔽之;“社会关系法律化”进一步引申、衍生为“法权程序化”及其精密细琐的法律技艺,如上述“古魁案”所示,交付于所谓“司法职业化”和“司法专业化”。⑥ 从而,社会关系的法律化既满足了社会关系技术化的工具理性要求,同时使得技术化的后果消隐于程序主义的法权安排,不仅没有招致将公民单薄化和放逐共和道德的指责,似乎也并没激起有关它们销蚀了对于此在予以彼在性自然法式反思的愤怒,相反,却为自己赢得了政治正义的德性。——毕竟,“加强法制”、“依法治国”是时代的最强音,全体国民的共同憧憬,好像也是“现代化”的当然指标,可谓一举两得。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立法机构最大热情地从事适应市场经济的私法规则的订定,却能容忍公共生活领域的规则阙如,而公共生活的规则化本来恰恰是包括立法机构在内的公共权力本身存续的根本。而且,说到底,“法律家”而非“法学家”,同样正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而绝大多数的法律从业者是也只能是法律家。⑦ 也就因此,为何“科学技术”和“法制”成为最受当今中国治道青睐的两种管控体系了。

  概略而言,“改革开放”之初,1970-1980年代之际,下迄1990年代,凡此均为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进路,尚未整合成型,更难以“模式”、“道路”或者“共识”之类的修辞来状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来,特别是最近十年间,它们越发逐渐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治理术,而呈现为并配合以下述错综时空中的法权努力。

  

  

  注 释:

  

  1. 但是,实际上,就西方语境而言,自霍布斯促成了形而上学的崩溃,而催生出理性与技术的优势之后,此种经营管理式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早已成为现代性方案的必然内涵。有关于此,泛详John McCormick, 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Agia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 NY., 1997.

  2. 唐德刚先生在论及蒋介石式的寡头政治时,认为它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而非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换言之,寡头专权随着政治强人向平庸经理式人才的过渡,其权力随之“递减”,最终导向“民治”。参详氏著《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97以下。

  3. 昔年梁漱溟先生即曾有感于“老中国”历来是一个松散的文化共同体,属于“不像国家的国家,不要政治的政治”,不若近世西洋,往外用力,辗转于彼压迫此反抗,各以一己为核心而争求,进而将国家整合如同一个“公司”,并且运用此种态度于国际关系。进而,梁先生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近代的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是近世西洋社会—文化的一大特点,其对东方而言,集中表见为“近代国家内现代工业化的组织性的权能”,而这一切又深植于过去五百年间从中世向近代过渡中西洋“人生态度的改变”,“我”的觉醒。所以,在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背后有它的经济,而它的政经出于它的人生态度。它们环环扣合,出谷迁乔,一气呵成。宪政与法治,不过其间一端。以上参详氏著“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卷,页155;“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同前,第5卷,页50、46、59、108;《中国文化要义》,同前,第3卷,页50-51。并参详许章润:“西方法律文明与近代中国”,收见氏著《说法 活法 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70、98。

  4. 参详【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所谓“以行政吸纳政治”,源于英人治港的经验。参详金耀基:“性质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收见氏著《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21-45,并见氏著《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康晓光:“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8月号,总第72期,其完整版为“再论‘行政吸纳政治’”,收见作者自印《中国的道路》,页84以下,或者《仁政》,页69以下。对于康文的驳论,参详吴增定的论文“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74期,页16以下。

  6. 就此而言,2008年出现于中国的反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现象,以及与此相伴而来的对于“马锡武审判方式”的再评价,实可谓对于常态政治的背道而驰。

  7. 参详拙文“法学家:法律的良心”和“法学公民与知识英雄”等,收见拙集《六事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16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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